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 言
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话题。一意做学问的专业学者是决不会碰此类“选题”的。但对于年过半百的Y先生则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像有过少年足球经历的球迷终身热爱中国足球一样，曾在中学时代就被伟大领袖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丫先生如今也是中国经济“演出”的一名热心看客，目睹场上的经济政治“秀”有时也免不了要与人比如同L女士议论一番。虽是业余看客，但热情似乎不减当年。
L女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达9.3%，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100多种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长达25年（1979-2003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如果说前些年海外对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真实性大加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确切的说是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则是一遍叫好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筑之豪华壮观，仿佛使人置身于纽约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之中。中国变化之大之快实在是太神奇了。
丫先生颇为感叹的说，中国25来的巨大变化的确是有目共睹的，但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透过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你可看见满是汗渍的衣衫褴褛的民工背后依然贫寒的村落；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你甚至望而却步，因为你害怕“假冒伪劣”而缺乏安全感。扭曲的市场经济、畸形的发展、两极分化、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负面现象是多么的触目惊心！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巨大反差与各种相悖的经济现象使善良的人们包括饱读经济学之士困惑不解。权力寻租和随处可见的机会主义及短期行为充斥各行各业，这似乎在昭示着中国经济扑朔迷离的未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L女士提问：中国经济25年的高速增长已无可争辩的载入史册了。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再来一个高速增长的20年，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遣留问题和风云诡变的国际环境，中国还有机会吗？中国能做到吗？有问题的增长还会沿袭下去吗？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在某个时期被突发事件所中断而陷入混乱的停滞或倒退的危局呢？才能避免重蹈拉美国家和印尼的复辙呢？才能走出现代化的沼泽——繁荣的腐败呢？
Y先生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思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演变等等问题。
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Y先生和L女士近三个月来进行了多次有趣的对话，现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增长的困惑：我们是否需要反思？
（一）GDP泡沫与国民财富的相对缩水
L女士：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财富的相应迅速增加，甚至在缩水呢？
Y先生：
的确如此，不仅是感觉，在相当程度上是事实。这已被不少学者和官员所指出。例如邱晓华先生在政协十届常委会上指出的为了追求增量财富而破坏大量的存量财富的大量拆除旧城区的典型个案。众所周知，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地区）全部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地区）领土范围内，包括本国居民、外国居民在内的常住单位在报告期内所产出和提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国际上通用GDP的变动来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变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GDP大致代表中国当年经济的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年新增的财富，可视为财富的流量。GDP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它的积累构成财富的存量。如果撇开货币和价格的变动，流量（GDP）的增长通常会带来存量财富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相应增长、甚至出现财富的缩水，那末，GDP的增长一定有问题，或者说GDP对财富的“反映”出现偏差。GDP出偏差有三类，一是统计上的问题；二是GDP指标本身的缺陷；三是由于制度设计与GDP指标设计的不对应，人为的放大GDP本身的缺陷而出现的偏离（夸大和缩小）问题。大家知道，被蕯谬尔森称为二十世纪的重大发明的GDP（GNP）指标体系是为西方标准的市场经济而设计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就难免水土不合出现偏差了。中国GDP指标有统计上的问题，但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至于GDP指标本身的缺陷，如只计支出（购买），不问效益的缺陷，它存在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流传于西方国家的“两个打赌的人争吃狗屎而增加GDP”的笑话也反证了其GDP偏离真实财富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GDP本身的缺陷在中国被人为的放大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偏离真实的财富，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低效或无效的产出，重复计算而增加GDP。这在城建方面尤为突出。如一些城市的市政设施建成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频频被豁开、不断挖坑填平，有的道路挖挖修修反复折腾，弄得人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但却能不断的增加GDP。二是偷工减料的各种“豆腐渣”工程带来的财富贬值甚至是负效应，然后整治这些豆腐渣工程再增加GDP。三是环境污染的负效应——财富贬值和反复治理污染的开支导致GDP增值。关于环境污染这里多说几句。有报导称：早在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就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自1984年—2000年受污河流增加了1倍以上；在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中，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污染河流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恐怕还不到10%。中国还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草地耕地退化状况也相当严重。近年来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9个。