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经济发展有两大历史性转变。一是从产品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转变，二是从自我发展向在和平共处中发展转变。从而提出了开改、开放方针，吸纳了市场经济原则，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如果没有以上的历史性转变，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创造性的改革。
而这种转变是由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引起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而现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封建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先突破。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不发达，而且文化也落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都有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我们曾设想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方式，依靠意志和政权的“万能”力量，企图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结果以失败告终。失败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我们终于从计划经济转到商品经济上来。决心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建设起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决策。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既融合了资本主义发展原理，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宗旨；既认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坚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既主张少数人先富起来，又不忘提高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我们既参加了经济全球化行列，而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决心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战胜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条道路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构成了“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差别。
特色的经济制度 我们不主张全面私有化，不认为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制度。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特有的经济制度。有很强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公有制度就是资源共享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否则就不成为社会主义。人们都说美国好，但美国并不是什么都好。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从美国的自由市场的实践结果看，其结果是：美国的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1979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还只掌握着22%的国民财富，而到198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39%。据估计，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收入增长的70%流入了1%的最富有的美国人囊中。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再说，固然才能与勤劳是致富之本，但获得贫困或富贵，有时还看机会。所以我们把共同富裕寄希望于公有制。在多种形式的公有经济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它在资源分配中处在特殊地位，现在它的产值占GDP的比重约35%。它是我国各类经济的带头羊。国有经济的改革，牵动整个经济改革的成败；国有经济改革的成功将会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技术竞争力和投资效益，我们必须十分关注国有经济的改革。公有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全体人民期望运用国有经济形式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用以生产“剩余价值”，造福于社会，并使之成为大家的福利。国有经济的这种性质与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起着稳定、调控作用。
与国有经济共存的还有大量集体经济与多种形式的共有制，都是现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因为中国农民多，这种集体经济在农民的共同富裕中、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起着特殊作用。农村中资源是很丰富的，有的地方农民就是通过资源共享，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农村的集体经济多数起于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土地承包到户，但不少村庄把山林以及某些公共设施仍留在集体。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收益共享。有的则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而走上集体富裕的道路。曾称中国首富的大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村1997年上缴的财政收入就达9300多万元，居民享有15种福利待遇。从进幼儿院到上大学，几乎都是免费，人均住房面积达30多平方，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有车，一家有两三辆车的也不在少数。江苏省赣榆县 宋口村是另一个典型。1999年村民宋世敏组建了集科研、育苗、养殖、加工于一体的省级水产育苗集团公司，注册资金⒈5亿，带动全村由一个全县闻名的穷村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富裕村。为农民通过发展非农产业集体致富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近十几年，全国又出现了许多通过资源共享致富的好例子。随着建设用地的扩大，土地征用越来越多。浙江省义乌市用土地补偿款为“失地”农民投保养老保险。广东南海建立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社，使农民分享土地非农化增殖收益。有的地方对工商业用地实行租赁制，由转让土地的农村集体组织向企业收取租赁费，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长期保障问题；三峡工程决定从电费收益中提取4%用于补偿三峡水库移民。由此可见，帮助农民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是有很多路可走的。留下的也是人们常常争论的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与效益问题。许多人往往以公有制企业缺乏产权约束力来责难公有制。其实企业管理与效益问题不是公有制企业独有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看，个体经济的起步往往采取家族制。由于这些企业的产权关系明晰、企业组织机构小，业务比较单一，在个体企业创建初期，家族成员天然的凝聚力是跟企业的规模相适应，企业发展快。但当企业做大以后，企业的组织结构要变，内部管理体制也必然要随着改变，从前的直线指挥制的组织结构，必然向直线责任制组织机构转变，如果企业更大的话，还要向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转变，以免发生“权力用光，责任逃光”的局面。