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真人真事，最初出现在正规学术杂志上，文章名为“Monetary theory and the great capital hill baby-sitting Co-op Crisis”，译作“货币政策理论和国会山照看孩子合作社的大危机”。而我是阅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知道该故事的。克鲁格曼是当代顶尖的经济学家，他说该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足见其分量。
真人真事
华盛顿国会山一些年轻夫妇组成一个互助社，相互帮助照看孩子（Baby-sitting）。在美国，家长把小孩儿单独留在家是违法的，而找人照看往往很麻烦。因此一个照看孩子的互助社无疑对大家都有利：今天小李家两口子要出门，可以把孩子交给小钱家，小钱夫妇反正都要照顾自己的小孩儿，多照顾几个也多花不了多少功夫；改天小钱家两口子要出去，可以把孩子交给小李家照顾。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家庭（150）参加，不太可能发生所有夫妇在某一天都要外出的情况，因此互助社基本上解决了找人看孩子的问题。
但难题是，怎样保证公平，也就是说，怎样让每对夫妇照顾他人孩子的次数和自己孩子被照顾的次数大致相等？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公平，但这是后话。结果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互助社的管理人员发行了一些“看顾券”给每个人家。小钱家的孩子要让小李家照顾两个小时，小钱夫妇得给小李家两张“看顾券”。这样时间久了，只要没人作弊伪造“看顾券”，每家人家的付出会大致等于回报，系统几乎是完美的。那怎么会发生“大危机”呢？
问题的起源不明，但是流通中的“看顾券”数量越来越少。夫妇们开始警惕，开始攒“看顾券”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也就不愿轻易出行“浪费”“看顾券”。而一对夫妇的外出是另一对夫妇赚“看顾券”的机会，所以夫妇们感觉“看顾券”越来越难赚，于是更不愿外出...总之，恶性循环，合作社陷入了“经济衰退”：总需求不足，因此产出（照看孩子的数量）低于生产（照看孩子）能力。
因为参加合作社的夫妇大多是律师，他们不相信合作社的“经济衰退”是货币政策的问题。他们打算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于是通过动议，要求每对夫妇一个月至少外出两次...但“法律”没有解决问题，最终还是经济学家出点子，增加发行“看顾券”。流通中的“看顾券”多了，夫妇们外出的顾虑少了，于是照看孩子赚 “看顾券”的机会多了，于是流通中的“看顾券”更多了...总之，因为这个简单的货币政策（印钞票），合作社一下从“经济衰退”中走了出来。
利率成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国会山看顾孩子互助社”是个生动、简单、管用的经济学模型，它出自真人真事，因此别具魅力。优秀的模型稍作变化，就能解释新现象，“互助社”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给“看顾孩子互助社”的模型加点东西，使得“互助社”的货币政策更接近现实。毕竟，不管是格林斯潘还是周小川，欧洲央行还是日本银行，目前用的最多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再是货币供应总量，而是利率。
假设“互助社”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夫妇想连续出门，以致积攒的“看顾券”不够用，他们希望借些“看顾券”以供眼前消费，并愿意以后加倍偿还。这时为减少大家互相借贷讨价还价的麻烦，“互助社”的管理机构开始提供“看顾券”借贷服务，并集中管理借贷条款，也就是利率。举个例子，今天小李家向“互助社”借4 张为期一个月的“看顾券”，“互助社”规定一个月后小李家该还给“互助社”除“本金”（4张）之外额外的“看顾券”数量。如果规定付一张额外的“看顾券”，那么利息是一，利率是月利25％。
“互助社”按照“看顾券”的供求关系调整利率：当“互助社”里想着外出的夫妇增加，“看顾券”的需求上升，相应地人们开始发现找一家愿意看孩子的越来越难， “互助社”于是提高利率，让一些本来要外出的夫妇觉得这时候借“看顾券”不划算，因此放弃外出计划，在家顺便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反之，借贷需求下降，人们开始觉得很难找到看孩子赚“看顾券”的机会，“互助社”则降低利率，鼓励人们外出，使得其他夫妇更容易找到赚“看顾券”的机会。总之，“互助社”出现了一个现代中央银行，用加息给过热的经济踩个刹车，用减息给萧条的经济打个强心针。
流动性陷井（Liquidity Trap）
但利率浮动有局限：它不能降到零下。假设“看顾券”的需求有季节性，分成夏季和冬季：夏季大家都想出门，借贷需求上升，人们为找不到愿意看孩子的人家而烦恼；换句话说，太多的消费追逐有限的资源，经济过热了。冬季大家都不太想外出，不仅不想借“看顾券”，相反人们想为夏季积攒一些。但大家都这么想，于是开始找不到看孩子的机会。看到这样的“经济形势”，人们更不想“浪费”“看顾券”，于是别人更找不着看孩子机会... 这样恶性循环，人们的消费（外出）远低于正常水平，人们的生产（照看孩子）能力远远剩余，一句话，经济进入衰退。夏季的问题好办，只要利率定得足够高，没人愿意借贷，等储蓄的“看顾券”用完，就乖乖地歇在家给别人看孩子。冬季的问题可能会很棘手，大家都想在冬季大量积攒“看顾券”，就等着春暖花开再使用，即便“互助社”把利息调到零，仍然不济于事，这就是著名的流动性陷井（Liquidity Trap）。