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16个是中国城市。由于工业的污染，中国1/3的国土上空飘荡着酸雨。但中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支出数以千亿元，单是淮河就扔下几百亿元，一方面是财富的负效应，另一方面是GDP在计算上的增加，何其怪哉。四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财富贬值和GDP增值。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尤其是医药和食品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从毒奶粉、毒酒、毒大米到泡水肉、敌敌畏火腿、吊白干腐竹应有尽有，可怜的中国人如果买到真货，就像占了便宜一样。假冒伪劣的食品和环境污染不仅当代人受害，而且危害后代。有报导说，由于滥用抗生素和激素的食品增多，某地针对大学生生育能力抽查，有50%的生育能力低下或不合格。五是帐面GDP价值虚增与实际财富的背离，例如、免费或低价土地进入市场的反复炒卖的“升值”、虚开增值税发票为出口退税制造假出口、为上市发股票虚增收入和利润、没有处理的超期存货和已经损失的货物继续挂帐等等不胜枚举。
L女士：
既然GDP指标不能真实反映经济水平和国民财富，是否有其它替代指标或修正指标？
Y先生：
有主张用绿色GDP和复合GDP指标替代现有的GDP指标，以改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在于指标的核算上，因为任何指标都是有缺陷而不完美的，反之，没有缺陷以至完美的指标是无法使用的。因此，指标本身没有对错，关键是人们怎样认识和使用之。GDP本来用于国民财富变动的核算，如果转用于其他目的，比如用于创造政绩数字升官，那么就可能邪门的利用GDP指标的内在缺陷，人为的制造或新增GDP而不顾财富的效应和真实性。另外，从认知的角度看，GDP的高速增长掩盖了某些人侵犯他人甚至社会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产权）的行为，如污染河流，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的产出，这在其它国家也发生过。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GDP指标偏离财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程度比许多国家严重？
L女士：
是呵，为什么中央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不能层层落实甚至被阳奉阴违？为什么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远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盛行？为什么我们的路总是修了又修房子拆了又盖的来回折腾，而西方国家的修路盖房往往几十年大计甚至是百年大计？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套完善的产权制度，如果我们的经济建设不是由官员单独说了算，谁又有胆量无节制的挖路修路不止、拆房盖房呢？谁还会玩弄政治算术在GDP指标的计算上打主意而不在真实财富上下功夫呢？谁还敢有意去制造如同垃圾式的GDP（存货）？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制造“豆腐渣工程”和残害国民的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呢？谁又能肆无忌弹的污染环境大赚黑心钱呢？
Y先生：
是的，归根结底是产权制度和经济的增长方式有问题，这个结论留待后面去讨论。应当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即GDP包含外资的“贡献”，如果计算属于中国国民财富即 GDP+净要素收入的GNP，则比GDP还要少一些，因为中国净要素收益是负数。包含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的GDP要大于不包含外商收益但包含中国居民对外投资收益的GNP。此外，有人提出，广义的国民财富应包含闲暇、自由和自然环境，比如西欧和美国的生产率相差无几，但美国人的收入要比西欧人高，西欧人则比美国人拥有更多的闲暇，你说谁拥有的财富更多呢？
L女士：
就看从什么角度比较。对于需要更多自由时间的人来说，闲暇也是财富，反之，对于更看重收入的人来说，其财富是以牺牲闲暇为代价的。一正一负平衡了。
Y先生：
你说得不错。虽然财富应是物质的有形的，但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的财富归根结底是人能享受的自由时间。最近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人勤劳（反面是闲暇不足），但不富裕。作者认为其原因是中国人的“制度”不完备而被对冲了。且不论之原因，至少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中国多数老百姓是累断骨头养肠子。如果可以比较的话，他们是否比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闲暇以及更少物资财富的印度农民更幸福呢？是中国农民还是印度农民拥有更多的广义财富呢？如果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居住在自然环境每况愈下的中国人即使是富裕的中国人是否比流落在公园的西欧穷人拥有更多的广义的财富呢？换句话说，我们在GDP的高速增长与自由、闲暇、环保、生活质量之间如何取舍和平衡呢？我们这一代能够作出选择吗？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
（二）增长的悖论与失衡
1、增长的悖论
L女士：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不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的谷底还是颠峰，不论是进入通货膨胀期还是通货紧缩期，其GDP的年增长率（除因政治因素太重的个别年份之外）都没有低于7%，高投资和高失业率(含隐蔽的失业)同时并存，这似乎有悖于经济学的教义，你是如何看呢？
Y先生：
GDP的高增长与高投资、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同时并存的确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政府常常既要面对高投资带来的中间产品价格引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要面对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最终产品价格面临通货紧缩的窘境。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消除最终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和较高的失业率。按照流行的看法，GDP的增长率在7%以上属于高速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是超高速增长。与高速增长相对应的是通胀和低失业率，反之，与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相随的则是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增长速度与失业率存在反向关系，与通货膨胀存在正向关系（当然也有例外，如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存在替代关系，如此等等。中国经济现象与这一流行看法或流行的经济学中的某些教义相悖，的确令人困惑不已。正如你所指出的，举世罕见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这正是“增长的悖论”。让我们来看看悖论是如何发生的。先从通涨和通缩谈起。从货币主义角度看，通胀和通缩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前者是货币供给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即货币多于货物，后者则相反。通胀和通缩之所以发生应归之为货币供给的扩张和收缩。