企业将从依赖某个创业者的个人智慧和才能的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角色转换。而企业法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行职业化管理。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够走向职业化管理，任何宏伟的计划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谓职业化管理就是解决企业内部问题要靠法治而非人治，是依照程序和规则运作，而不是依靠兴趣和感情维持，产权约束将会通过合约、法律以及事业心的强化而加强。为通过企业的职业化管理，提高企业的现代营销能力、资本扩张能力、创新能力，企业将会从传统企业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演变，走现代公司之路（当然不是唯一的）。而现代公司典型形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主要经营者往往不是股东，即使是股东也不一定是大股东。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许多国有企业成功的经验也证明，公有制企业不一定是由于产权不明晰而缺少活力，而在于我们原来的人事制度和管理体制，在于原有公有制企业人员臃肿，政策负担过大等等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公有制企业“先天”痼疾造成的。改革的出路有赖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待于管理科学的发展，有待于职业经理层的成长。香港郎咸平教授提出：国有企业不是注定不行。他建议，国有企业改革从建立信托职业经理制度、培育职业经理人员入手。这是一条好思路。但信托职业经理有一个发育成长过程，公有制的形式也有一个演变、成熟过程。 扩大和发展公有制不能搞运动。但公有制是有发展前途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的最大优势是整合优势。 我们有国有经济，西方各国也有国有经济。所不同的我们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都有国家做后盾。国家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等等优势。这些优势在国家的组织下可以形成合力，从而引发放大效应。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发挥优势、运用优势来加快我的发展。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很多失误，现在也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关键是就在于我们有这方面的长处。我们是大国、团结的大国、经济总量有一定规模的大国，我们已“集中优势、发挥优势、运用优势”办了许多大事，我们还运用它，排除了许多困难，取得了胜利。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藏铁路等十大著名工程建设都是靠这一优势搞起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周围许多国家纷纷中箭落马，我国有效需求也严重不足，矛盾突出，危机显现。1998年《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曾断言：“中国经济已进入萧条期”。但是党中央、国务院审度时势，集中优势，面对困难，认真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努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胆发行建设国债，加大公共设建设，渡过了难关，当年经济仍取得了高速增长。去年“非典”恶魔突然降临。这种病发病快，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加上人们对病的无知，情况十分危急。可是在党中央一声号令下，全国总动员，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治理方案和手段，仅仅不到二个月，就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骄人的胜利，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赞赏，说“应该感谢中国的高度集权制度。”这说明我们的体制有独特的长处。香港郎咸平教授提出: 要大政府，中央集权，政府推动，产业整合——中国与欧洲的整合。将来整个宏观的格局由政府力量推动，以中国和欧洲的一个国家整合。这种整合以中国为生产基地，以欧洲为市场，而整个研究基地目前肯定要放在欧洲。这是一个大格局未来的走向。我们不是美国，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结果。美国人这一套东西拿到中国来是不可能用的。中国的未来是一个大政府，中央集权政府，政府必须更加着重权利，才能对国家更有利，而必须国际化，要靠政府力量来国际化，来做中国与欧洲的整合。郎教授的建议是一个好主意。我国的这种“整合优势”是任何一家资本集团都可望不可及的。运用好了，就可以创造许多奇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公有制并存、公有制与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是我国公有制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的优势。
特色的发展模式 我们不主张全盘自由化；市场经济不是倾向于在宏观上“自由放任”，不是必须减少行政管理，而是要求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同时还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是协调而非对立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更应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发挥国家对市场“扶正、导向”作用。即是说，一方面，我们承认并坚决实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另一方面又认为市场不是没有缺陷的；认为国家对经济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认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文明市场的建立需要坚强的国家行为。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新著——该抛弃“新经济神话”一文中，把新自由主义斥之为神话。神话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纵着经济，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在为自己谋取利益时也在客观上为他人做贡献。这一观点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施蒂格利茨说，上世纪90年代的事实正好相反。大企业的经营者们试图在短期内尽可能攫取和利用资源，而这往往是以牺牲股东利益和国家经济稳定为代价。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事实证明，这只无形的手有缺陷，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限制市场所带来的过剩和不合理现象。
神话之二，政府干预越小越好。金融行业新一代领军人物表示，经济上的难题归根结底来自臃肿庞大的政府机构。
施蒂格利茨说，然而，90年代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正好相反的事实，即放开政府管理并不总能消除长期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相反，它却导致新的利益冲突，造成市场被操纵的局面。施蒂格利茨指出，美国在宣扬它的资主义经济模式，是一种政府极少干预经济的模式，少到别的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地步。实际上美国从不相信政府机构庞大是坏事。施蒂格利茨认为要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个有财力规范市场、良好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
