爱华网3. 挺进纽约华尔街如果说奔赴纽约华尔街是战略上的必然事件，最后落户到了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则纯属战术上的偶然。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有三：看广告寄简历，找猎头公司，朋友引荐。根据统计数据，这其中以第一种方式的成功率最低，基本上是石沉大海。试想，一个招聘广告，会吸引成百上千个应征者，要想在这浩瀚的人堆里脱颖而出，岂不是大海捞针，茫茫无期？而第三种方式的命中率最高，因为如果有内应的话，公司对征召人员就多了一份信任，也免去征召应聘过程中令人头疼的繁文缛节。所以，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奖金激励制度，凡为公司找到一个需要的人才，奖金一千或两千美元不等。我当时认识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不多，对华尔街的工作运行方式也不甚了解，所以，起初依赖的主要是猎头公司(head-hunter)。像我申请的这种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公司一般都指派猎头公司帮助物色。当然，猎头公司的报酬也不菲，一般为所雇员工几个月的收入。所以，猎头公司也相当积极卖命，力促般配成交。待我金融知识的佛脚抱得差不多了，心中有了点底气，便开始小试身手，斗胆地向华尔街挺进，同公司进行面谈，万里长征总得迈出第一步。这也是个学习摸索过程，看看自己迈向金融市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惨败而归，落荒而逃，从此一蹶不振？起初自然是碰壁连连。因为我有思想准备，对自己也没有过高期望，所以碰壁乃兵家常事，泰然处之，说一句“whatever！”(管它呢)。当然，“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在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整旗鼓，再接再厉。归纳起来，我当时有几大弱势，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经验。华尔街的公司大都势利实用，雇了员工就要马上上手出活，分秒不耽误。而我尽管有自以为是的理论功底、计量工具，别人看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当了教授，肯定觉得我脑子还听使唤。但我对具体产品的定价营销、市场规范等一无所知，不可能马上上手操作。一个公司若雇了我，还得花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对我进行培训，让我熟悉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说，我有一个“steep learning curve”(很陡的学习曲线)，要从零状态突飞猛进到专家熟手状态，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他们情愿保守一点，雇个已经在市场上跌爬滚打过的员工。记得当时同一家大银行的住房抵押债券部门面谈，感觉还不错，几轮都谈下来了，但最后他们还是选了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干过几年，从其他银行跳槽来的候选人。aihuau.com我没有实际经验，这是事实，但每个人都有这个从无到有的突破，都要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多零的突破，说明了总会有公司愿意招募新人，培养新手，愿意“放长线钓大鱼”，把希望寄托在新秀的总体贡献上，我只不过是要找到这种公司、这种部门而已。同时，我也对自己有所要求，多对市场做些了解，来弥补缺陷。另外一些弱势包括我来自加拿大，而非美国本土毕业的学者。美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自我唯上，容易将加拿大的人物、事物边缘化，不屑一顾。其实，加拿大几所品牌大学的教育还是非常严谨苛刻的，它们总在用美国一流学校的尺度衡量自己，向高标准、严要求看齐，也比较注重对学生关心培养。我一直庆幸自己在加拿大的九年，恶补了很多知识，增强了能力，树立起在北美这个社会里生存和发展的信心。我所在的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当时在全世界排名十四位，对学生要求甚严，尤其是在数量统计方面，上课全用数字符号论述，很少文字表达，不习惯的像是在听天方夜谭。我经常说，这个经济学学位，不亚于物理学学位，啃下来不容易。更何况，它还提供全额奖学金呢！难以想象，如果我在美国，是否会有如此扎扎实实的长进，是否会在五年时间里迅速完成硕士博士学业，是否会轻易在大城市找到工作。不管怎样，现在别人的偏见歧视，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我只有以后在工作上显示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别人刮目相看。在寻找工作和同别人的交谈中，也要学会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我得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比如，我知道自己不能做衍生证券的模型师，那些工作需要极度深奥的数学微分积分方程知识，一般都是数学、物理博士的拿手好戏，他们看微分积分方程符号，就像看文字一般从容自如。而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现在即便是提着灯笼，都赶不上。能读懂数字符号，了解个所以然和之所以然，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根本无从谈起对模型进行修改、建树和创新了。另外，我也不喜欢做需要花大量时间编写模型程序的工作。这类工作，在各种数理模型盛行的华尔街，有着大量的需求，需要专业人士将模型做具体实施运用。但向这类工作方向发展，基本上意味着自己还要去学习新的程序语言，而这通常又是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长项。