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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和“知识失业”已成为中国转型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教育的沉疴与危机，另一方面也簇生了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契机。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高工资、高福利、高生产率的产业发展战略，首先必须进行教育结构调整。 教育结构的调整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其中坚持“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和市场化、社会化取向的教育资源配置最为关键。 随着“世界工厂”的成型与高校扩招的持续，当下中国正在出现两种不可思议的景象：一是大量工厂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正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这就是目前热议的“民工荒”和“知识失业”现象。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压力企业怎么会招不到工呢？或许，企业的低工资、低待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民工所受到的城市排斥和不能按时按量得到工钱，以及“一号文件”的政策春风，都可能是民工“转业”的原因。其实，民工是不“荒”的，真正“荒”的是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民工。可见，“民工荒”的根源在于民工的教育素养和职业技能缺乏！然而，具备一定教育素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又如何呢？据有关媒体和部门统计显示，这些年来大学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基本上维持在60％～80％。今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60％（《光明日报》04－06－08）。连发达地区的就业率都不到六成，不发达地区的就业率就只能甘拜下风了。于是，有学者惊呼“一个知识失业的时代已经来临”！（王效仿：《知识失业：一个时代的来临！》，《东方》2003年第4期）。“知识失业”乎？不管承不承认这个概念，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事实已然存在。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及其相关技术教育，于是“笨拙”的民工慢慢地理解了“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的道理，他们所从事低报酬的脏累活以及连工钱都无法保障的情形已经使他们产生了对打工生活的厌倦。而高风险的工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频发以及防护知识的匮乏也促使他们开始顾念生命的成本。以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企业却又不愿意对松散的、极具流动性的甚至文化程度极低的民工们进行任何教育上的投资，更妄谈如日本企业般的“终身教育”了！试想，一个技术密集型企业愿意花几年时间去培训一个既有素养又符合技术要求的民工吗？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愿意为上了一定年纪的民工承担不菲的医疗保险和养老费用吗？在民工的工资都难以支付的情况下，何况针对民工的“维护性教育”呢？更可怕的是民工子女们的“可持续教育”问题，城市对外来民工子弟的歧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质量的忽视以及超过实际教育购买力的高昂学费都将可能造成“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在产业升级换代迅速的时代里，下一代的劳工又如何成为较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工人呢？由于近些年来几何级数增长的高校扩招政策，也由于原有的计划“包销”式就业政策向市场就业政策的转变，“知识失业”出现了。在此，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怀疑市场就业政策和教育消费政策的应然性，因为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是转型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所制造的“政策阵痛”却是无法避免的，这应该是已经或将来的知识失业者所理解和包容的，同时也必然需要过渡时代中的一部分人承担一定的政策代价和改革成本。然而，“知识失业”的关键并不在于“扩招”或就业市场的“人满为患”，而在于教育机构和谋求就业的知识者本身。在政府主导的社会里，高等教育机构的眼光瞄准的仍然是“部长”、“省长”或“市长”而不是“市场”，于是学校政府化、学术权力化、专业刚性化、师资定型化，纵算开设了符合市场的新专业也由于师资不济而无法培养社会急需的市场型人才。我们的教育似乎一味追求培养“奥赛尖子”、“科研骨干”和一窝蜂地“大炼文字”、“话语诠释”，实际上那种把所有人都往金字塔塔尖赶的教育和过多的意识形态偏向投资的教育只能退化为空洞而又乏味的教育！几十年一贯制所形成的教育设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重脑力轻体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思维轻技术”、“重整体轻个性”、“重意识形态轻生活现实”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们，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市场排斥知识”的现象。同时，一些自视为“白领”的大学毕业生们却出现了有岗位不愿就业的现象——不肯到基层就业、不愿到有损“面子”的行业就业、不屑到“不对口”的部门就业——职业歧视与基层鄙视心态一览无余。可见，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是残缺的、非合理的和去市场化的，专业结构与师资结构是疲态的、惰性的和僵化的。君不见，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订一空，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在苏州，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超过了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浙江奉化一家企业愿出30万年薪招聘一位高级模具技工，让许多博士生皆自叹弗如！（《光明日报》04－06－08）所谓的“知识失业”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是远离时代、远离社会、远离市场所形成的“专业知识”相对过剩造成的。其实，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以及那些已经或正在沦为知识失业者是无辜的，当下急需改变或调整的是高等教育结构本身！ 针对当下正在出现的“民工荒”和“知识失业”，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呢？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政府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政策调整和公共管理的职能。为此，政府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农村公共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几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举世瞩目，但教育投入状况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600美元，国家教育投入则应占GDP的4%。从2003年的统计来看，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但教育投入还仅仅占GDP的3.41%，连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都不到。因此，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自然而然；而在经费的投向上，则必须面向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以避免“读了初中就打工”和“念了大学便失业”的窘境！第二，降低大学学费标准，完善奖助贷政策。从国外经验来看，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人均GDP按1000美元计算，学费不应超过200美元，即人民币1700元左右，可如今高校的学费基本都在5000元以上。因此，切合普通家庭的实际教育购买力降低学费是必要的，以避免“有钱人受教育”和“受了教育更有钱”的教育马太效应；切实解决寒门学子“入学难”问题，国家应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力度，能使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无忧；在市场急需行业所对应的相关专业领域，国家应加大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的政策倾斜；引导企业在大学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第三，加大高校体制改革的力度，调整专业设置和提高师资水平。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非教学冗员充斥，“大学城”建设有增无减，非生产性开支居高不下，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学术泡沫和学术重复建设随处可见，大学成本高昂，高校体制改革已经显得相当迫切。按照市场需要与社会需要设置专业和配备师资，对非适应性、重复性的专业实行“关停并转”，开展社会联系并对师资进行相应的定期培训和再教育已经必然。在适当保留“985工程”和“211工程”所属的研究型大学的同时，调整其余大学的办学方向和教学目标也已必需；此外，应坚决刹住“专业大学不专业、职业学院不职业”的不实之风！教育必须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服务，教育必须作为“工作母机”进行优先发展。惟其如此，“民工荒”和“知识失业”才能有效阻滞，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实施到位，现代化建设才能欣欣向荣，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复兴！在邓公百年诞辰之际，我们重温“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语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