神话之三，对金融市场有好处的东西对整个经济就有好处。施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他们的看法非常缺少远见。金融市场更善于反映短期变化，暂时的甜头而使经济政策更侧重短期的利益而忽视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更看重自身的利益而忽视整体的利益，这将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从长远来看会阻碍经济发展势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管制的放宽和银行业的国际化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
最近斯蒂格利茨还表示，虽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控手段中，利率等市场工具的作用最为显著，但中国有能力应用行政手段且效力很大。比如现在银行因房地产贷款风险增加而试图打击市场的投机行为，那么采用行政手段将更为有效且成本更低。如果采取加息办法会“伤及无辜”。有些公司可能没有能力负担哪怕只是稍高一点的贷款利息，相反，猖狂的投机行为显然不会被微小的贷款成本增加而有所收敛。斯蒂格利茨话证明有时非经济手段比市场运作更经济些，经济效果会更好些，不能把行政手段看成绝对的坏。我们走的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国家运用自己这只看得见的手对那只看不见的手实行“调节、扶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这条路就是宏观调节与市场化结合之路。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推动型经济。
为什么我要把它称之为国家推动型经济？
人类的生产活动就是价值创造活动。一家公司要创造价值，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改进产品质量，努力发展业务，提高利润率。我们不妨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因为他们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可以把这个经济命题放在国家身上，国家出于关心其政权的长治久安，全神贯注、百折不挠地、全力以赴、整体推进以谋求经济公正的、高质量的发展，追求价值总量的增加。体现的也是价值创造力。不同的是：企业追求的是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国家追求的不光是国民经济的增长，还应包括社会利益、公众利益等各种利益在内的“利益集合体”，是一个利益群体。所以我把这种运用国家力量推动价值创造的经济发展模式名之国家推动型经济。
国家推动型经济的主要特点：
（一） 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
构建经济环境 无论是发展计划的制定，发展模式的选择，发展运行的组织与调节，政府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政府凭借自己具有把握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策略地位上的优势,十分重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整体稳定功能机制，致力于公路、铁路、电站、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出台大批新的法规，大幅度地改善投资环境，十分注意扩大内需和改善软硬投资环境，十分注重通过扩大内需以改变通货紧缩的压力，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全国经济抗风险、抗干扰的能力，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宏观运作基础。同时凭借社会主义独有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组织优势，有针对性地营造了对经济拉动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激励出口，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强宏观调控 在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同时，行政手段也得到超常规的运用。今年经济出现了过热苗头，为扼住投资膨胀的咽喉，国家“发改委”部署在对所有在建、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审核的同时，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的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高尔夫球场、大型购物中心等十大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所有新开工项目。至四月底，全国计有4150项，总投资规模8441亿元，有效地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势头，推动结构调整，提高投资质量。继之，中央先后向十数个有令不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悄悄派出“调控钦差”，确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得到贯彻。常州“铁本”只是一只“出头鸟”。
为维护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纪律监督也是中国常用的“尖端”武器。从1998年至200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6件，其中经济案件74件，占6 ⒎9%。在这些案件中，突出的是官员与私企相互勾结利用案件。从而强化宏观调控力度。
国外常用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在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施条件或者力度有限的情况下，注意运用自己体制的特殊优势，灵活运用了一些非经济手段。比如今年出现的投资热，据统计资料显示，新增的贷款当中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有些项目干脆是因政府的盲目投资造成的。这次宏观调控是针对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其行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无所谓重复建设或者不是重复建设可言。因为一方面，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将在“市场纠错”过程得到判别和检验；另一方面，这种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然而，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则不一样，由于官员决策并不承担投资决策的后果，投资失败也不承担损失的赔偿。因此真正的重复建设是出现在国有投资和政府项目中。宏观调控时，他们对利率调整不敏感，宏观调控也往往因此失灵。所以为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的行为，实行投资决策责任制，同时凡能由市场解决的，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则回归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不去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体制理顺了，宏观调控才能得心应手
发挥整合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历史的发展实践证明，国家在利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是大有可为的，且具有深厚的现实创新意义。
开发需求 在东南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用发行建设债券8000亿，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5——2个百分点，使当年经济发展速度仍达到9。1%，既度过了危机，也为基础设施打了基础。
