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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表示，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八七”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头两年平均每年不到200万人，去年甚至出现扶贫开发以来首次少量反弹。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似乎是，按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扶贫投入来计算，无论如何也不该有这种情况发生。问题的症结是，思想的贫困困住了扶贫者和贫困者。 中国经济的患贫、患困，历史由来以久。在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社会，整体上要比邻国、乃至中世纪的欧洲富强。在中华疆界范围内，汉族居住区域的经济文化比周边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的经济文化发达。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多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但即使是在这些时期，在经济文化上汉族区域仍然表现出其富足的一面，这从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兴汉学、重汉吏等系列举措中可见一斑。 国家的患贫病根在统治政府，百姓的患贫其根在思想。中国古代王朝的患贫不是因为经济落后周边国家与民族而贫，而是由于政权的腐败导致的国贫、民贫。近代中国的患贫则是因为政治与经济落后而相对西方的国贫与民贫。古代与近代的经验教训还历历在目的今天，百姓患贫的问题仍然存在是必然的。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政府的有关发展策略造成的。但扶贫不治贫却是思想不能脱贫的结果。 向贫困开战，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不可避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与富共存。经济扶贫的同时忽略了思想扶贫，从而陷入越扶越贫的怪圈。我们可以说，贫困人口增加是因为腐败群体增加，也可以说，基层政府工作乏力，盲目开发，强征土地，直接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但是，思想、灵魂的贫困一天不消灭，经济的贫困就不会消失。帮助经常饥饿的人一块面包解决不了他的温饱，不如给他麦种，教会他耕种、收获和制做面包；而要使他生活更好则需要教会他如何去经营面包和利用面包赚取更多的面包。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没有做到！所以，经济患贫的根源还在于思想的患困。经济的忏悔使我们懂得，21世纪的世界与21世纪的中国给了彼此一个恼人的惊喜：世贸接受了中国，中国要履行自己的承诺…。百姓关心自身的经济生活，国家警惕强权的侵略。经济生活的激流拍出繁多热点，这热点又化作浓雾，迷惑我们的生活。“西部大开发：到底谁开发谁？”、“经济扶贫：到底谁扶贫谁？”、“教育经济：是教育‘教育’ 经济，还是经济‘教育’ 教育？”、“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开化’,还是‘化’全球经济？”。思想…！摆脱贫穷呼唤思想脱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