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朋友给我发来斯蒂格利茨的吉大演讲录，要我比较他与张五常的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有何不同。我细读了两遍。总的感受，张五常的解释有一个收敛着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产权和交易费用，以及合约和组织的结构；斯蒂格利茨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很散的。
感觉上，张五常的东西实证的成分多，而斯蒂格利茨的东西规范的成分多。张五常也提政策建议，但一般只是在产权等几个基础的方面提出应该怎样做。斯蒂格利茨则不同，他有很多的应该，缺点是没有指出这些应该彼此有着怎样的关系，又有什么机制可保障其得到实施。比如，斯蒂格利茨很是关注公平。他讲社会发展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讲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公平的重视不够，最终导致转型的失败；讲中国就要好得多，并且提醒中国仍要关注不公平现象。可是，诚如张五常所强调的：“困难不在于说人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而是要说在怎样的组织结构下，人民有哪些权利与义务。”斯的演讲是问题导向的，不是分析。
而且很明显，斯蒂格利茨对于政府作用的强调显然超过了张五常。
斯蒂格利茨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也不一定对。比如他关于东亚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就不对，关于拉美经济没能持续增长的解释也不对。他讲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拉美等国经济发展没有进一步加快则是因为没能实现平衡发展的缘故。平衡的含义，包括市场与政府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平衡，等等。他强调中国政府在平衡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些与事实不符合。
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不是政府刻意实施平衡战略的结果。至少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不是的。我们不是讲允许一部分个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吗。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口号是很响亮的。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背景。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恰恰是个人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政府并没有去拉平这种差距。城乡之间的差别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呢？在改革开放初始，伴随着农村改革的首先成功，城乡差别有所缩小。但这种缩小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并不是政府实施什么平衡战略的结果。84年城市改革开始以后，城乡差别又有所扩大。没有错，中国政府对于“三农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但这种重视是不是为了缩小城乡差别我认为要打问号。而且，政府重视“三农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缩小了城乡差别，这也可以观察。
斯蒂格利茨太强调政府的作为了。他讲拉美的经济增长没能持续下来，似乎是政府没有实施平衡发展战略。而中国和东亚的增长持续下来了，似乎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的缘故。但实际情况是拉美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中国和东亚实施的是出口导向或者比较优势战略。前者经济的产业一定是比较劣势产业，需要政府对于市场的大量干预和介入。后者经济的产业一定是比较优势产业，恰恰要政府放任市场。所以我的看法与斯蒂格利茨的看法不同：拉美经济没能持续增长是因为政府作为得多了，东亚和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恰恰得益于政府作为得不是那么的多。
对于中国经济的解释，我认为还是张五常的比较可取。张五常强调三点，一是私有产权，不要看名义上的权力配置，要看事实上的权力配置；二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层级制度安排；三是民主要建立在清楚的权利界定基础上才是可取的。我们得承认，无论是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企改革中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向私有产权的回归。中国有三次发展浪潮：第一次来源于农业和农村层面的改革和开放城市服务业；第二次是经济的对外开放；第三次是由国内市场的发展引领的，首先是基础设施，其次是城市消费者需求。宋国清教授很是看清楚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约束条件。他讲到亿万农民每人一点的储粮售粮行为就会引起市场的剧烈变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增加了亿万农民的收入，哪怕是不多的收入，加总起来也是极端可观的。单从这里看，产权改革功不可没。张五常关注中国经济成功的产权基础，是抓住了要害。中国的地区竞争很激烈，是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张五常关于民主要建立在清楚的权利界定基础上的观点很深刻，很重要，至少对于我们理解转轨经济的绩效差异是重要的。
最后，我讲一讲与改革相伴随的腐败问题吧。不说腐败促成了公产向私产的界定。有不少人这样看，也有不少人持批评态度。我的看法，要区分改革初期的腐败和改革后期的腐败，二者性质不一样，后果也不一样。改革初期，受计划体制的约束，很多事不能干，但你贿赂了官员就可以干了。腐败显然促进了市场的形成和产出的增长，是一种改进。后期则不一样，私有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已经得到承认了，很多本来可以干的事，不行贿受贿就干不成功。这时的腐败显然是对于私有产权的破坏，是对市场的阻碍，不利于产出增长。我的判断，早期的腐败收益大于成本，晚期则相反。至少，我们不能把早期的腐败看作都是代价，更不能以这个东西来反对改革了。中国的腐败（至少改革初期的腐败）与拉美的腐败有着不同的性质，其净福利效果不是一个寻租模型可以概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