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存在的高风险 温饱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千美元,经济总量达到1.3万亿美元。

国际公认的,人均收入达到1千美元,经济社会就算解决了温饱问题;超过3千美元,就算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跨越温饱阶段,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住的大问题,我们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地少了起来。没有错,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不稳定的社会,一定是高风险的社会。但是,这可不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地少了下来,社会风险就必然地降低了下来。个人的看法,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

说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不是说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强度变得更大了,而是说在这个阶段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数会多起来。在温饱之前的阶段,我们也面临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甚至是棘手的问题和矛盾,但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矛盾毕竟单一得多。然而在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和矛盾;二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三是伴随经济增长,国家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从而必然地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更多的冲击和风险。

首先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有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起飞,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这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和矛盾乃是经济起飞的必要的代价。所以我们讲这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在经济起飞阶段,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待于我们在现阶段给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需要我们从现在起逐步地给予解决。纵观先发国家的成长路经,莫不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当年莱茵河污染是极端严重的,是经济发展了然后得到治理的。当年西方国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了然后才得到解决的。

其次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人均收入达到1千美元,这是收入增长了。收入增长后,人们当然地要增加消费。但是,人们的消费可不是平稳增长的,而是伴随了结构的巨大变化。恩格尔法则讲的就是这样的结构变化。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阶段,是消费结构剧变的历史时期。

收入增长了,人们就不只是骑自行车和坐公交车了,而是要购买私车的。沈阳的经济形势不算好吧。但就是在这经济形势不算好的沈阳,平均每天售出100多台汽车。一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年就是3万多台。车多了,必然要求道路要加宽。道路跟不上,老百姓就会不满意,就要闹意见。他买车花的是自己的钱,又交了税,你政府不能提供通畅的道路,他就有意见。车多了,油的消费也会大幅增长,油价的涨跌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你政府油都搞不回来,你的外交能力在哪里?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是要闹意见的。这从居民用电电价上涨后老百姓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意可见一斑。还有安全问题。收入增长了,外出旅行和参加商务活动的人就会频繁和多起来,这对于政府的安全服务显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此等等,是不胜枚举的。

收入增长了,人们不只是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还必然地要求增加精神产品的消费,还必然地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语“饱暖思淫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话虽丑,但理是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无须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相对滞后的。我们最终是要面对这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和矛盾的。

 现代社会存在的高风险 温饱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社会

再次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和风险。与收入增长相伴随,必然地对外依存度要提高的。对外依存度提高,这既是增长的结果,也是增长的原因。今天,我国50%的原油要依赖进口,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我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今天,我国GDP的25%是出口部门创造的;我们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接受国。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贸易和其它方面的摩擦。比如我们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而我们与日本在东部海域的争端就与能源争夺不无关系。今天,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治中的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是没有几个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到处伸手,到处管事。殊不知,这背后也有收入增长后美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缘故。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远远高于欠发达国际。这不只是有没有能力参与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参与的问题。对外依存度提高客观上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年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是形势使然的缘故。参与国际事务,也是巨大的挑战。

是的,人均收入在1千至3千美元的时候,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就很是动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运动此起彼伏。我们不能说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了的缘故吧?事实是,那时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改善了。个人的看法,这些动荡恰恰是收入增长的产物。是收入增长带来的新的需求引发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人民对于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政治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带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

很多的后发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滞下来的。一些拉美国家也曾有过骄人的增长业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曾得到过极大的改善,但就是在这个阶段,社会动荡起来,经济发展停滞了下来。原因纵然很多,但没有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阶段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此点不可忽视。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一些特别的困难。一般来说,后发国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少,中等收入的居多,那么这个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哑铃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多,中等收入的居少,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具有稳定性。当年艾柯卡就讲,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像克莱斯勒工人那样每小时挣十四、五美元的广大中产阶级。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创造出广大的中产阶级呢?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问题尤其突出。中国面临八、九亿农民的约束。现实的情况是,20%的人口占有着80%的储蓄存款。我们能够做到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吗?不能够做到的话,它对我们的其它制度安排会产生怎样的要求呢?比如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提出怎样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来吗?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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