组织需求 最近动工的36公里长的钱江大桥，总投资118亿元。是政府牵的头，吸纳各方资金。民间资金比重达50.26%。大桥建成后，将使宁波从原耒的交通末端变成交通节点。对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级大型都市圈的形成，加快长江三角洲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引导需求 为开发大西北，中央连续开办了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交流、互相促进的平台，谋求通过政府导向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构建东西互动的经济共同体。上海与陕西在以往七届的“西洽会”上，就签订了250项协议，总投资近29亿元。近年山东省的一批知名企业如 鲁能、海尔、青啤等，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盘活多家西部企业，在西部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东部企业大举西进时，西部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也开始向东部扩张。东西的合作不仅为西部加快发展、扩大开放、积聚生产要素创造了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从而形成东西优势互补、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在推动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政府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培育需求 。在全球扶贫大会上，浙江省巨卅市政府介绍了自己的扶贫模式：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入手，走“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的发展思路，为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好路，也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开创了一条治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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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宏观调节与市场化结合。这是一条富有理性增长方式。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它包含着三个内涵：一是承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基础性作用；二是国家广泛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以刺激经济发展中社会和个人积极性；三是市场机制的消极方面则借助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监督来加以克服。中国宏观调控的“资源”丰富，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还有党纪国法，再加上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组织严密的组织体系，合在一起，不仅调控回转余地大，力度强，极富整合能力。这是我国经济在遇到诸如“东南金融风暴”、“非典”等等时，能化险为夷，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游刃有余的主要原因。
（三）坚持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兼顾社会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以外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改变，改变激发出来的活力，将进一步增加经济中的市场化因素，强化市场的推动力，但市场化并不能必然导致社会公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报告中说，我国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收入的⒋1倍，这一比率与津巴布韦的比率相当。如将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考虑在内，报告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标准的差距为世界之最。近几年贫富悬殊的扩大已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又一个事实证明，中国现在有数十万家私营企业，未必可指望它们的主人都会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限制自己的收入。我们常常看到即使企业收益最好，企业主也只会把超额利润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如何兼顾社会公正，是一个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大事。主要责任落在国家肩上。国家努力促进在增加经济中市场化因素，强化市场的推动力的同时，采取经济的或非经济手段，在兼顾社会公正工作也取得了进展。80年代中期启动的农村扶贫计划，通过非排斥性的“增加收入”和“基本需要”理论的结合，成功地将农村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六成一下降到1990年的一成七。同时，运用行政方法缩窄贫困的空间，在过去的25年中使全国⒉5亿人实现脱贫而赢得了世界银行、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喝彩。另一个显著例子是中国在90年代中实施的全国对口援藏政策。运用“外部启动的区域发展模式”，解决了需求不足和变迁规模偏小等发展问题，推动了西藏的发展，解决了其他多民族国家所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
当然还有不足之处。 关键是要注意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卫士们看来市场化是绝对的、神圣的，兼顾社会公正会损害市场化。其实不然。市场化需要社会稳定，而实现社会公正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兼顾社会公正对市场化的发展有正面、积极的影响。浙江在改革开放的扶贫过程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并根据不同时期间贫困发生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走出一条能人创造致富与农民转业脱贫相结合，就地开发脱贫与异地发展脱贫相结合，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相结合，开发人力资本与扩大社会保障相结合、自力更生脱贫与社会结对帮扶相结合的反贫困路子。既推动了市场化进程，又丰富社会公正内涵，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之路。在新领导集体执政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有特色。
特色的政治体制 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国际资本扩张化，全球经济结构将有大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发达国家无论是信息、知识和人才都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实行了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与的政党制度。”其政权组织结构也不同于西方的政权模式。
政党主导型的政治体制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现代的政治发展规律，政党执政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运作模式，是具有特定含义和属性要求的政治现象。它与行政主导型政体不同的是：行政主导型的权力运作通常是“三权分立”，分立在外部，而政党主导型政体的组织结构采用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分立的权力运作模式，三权分立在内部。它表现的是政党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占有关系，同时又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政党组织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调控和操作政权机器，通过政权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国家机构是法治机构。这就决定了执政既是政治活动，更重要的还是法治活动。在这里，政党起的是领导功能，政府起的是执政功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监督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派别机构，它起的参政、议政作用。它们的政治职能绝不能发生混淆,更不能忽视执政者应有的特定素质和特殊功能。同时对政党的领导功能、政府的执政功能以及人大的立法功能，和政协的协商功能，应该通过立法予以明确的界定，形成既有明确分工、合作、又能相互制衡的有机群体。根据现实情况，当前最重要的是健全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以及党在监督中特殊功能。“政协”职能除参政、议政外，还应有对重大事件的请求复议权。对如有三分之二以上政协代表通过的请求复议案，人大都应立案调查、审议并做出决定。要避免以党组织的名义使用政治动员和强制手段，或直接以党组织的名义面对社会成员，发号施令，以防历史悲剧重演。为此现存的有些职能分工应作必要界定、调整。
