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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合作论坛的启动以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拉开帷幕。这个由面积占全国1／5、人口1／3、经济总量1／3的内地9省区和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所组成的“产业差异明显、经济互补性强”的超大区域合作组织将搅动大半个中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产生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但我们知道，这种“9＋2”的政策效能并非简单的加减法，其所产生的政策组合优势也非人们预想的算术或几何效用级数那么美妙，显然它是一道由决策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所组成的复杂的政策方程式。实际上，现实为这个区域的发展给定了若干个公共政策问题，那就是区域经济差距和产业分工区隔所导致的非均衡发展以及市场的充分扩散壁垒。既然意识到问题的所在，“泛珠三角”的行政首长们能走到一起进行决策，本身说明这种决策变量是一种非负数变量，它反映的是时代的耦合和市场的选择。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已经明白无误地昭示“9＋2”的政策目标是“多边共赢”并希冀寻求区域发展的最大化。金融和服务业具备世界竞争力的港澳、有着强大加工制造能力的广东以及饱含丰富资源的内地能够走向合作是秉承“自愿参与、市场主导、开放公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的。“9＋2”的互动博弈是一种合作性博弈抑或非零和博弈，是弥合区域经济社会差异走向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的次优选择，尽管它并非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事实上，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的要素流动，从而促使11个经济单元的利益最大化，是包括湖南在内的每一个参与单元的政策目标取向。可是，我们还必须充分考量这种大型区域合作的约束条件，那就是相当多的地方本位主义意识和区域性“政策壁垒”的存在。特别是体制性障碍、基础设施瓶颈和产业的同构化趋势将极大地妨碍这个“初生”的“泛珠三角”。合作的倡议者是广东，而非港澳，更非珠三角的“新元素”们。原想不落后于“腾飞的长三角”的广东，其政策姿态与政策协调能力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已有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经济的较量更多的是政策的较量，于是“三大沟通协调机制”和“九大协作网络”显得特别的及时和必要。我们亦必须考虑到，在基础设施、商务贸易、旅游、农业、劳务、科技文化、信息化建设、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领域未来的全面合作中，公共政策的融合、协调和均衡将会是一道难于细算和难于调理的非线性工程。但无论如何，“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湖南将会以积极的姿态和建设性的行动融入到“9＋2”的方程式当中去！ 2004－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