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种各样的排名榜不断出台,每一结果公布后仿佛都成了媒体的兴奋点,在各种媒体反复报道和评论,并引起人们的过度关注。目前的各种排名中,有财富排名、企业排名、产量排名、销售量(额)排名、大学排名、全国百强县(市)排名、城市竞争力排名、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等等,真令人目不暇接!
这些排名榜中,作为企业的实力和规模、产品的产销量(额)的排名,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企业带来免费的宣传广告的作用。而对于地方的排名,基本上是依据年末总人口、年末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外商实际投资额、交通运输、公共卫生和城市竞争能力指数这些标准来进行的。公开各种评标准和结果用于自我检讨,也可以起到参考对照作用,但在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包括财政支付和转移制度)、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这些排名也有力地促进各地方政府的相互攀比以及盲目发展的冲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更使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形成最大的两难问题。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从财政包干体制变为分税制,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按七五、二五比例中央和地方共享(《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务院93国发第085号 颁布日期:1993.12.15 实施日期:1994.01.01)。而正是这部分税款,对于地方的财政开支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如果争取到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自然扩大,使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能得到较大的改观,同时也突现出地方政府的政绩。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财源,自然是想方设法加大投资上项目,甚至想方设法争取大项目,造成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引发竞争,如土地价格的优惠、税收的优惠(在二五分账之中和地方税之中减免,但可以将蛋糕做大来弥补优惠的损失)等等。因为其他方有项目而自己没有,或有项目而自己竞争不过其他地方,最终损失的还是自己当地的财源。例如,当地增加了一年纳税一千万的企业,当地就增加250万的财政收入(要按地方级别中央税收中财政返还而定),还有属于地方税的收入和带动当地的其它产业和就业等间接的地方收益。所以有些政府官员说,“不讲GDP的就是傻瓜”,这是最好的写照。
在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必然着迷于追求GDP的增长,也就必然导致重复建设(其它地方上马的项目他们也要上)、地方保护主义(不让其它地方的商品进入当地参与竞争以保护当地企业)、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受损(降低征用土地价格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政绩工程的泛滥(也可以增加GDP)、银行坏帐的增多(用行政干预等方法取得贷款来进行政府的投资或当地企业的投资,但投资效果并不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而更严重的还是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导致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影响政府和执政党的执政声誉。
我国连续多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超过两位数,增幅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幅度。200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5118亿元,是GDP增长率的近三倍,占116694亿元GDP的47.2%;但中央项目只占14.2%/,增幅-2.7%,地方项目却占85.3%,增幅为36.2%。2004年头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甚至增长53%(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这实质上都是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式来拉动GDP增长,更是以地方主导为主的投资。而这种以加大固定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的方式,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严重问题,如能源资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农业耕地减少、失地农民增多、金融(包括汇率)出现隐患、社会物价上升等等,这也正是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原因。
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实例。铁本自有资金只有10多亿元,却要上投资一百多亿元、占地6000多亩的项目,没有地方政府的从中将项目化整为零办理审批手续,没有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来参与征用土地,没有地方政府协助获得项目所需银行贷款,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不知道各地那么多的漂亮工程(包括有贬义意思的“形象工程”)是否全部属于民生建设,那么为什么我国连续二十多年的GDP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而社会保障仍然未能覆盖到农村?为什么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而贫困人口反而增加80万?为什么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而《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仍未得到全面落实?总的来说,就是为什么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一直高于GDP增幅,但于民生项目的投入增长幅度是否有同步增长呢?
这些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民生的结果,是与目前的财政税收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只有GDP的快速增长,才能凸显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而导致过度追求GDP的增长;也只有GDP的增长才能使地方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才有财源投入到那些民生项目中;但将有限的财源投入到民生项目中,短期对GDP增长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还可能会影响到GDP的增长而影响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本应不是“怪圈”的“怪圈”,最终形成了我国经济与民生的不平衡显现,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地方过于片面地追求GDP增长的冲动,造成我国几次的因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过热,需要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但均是以行政性的调控为主而非市场或市场杠杆性的调控,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行政色彩一直未能淡去,这也是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多次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问题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就在这多次的“收”与“放”、“死”与“乱”中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和谐和持续的发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要兼顾经济和民生。社会的整体发展虽然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单纯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现有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下,已暴露出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应该将其改革。而对于那些地方的各种排名,如有幸入榜的还会出现在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而作为政绩,但对比社会现状,其意义会有多大呢?国家财税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革后,那些排名的评估标准是否应该要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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