坚持政党主导型的政治体制目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心议题应是使社会主义的政权结构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且突出执政为民的宗旨，突出政治文明，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本质特征。把发扬民主作为政体改革重中之重。党现阶段的主张，坚定不移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之路。这是当前正在认真研究、决心解决的重大课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设立反对派，二主张大民主。强调权力的制衡关系，监督系统比较完备，民主监督作用比较突出。我们不妨称之为“外控型”政权结构。我们不主张设反对派，也不欣赏大民主这种方式，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新路子，走的是“内控型”。从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入手，创建各种监督组织，自成一种监督体系。这种“内控型”的政权结构是一种创新，有很多长处。它的软肋在“官官相护”，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往往会受之挫伤。我们应从完善监督体系考虑，走出一条人民既能当家作主，又能管住“公仆”的新路子。解决的办法就是让人民有权、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制止干部滥用权力；同时把群众监督权通过立法，使之受到立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干部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规规矩矩地为人民服务。
在政党主导型的政治体制中如何实行民主执政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出路在于创新，创新要从认识开始。
政权是国家的权力。在设计政权的组织结构时，既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更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党的领导，政党与政权之间又有具有特定含义和属性要求。这种政体把通常所说的“三权”——立法权、执行权、监督权纳在一起，不妨称为“同体”。在这种体制中如何解决监督问题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崭新课题。最近两年，新的党中央集体做出了许多重大决策：颁布了两个监督条例、行政许可法、官员责任制等等，但是这些都属于一家人内部相互之间的监督，这种监督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很容易受到“官官相护”干扰。现在社会矛盾很多，很多是人为的，许多本该解决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也出在“官官相护”，少了一个外部强有力的监督。但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公正，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实施，还需要广大人民的参与，人民本身就有这个权利。因为反映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仅仅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由大多数人来监督、判断、认可，民主就成为切实可行的途径，是监督官员依法行政、防止腐败的有力武器，也是广大人民的行使主人权利的最有效手段，要把发扬民主放在政权建设这样一个高度来考虑。从列宁对民主的论述来看，民主制度中核心内容是选举、公开和监督，而这三项制度中，如果没有前两项就不存在真正的监督。选举当然要有选举制度和罢免制度的保证，否则选举会走上斜路。而公开制度，是民主的题中之义，是监督的前提。没有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监督。我们国家只有正确实行了民主制度，政府官员才会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才愿依法行政，人民群众的权益才能得到尊重；有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有效的监督，党内监督才能更有成效。所以政党主导的政治体制也要走权力分解和制约之路。只有真正实行了权力的分解和制约，从而实行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和制约，才能保证党内权力的健康有序的进行，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从体制上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特色的执政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党中央的施政纲领，凸显了新的执政理念。它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形成这一执政理念却有过艰难的发展过程。而所有一切演变又集中地反映在发展观的演变上。
经济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三大过程： ⑴传统发展观。主张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方式，依靠意志和政权的“万能”力量，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股作气进入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⑵经济至上发展观。偏重物质财富的增长。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视“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的增加，从而引出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进而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⑶科学的发展观。新的党中央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 可持续发展观”。确立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为此又提出了“五个统筹”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宗旨，拨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是经济思想的重大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转变。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演变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就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各种经济成分并存时期；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总是从一国或几国突破，但要全世界大部分都变为社会主义，也有各种社会形态共存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有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从过去关门建设社会主义到在与资本主义共处中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历史性转变。我们实行了这一转变，而且还找到实践的途径。这就是：特色的经济制度、特色的发展模式、特色的政治体制、特色的执政理念，构成的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意义就非同一般。虽然这条路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完善，可能还会有挫折，但是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