我可以去学一点语言，看懂程序，但不喜欢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编写语言程序上，觉得不够“金融”。同时，我也不愿意去银行再当个经济学家，来回讨论一些宏观经济变量。我可以而且喜欢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除了上述的住房抵押债券，我对风险管理很感兴趣，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这些方面，需要很多市场知识和统计学技能，把各种产品进行归纳总结、量化分析。我对基金管理也很感兴趣，它对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知识有很高要求，我会学有所用。基金管理是属于前台业务部门，亏损盈利，立竿见影，应该会比较兴奋刺激。我并且认定基金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基金的基金，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称，将是金融业里发展最快的行当。因为它类似金融产业内部的中介机构，虽然不参与金融产品的研发定制，但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它将起着重要的分门别类、量体裁衣、专款专用等促进资金最合理分配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公司对学校出来的学究也还是有不少成见的：其一，认为他们不谙人间事理，清高孤傲，乐于批判，而不善于团结上下级和同事；其二，认为他们只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理论模型上的完美精致，而不顾实际操作运用的可行性、短平快等。这种成见不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因为学校的环境和要求与公司的氛围大不相同。学校里是一个扁平型组织结构(fl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没有那么多头头脑脑，上上下下，每个教授就像是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专心致志做好自己一摊事，系里事务由一大堆委员会统筹规划，系主任也主要是充当召集人、协调员的角色，而非握有生杀大权的老板。所以，当教授的人际关系颇为简单，只要做好学问教好学生便可，脑子里不需要紧绷一根处理好上级下级、老板同事关系的弦。相反，教授的脑子里老得要紧绷一根批判的弦，反问诘问别人的说法、做法，这样，自己的文章理论才能标新立异，才能有发表的可能。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若习惯成自然带到公司来的话，便会成为“眼中钉”、“肉中刺”，众矢之的。公司是一个层级型组织结构(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上下等级，壁垒森严。上级有他的指令，下级有他的服从。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强调团队协调配合精神。所以，批判指责型作风，不利于团结，反而会众叛亲离，欲速则不达。自然，公司有强烈的务实性，做的东西不求精致完美，但求成效快、回报大。所以，学究在公司的氛围里，会遭受文化冲击，需要及时妥协调整，以适合新形式、新环境的要求。至于说我是女性，是亚裔，这是否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的就业机会呢？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对女性、对亚裔的歧视。现在美国人学乖了，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的社会呼声和法律纠纷上，他们最起码在公开场合上表现得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上正确)，言谈举止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我倒是当面听说了他们对加拿大人的歧视，瞧不起加拿大的毕业生。不管怎样，偏见和歧视总是显性、隐性地存在，不可否认。重要的是不要让它过多妨碍你的工作和生活。我是凭本事吃饭，自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别人也是看了我的履历才同我交谈，谈的也是工作上的事。在华尔街工作的亚裔女性不乏其数，说明她们总还能破除偏见，争得一席之地。按照华尔街过来人的说法，凭我的履历，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只是迟早的事。有不如我条件的，也照样得到容纳。华尔街的金融人才市场浩瀚深广，聚集了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聚集了金融界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错落有致，适合各类人才各种背景。男女老少、黑白黄棕，只要你有点才能，华尔街便能有你用武之地，你便能找到niche(合适位置)。所以，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华尔街是智力的竞技场，才能的演绎厅，只要有才能，便能找到买家，受到青睐。而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则更是趋之若鹜，希望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各种各样背景的都有，我属于科班出身，其他的专业更是五花八门。公司有时候干脆就把面谈变成智力测验了，看看你的脑袋瓜子是否聪颖敏捷，而不只是在乎你的学历学位。经历过几次挫折，开始知道自己的长处短项，认识的纽约朋友逐渐多起来，学会了怎样同面谈者对答如流，接下来的路似乎越走越宽，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1997年底，一位朋友推荐我去美联储的纽约联储面谈的时候，我感觉已是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