是的，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流动性陷井（Liquidity Trap）决不是空中阁楼。它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出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就从此消声匿迹。实际上，以克鲁格曼为首的相当多经济学家同意，九十年代的日本就深陷其中，今天有没有走出来仍然是个问号。
通胀出萧条（Inflate out of Depression）
首先要说明，“互助社”冬季的衰退并不是完全因为夫妇们的季节爱好。“经济低靡-消费信心下降-经济更低靡”的恶性循环给了“互助社”不应有的衰退，导致 “互助社”的照看能力剩余。换句话讲，“互助社”的衰退是病态的，需要外力医治，如果可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Keynesian）都会同意这一点，而一些新经典主义者（New Classicals）和几乎所有实质经济周期主义者（Real Business Cyclist）会认为，经济衰退（经济周期）是良性的，只反映消费者消费倾向的改变、技术更新、人口变化等自然变化，因此不需要政府的介入。笔者不能认同。
当经济陷入衰退，政府通常有两个对策，积极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和扩张性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首先，消费者不是不愿意消费吗？好，我用财政政策来帮你消费，我建桥梁、修公路、栏河建坝、扩军备战等等。我修一座桥梁，修者的钱袋充实许多，他们于是比以前更愿意消费，增加的消费又使另外一些人的钱袋充实许多，消费能力上升，如此复始，形成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 （Multiplier），使得有限的公共投资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如果财政政策的剂量足够，消费水平可望恢复正常，1929-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就是这样被医治的。如果用药太猛，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不用慌，砍项目、升利率，经济自然凉却。一般来讲，经济过热，尽管也是病态，比衰退容易忍受，也比衰退容易治疗。
其次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像“互助社”管理者所做，当发现人们越来越不愿消费，他们就降低利率，鼓励借贷和消费。1987年美国股市大崩溃，幅度不次于1929，消费者信心严重受挫，一场经济衰退似乎不可避免，但FED主席格林斯潘当机立断马上降息，经济竟然安然无恙，当年度实际GDP比86年增长 3.4%。如果格林斯潘反应迟钝，导致经济衰退，不用慌，只要反应过来，他仍然可以降息逆转，就像他逆转90到91年的衰退一样。
但是如果利息已经降到零，经济仍然不见好转，就像严冬中陷于“流动性陷阱”的互助社，就像90年代的日本，怎么办？这时候利率降不下去了，但不是还有财政政策吗？但财政政策也有其局限，每个政府都会为财政赤字操心，公共投资的效率也令人忧虑，谁都不愿回到浪费的计划经济时代。降息和公共消费都失灵了，我们岂不只能束手就擒？不用慌，这时“合作社”又能给我们启发。
“合作社”冬天的问题是，人们都太想攒“看顾券”，使得每个人攒“券”更困难，“券”更“值钱”，使得人们更想攒...，恶性循环，进入“衰退”。如果 “合作社”管理者规定，冬天挣的四张“看顾券”只值夏天的一张，也就是说，冬天给人照看四个小时孩子，只能换来夏天一个小时别人的服务。这样一来，大家在冬天攒“券”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了。大家对“看顾券”不那么眼红了，攒“券”也就容易一些，然后大家对“看顾券”就更不眼红了...，良性循环，最终走出 “衰退”。翻译到大经济，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其实，这还是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管理（Managed Inflation）。当出现流动性陷阱，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on Expectatioin）能够让人们意识到钱会不值钱，于是把藏在床垫下的钱拿出来重新开始消费，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增强消费者信心，增加消费...，良性循环，得到和公共投资类似的“乘数效应”，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乘数效应”起源于民间，没有公共投资的低效率问题。同样地，“乘数效应”使得有限的通胀预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走出衰退指日可待。当然，通货膨胀预期容易制造，只要中央银行许诺通胀，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印钞票实在易如反掌。
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货膨胀管理是利率的辅助。利率不是最多只能降到零吗？但有通胀的配合，实际利率（Real Interest），也就是利率减去通胀率，可以降到零下。利率已成为货币政策的主将，为使他能全天候作战，包括流动性陷阱的严冬，我们还需要为他配备通胀管理的冬衣。
低通胀的迷信
