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韩国企业来说，沈阳的这个春天有点儿冷。 3月26日，细雨中夹杂着少许雪粒。临近中午，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浑河站主街上的韩国人商会东陵支会，防盗门依然紧锁，玻璃上有防透视膜，台阶下是建筑垃圾。 “从今年元旦开始，就没见有人来过。”在隔壁超市老板的眼中，这个存在了数年、一度展销红火、车水马龙的韩国人商会，当下与关张无异。 在商会对面，浑河站民族开发区族旺路3号，庭院寂落，门上挂着“出售厂房”的牌子，留守的看门人在值班室内鼾然入睡，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的味道。2008年春节前，这家名为“现进”的韩资手套加工厂在遣散了4000多名中国工人后，迁往越南。 现在，浑河站由韩资带动的手套、服装、家纺等轻纺加工业正趋于落寞，大半的厂家已经消逝；而在韩企的另一个集中地——沈阳市东陵区鞋业园，同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8家韩资制鞋厂，从2007年至今也有4家非法撤离，形式与此前发生在青岛的韩企“半夜逃逸”如出一辙。 来自沈阳韩国人商会的数据表明，该市现存的韩资企业约400家，近700家韩企已在过去的1年间消失，而这其中不乏非法逃逸者。 撤离者与留守者 3月24日，一场春雪过后，姜传龙踏着一路的泥水前往东陵区鞋业园的敬周鞋业有限公司，他说，“不能让其他债主抢先把设备拉走。” 敬周鞋业是一家韩资企业，在停产后日显破败。1个多月前的一天，当每天组织生产的老板没有准时出现在工作车间的时候，姜传龙以为老板有急事回了韩国。作为技术主管，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40多名在产工人放假休息。直到沈阳广宜街鞋料城的原料供应商和鞋业园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频繁造访，姜传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都30多岁了，当时咋儿还那么天真呢？”后来他才记起，与老板同时消失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公司财务人员。
“我们都被甩了。”这让姜传龙和厂里的40多名工人很沮丧，“而且，奇迹不可能出现了。”他们后来才知道，该厂老板文敬周不仅欠着20多万元的鞋原料款，而且还拖欠着数万元的厂房租金和物业费。 “当然韩国人还欠着我们40多名工人近30万元的工资。”姜传龙说，他们现在每天能做的只有轮着班看好厂里的几十台机器，然后组织到法院起诉，因为有的债主已经放出了话，“再拿不到钱就来拉机器。” 就像一个战壕里的部队，团长没发一句命令就独自撤退了，而雇佣兵们却还在原地待命。 在从技术主管沦为“看门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姜传龙不但不寂寞，相反，他的身边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过去一年里，姜所在的鞋业园相继有4家韩资企业不辞而别，身后都留下了工人工资、原料款、房租、物业费等巨额债务，总数相加超过200万元，这其中的100多万元是拖欠工人们的工资款。这些拿不到工资的工人，一有空儿就来找姜传龙打听相关消息和事态的发展。 由于沈阳满融经济区里也有众多韩企，姜传龙曾一度寄希望于在那里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蛛丝马迹。可是到了满融后他却发现，那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本来指望来这里打工赚点钱供妹妹上大学，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来自吉林的李兴荣是满融经济区另外一家非法撤离韩企的员工，现在除了与其他工友轮流看守厂里的设备外，他还要到劳动力市场去打些零工以维持生活开销。 韩国进出口银行2月份发布的报告称，在过去5年中，中国青岛地区有206家韩企采取非正常手续撤离当地，其中近半数韩企非法撤离的时间在2007年，这些企业集中于纺织、皮革和首饰加工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 尽管韩亚银行沈阳分行拒绝提供撤离沈阳的韩企的具体数目，但无论是正常撤资，还是非法撤离，大量中小型韩企正在离开沈阳是不争的现实。 来自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信息表明，截至2007年末，沈阳累计批准设立的韩资企业有3840家，而沈阳韩国人商会“在沈韩企现为400家左右”的数字，仅为曾注册韩企总量的10.4%。 韩企的黄昏？ 在东陵区鞋业园东影制鞋厂里，高分贝的快节奏音乐通过巨型音箱传送至车间的每一个角落，工人们随着音乐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工作节奏。鞋业园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韩资鞋厂的“特色”，也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 除了高分贝、快节奏的噪音污染以外，发生在2004年的吉林省某韩资企业15名女工集体中毒事件，则清晰地勾勒出部分韩资鞋厂的空气污染状况。据悉，在那次女工中毒事件中，一名中毒女工的眼睛一度失明。 事实上，那些只知终日埋头苦干的工人们也许还不知道，即使东影鞋厂不借助“音乐特色”提高工作效率，他们的劳动也足以为韩国老板带来巨额收益。 “这是事实。”东陵民营加工区里的韩企——东影制鞋厂的老板郑东哲承认，沈阳的劳动力在2003年以前已经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计件工人生产一个鞋底的人工费最多只有5元钱，而在韩国这个数字至少要翻到5倍以上才有人干。” 因此，郑东哲目前仍不打算撤离沈阳。 郑东哲表示，劳动力价格上涨和《新劳动法》的实施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对韩企造成冲击，真正让韩企萌生退意的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和韩国经济遇冷。 姜传龙所在的敬周鞋业有限公司的订单全部来自于韩国，在老板逃离前半个多月，企业里的工人就已无活儿可做。 东陵区政府相关部门也明确表示，与中国近年来外资利用规划有关，以前在土地使用和税费等方面给予劳动密集型韩企的优惠政策，目前均到期或合理改变。 “当初订的大多数优惠政策都是十年，现在到期了，韩企搬走，主要是因为政策没了。”