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桥头堡。很多政策，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每每率先领头，不甘落后，以显示其重要性。纽约联储的这个政策桥头堡的作用，受益于它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历史、地理位置。早在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之前，纽约的摩根财团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中央银行的职责，在经济危机时刻提供紧急信用和流动储备。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多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比如，摩根、大通、花旗、纽约银行等，其他银行也多多少少在纽约有落脚处。现在，银行经营国际化，国际上有些规模的银行基本上都在纽约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诸如德意志银行、瑞士的瑞士信贷银行(CSFB)和瑞士银行(UBS)、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还有日本的诸多银行等。而这些外国分行和代理机构又大都属于纽约联储管辖，就使得纽约联储—— 也唯有纽约联储—— 能有这个条件，不仅掌握本国银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得到外国银行的宝贵材料。纽约联储的这个信息制高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金融监管部门所望尘莫及的，几千个大大小小、本土国外的银行聚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囊括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和人才，银行监管者们自可从中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由国内推向国际，近十几年来，纽约联储在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的舞台上，也表现活跃，扮演着重要角色。前面提及过的，我工作期间的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曾兼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此项殊荣足以证明纽约联储的世界地位。纽约联储有十多位专职从事监管政策制定的高层官员，对巴塞尔协议和其补充案了如指掌，用英文的白话说，这些政策都是他们的baby(婴儿)，亲手呵护，抚育成长。他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巴塞尔I的《市场风险补充案》，经常议论是如何力排众议推动这一历史创举的。在银行界，广为人知的纽约联储政策制定的代表人物是Christine Cumming和 Darryll Hendricks，前者曾于1997—1999年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组的主席，后者曾主管巴塞尔总体资本的工作小组。由于他们作风亲善又专业精通，银行界乐意与纽约联储交流对政策的看法。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的高管，也都多多少少在巴塞尔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要职。
纽约联储向来有与银行界合作协调、监管互动的良好口碑，这同它的历史地位和组织结构有不容置疑的关系(附录A中对此有详细描述)。纽约联储还经常有派往BIS的常驻代表，两年一期，回到纽约后一般都备受重用。综上所述，每当政策上有风吹草动，纽约联储便积极响应，率先采取行动，为美联储系统、美国其他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乃至其他国家监管系统和BIS提供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