通胀管理决不是新鲜事物，熟悉凯恩斯经济学的朋友一定知道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说在短期，通胀可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菲利普曲线在六十年代末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批判，他们让人信服地说明菲利普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在长期，通胀不能换取低失业。但在短期，当今经济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菲利普曲线是相当可靠的。而且，宏观调控的对象不就是短期的经济周期吗？沉迷于长期关系的经济学家，应该经常回味凯恩斯那句尖锐的回答：“在长期，我们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但也许是新经典主义太强盛（低通胀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也许是超通胀给人的记忆太痛苦（古有德国奥地利，现有俄罗斯阿根廷），人们几乎完全放弃了通胀管理这件冬衣，原因只是对低通胀的盲目崇拜，没有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也没有其他站得住脚的理性原因。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八十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低增长的泥潭。利率很快被调到接近零，仍然无济于事，就像严冬中的“互助社”，陷入“流动性陷阱”。利率不能再低了，日本开始动用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财政赤字很快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3%，但经济仍然不见好转。政治风向和人口老龄化的忧虑让日本政府在97年大逆转，增税以缩小财政赤字，结果经济马上进入衰退。然后风向又变，开始新一轮公共投资，98年日本政府预测财政赤字将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0%！也许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仍然停滞。但不管怎样，决不能动用通胀管理，因为这是禁忌。事实上日本还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想象一下“合作社”的模型中，如果管理者规定冬天攒的一张 “看顾券”值夏天的四张，“合作社”的“冬天”只能是雪上加霜。让人唏嘘的是，克鲁格曼在98年给日本开出通胀管理的药方，结果受到广泛抨击，克鲁格曼后来自嘲自己的药方为“通胀邪说”（The Inflation Heresy）。
通胀管理会不公平吗？
有一个反对通胀管理的理由值得注意，尽管它站不住脚，但能得到广泛同情。那就是，通货膨胀不公平，“剥削”民间存款。让我们回到“合作社”的故事，管理者规定冬天攒的四张“看顾券”将只值夏天的一张，那么自然有人抱怨管理者“剥削”。但是冬天为人照看一小时孩子的价值本身低于夏天的一小时，因为在冬天，照看孩子的需求低、供应足。人为地规定冬天的一小时等于夏天的一小时，实际上违逆价格规律，给冬天的服务小时过高地定价，导致大家都想赚冬天的小时，攒到夏天再用。所以规定冬天的“看顾券”在夏天贬值决不是“剥削”，而是给冬天和夏天的小时定个正确的价钱，也是还给愿意在风和日丽的夏天为人看孩子的夫妇一个公平！
我们的大市场经济也基本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价格由市场来定，不是我们的“合作社”管理者，中央银行。但因为市场的种种不完美，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浮动，因此短期内价格基本可看作一定，就像“合作社”规定冬天的一小时等于夏天的一小时一样。经济衰退时，有效需求不足，价格理应下降但降不下去，于是供给更加充足，需求更加低靡。而如果中央银行介入，在衰退时给人一个可信的通胀预期，实际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价格调整的不足：通胀预期使当前价格下降，也就是衰退时价格下降，这正是我们期望理想市场在低谷时所发生的。价格下降了，自然鼓励消费者消费，供求重新回到平衡！
总结
首先，读者已经能看出，笔者相信政府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衰退常常不是因为结构体制原因，就像“合作社”的“衰退”不是因为它组织地糟糕，而常常是因为一些意外（比如股市崩盘，汽油涨价，911大楼被撞），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力过剩，就像“衰退”中“合作社”的夫妇一样，只想攒不想花，以致有人想照顾孩子却苦无机会，仅此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合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济衰退就会像“互助社”的经济危机一样药到病除。是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实际效应，至少在短期。当然宏观调控应该关心的就是短期，因为老百姓担心的不是50年后中国能不能超过美国，而是明年会不会丢饭碗，而是辛辛苦苦培养的大学生孩子会不会找不到工作...
其次，流行于各国中央银行的利率工具有局限性，通胀管理可以让利率工具更加有效，尤其当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通胀管理是只“有形的手”，可以使价格更加合理，从而让供求达到平衡。就像“合作社”给冬天和夏天的劳动小时制订正确的价钱，这应该叫做“公平”，而不是相反。中央银行不能因为对低通胀、零通胀的迷信而自断其“手”。（2004.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