浑河站一韩资家具厂的留守者说，“算盘打得啪啪直响的韩国人，之所以要走还找那么多借口，就是不想戴个‘背叛’的帽子。” 从1998年东陵区开始执行的《关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在东陵区投资规模200万元以上的外商企业，该区将企业发生的区本级税收中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第一年100％、后四年50％返还给企业。 这一政策旨在推动外资企业在本地区谋求长远发展，但部分韩企却在享受政策扶持期满后，迅速撤离。 相比之下，在急切渴望吸引外资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相对优越的扶持政策后，一些沈阳的韩企便迫不及待地撤离。在撤离过程中，出于甩掉包袱或担心清算过程影响企业下一步经营战略的心理，一些韩企选择了非法逃逸。 郑东哲说，如果企业不能适时地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调整经营思路，被迫走掉的韩企会越来越多，“但相信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成功”。 撤离之后 东陵区浑河站民族开发区内，路边的烤肉店和小型KTV的韩语招牌记载着这里曾有的繁华，而今这些招牌大多被“对外租兑”所掩盖。 一位当地居民说，原来这里的韩企特别多，大都是服装厂或手套厂，韩企老板和员工是这些小店的常客，当时要是盘下来一个店面相当不容易，不是因为开价高，而是根本没有人舍得卖。 “我们超市的营业额今年下降了2/3！”浑河站超市的老板指着“现进”厂区说，“原来手套厂一家就有四五千人，现在只有两三百人，怎么比？” 在民族开发区内几条街路上，很多韩企厂房外的招牌都已经摘去，大门紧锁，上面张贴着出租广告，但谈价钱的人很少。“我来这里租房，是做服装还是做手套？”一位到此谈生意的老板说，“做生意是要讲产业集群效应和氛围的。” 大量韩企的撤离，直接给沈阳低端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竞争压力。以每户企业平均40名工人计算，700家中小型韩企吸纳的就业人数高达28000人，如今，这些人都要到劳动力市场去重新寻找工作；而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些缺乏其它技术专长的女性农民工。“不管给多少钱，我们都得干，不然能去哪儿呢？”从韩企转至本土服装厂工作的缝纫女工张静说。 当然，受此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韩国，特别是韩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即使要逃跑，至少也要发完工资。”韩国人社团曾批评说，逃跑企业的行为使韩资企业形象受损，其后果则必须由留守中国的其它企业承担。 韩国产业资源部也曾表示，“部分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撤离，但是在拖欠工资、贷款以及正常税收的情况下擅自撤离，给其它韩国企业和旅外韩国国民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周”还在继续 韩国权威媒体《东亚日报》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06年以来，由“韩国周”掀起的投资热情一轮轮高涨，有60％的韩国中小企业愿意到中国东北投资，其中有九成左右首选沈阳。 事实上，东北三省多个城市每年举办一次的“韩国周”，已经成为韩企集中而快速进入中国的绿色通道。以沈阳“韩国周”为例，2005年签约的项目有241个，2006年117个，2007年105个，韩企入沈数量年年过百。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以韩国国内订单为主的韩企一旦来沈投资，从洽谈、选址到投资、投产最快的只需两三个月。“很多中小型韩企决定落户中国，正是看中了各地政府在支持韩商投资方面的高效率，” 一家韩资制鞋企业老板坦言，各地政府往往只关心投资额度的大小，对韩企投资产业的市场前景和产品订单的可靠性保障等，因不甚了解而鲜有过问。 “我所在的韩企就是这种神速招商的产物。”姜传龙说，除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当初敬周鞋业老板文敬周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而撤离沈阳的数百家韩企，也恰恰是那些投资热情高涨的中小型企业。这表明，依托于“韩国周”的招商引资政策，应多加检讨，更有专家将其界定为招商“选”资。 “应引导韩资更多地向沈阳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博士张东明认为，从保障本土劳动力权益和地区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应该把招商工作做得更为细致，甚至辅导企业认识投资风险；同时，有必要对招商后的监管工作加以完善，以免发生非法撤离的过激事件。 东陵区鞋业园在经历4家韩企非法撤离后，开始给入驻的外资企业设置门槛，现在，该园区要求进驻开业的外资企业必须先缴纳10万元保证金，用于该企业一旦非法撤离后对其员工进行补偿。 即将召开的“2008沈阳韩国周”，也将活动的主题设置为“亲环境·健康产业博览会”，电器、电子、汽车配件、医疗器械等升级产业，成为本届展会沈阳对韩招商的热点产业方向。此前，成功引进给三星和LG配套的两家电子元器件工厂，已经成为沈阳满融经济区新的一年“对韩招商初见成效”之作。 然而，这些“升级后”的高科技韩企，真的就是沈阳的好伙伴吗？ 2005年6月，韩国三宝电脑公司在其本土宣布破产。这家有着两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营收额超过40亿美元的韩国明星企业，其实早在同年的4月份之前，财务状况就已恶化，5月已有破产的传闻，然而直到破产前，国内的各机构依然被蒙在鼓里。 同其它韩资企业一样，沈阳三宝电脑的厂房，也是租用中方的；在过去的6年间，因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该公司每年创造数亿美元（1999年，3.3亿美元；2004年，6.8亿美元）的出口额，在沈阳纳税却不足百万人民币。 除了残值较低的陈旧生产线，沈阳三宝并无其它剩余资产可供中国的债权方瓜分。突如其来的破产，让沈阳三宝电脑——这个当地最大的外商投资出口企业，“韩国周”的尊贵客人——的1200多名员工顷刻间失业，并导致中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5000多万美元的贷款无法收回。 历史还会重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