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通胀或通缩则可视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商品变动引发货币变动，货币追逐相对过多或过少的商品供给，从而引发通胀或通缩，综合上述两种说法，通胀包含三层含意：一是货币的扩张，二是商品的供不应求，三是货币贬值。通缩则包含相反的三层含义：即货币收缩、商品的供过于求、货币升值。可见通胀或通缩的判断是货币贬值或升值（相对应的是商品价格升降）。通胀和通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用于解释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则相当勉强。因此，它在中国的使用须大打折扣。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即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较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则是超高速增长及相应的较高的通货膨涨，这似乎也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通胀的正向关系，但通胀也与短缺经济有关。令人不解的是1998年至2003年，长达六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不悖，被戏称为“缩长”。在此期间，中国GDP的增长率维持在7%-9%之间，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维持在12-20%之间，高于GDP增长率5-10%个百分点，增长率中位偏低，价格指数却在100或100以下，严重萎缩。相比1990年的高值，GPP增速跌落7个百分点，但物价跌落更快，呈双位数下降至负值。物价的剧烈下降充分反映内需不足和消费疲软，在此情况下，GDP还能破天荒的增长7%以上，可称是奇迹了。但仔细想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局限于用国内的消费来解释，因为对外贸易的拓展和财政的扩张冲抵了内需不足，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紧缩在一段时期并行不悖也就不奇怪了。
应当看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都是短期宏观现象，但中国的内需不足可能是长期现象。中国的通货膨胀绝对是货币扩张所致，百分之百的货币现象，它是由于政府之手推动的，但通货紧缩既是货币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源于内需不足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由主要靠行政手段过快过度抑制通货膨胀所引发，通胀过后是通缩也许会成为定式。就拿今年的经济过热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来说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通货膨胀过急过猛的刹车的余波以及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引发了中国长达6年的通缩期，紧接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地方政府之手推动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热”，又再一次点燃了通胀的火苗，油电煤运全面告急，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价格快速攀升，为避免重蹈经济过热后过冷、通胀之后是通缩的尴尬窘境，中央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好吧，说完通胀通缩，说失业率吧。
L女士：
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有多高？专家们并没有统一意见，因为计算的口径和使用的方法不同。从城镇登记失业率看，它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城镇登记失业率1985年为1.8%，1992年上升为2.3%，1999年为3.1%，2001年为3.6%，去年则为4.3%，如果加上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率将会更高，以2004年为例，南方报业网报导，据孙富计算，2004年预计新增劳动力65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1000万，下岗就业压力可能为400万，当年就业压力为2000万，加上2003年向2004年结转需要就业的，总共达6500万，按此推算失业率为15.4%；中央党校周天勇推算失业率达18.1%；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报告显示中国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达总劳动力的23%，将近1.7亿人。另据有关报导，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02年，中国新增1.7亿就业岗位，平均每年不到800万。据推算，GDP每增1%，净增80万至100万就业岗位，今后GDP年增长率按8%计算，每年也只能净增720万就业岗位，远不能满足就业要求。总之，高失业率与高增长并存是专家的共识。
Y先生：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起飞及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高增长会带来高就业。可惜高就业在中国仅存在10多年，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正如胡鞍钢指出，大多数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高增长就业模式，九十年代起为高增长低就业模式，就业的资本存量系数从八十年代的0.376下降为九十年代的0.094。高度依赖外资和对外贸易以及依靠行政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弹性会随着资本深化而下降，它无法消化蕴藏在中国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之间的超常竞争又使劳动工资增长率长期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形成举世罕见长期不涨工资的超级廉价劳动力，正是大规模的超级廉价民工连同沿海开放的优惠政策、源源不断涌入的境内外资金和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共同支撑了以两个三角洲为中心的沿海开放地区的腾飞，其超高速增长构成了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可以说，高失业率以及相应的廉价劳动力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应当看到，中国的就业压力是长期问题，经济的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已打破按国家划分产业的分工格局，而与之对应的是不能流动的全球劳工市场，这就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对发达国家资本的依附地位。一国的就业政策也必然受到他国的影响，因此，试图构造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设计以就业为中心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或事倍功半或一厢情愿。
L女士：
中国经济增长的悖论似乎不限于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和内需不足并存，还表现为经济指标的紊乱和失灵，例如中国股市指数与宏观经济反向发展，经济向好股指反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利率对经济波动缺乏应有的敏感等等。
Y先生：
中国股市是中国社会的万花筒，人们可从中看见各种场景和多种角色。对于国企、民企、外企来说，它是一个集资圈钱的“资本市场”；对于权力逐利者来说，则是一个寻租场；对于广大投资者（股民）来说，更像一个由各式各样的庄家操纵的不公平的赌场。因此，中国股市指数变动没有起到国民经济变动的先行指标作用早为众所周知。不仅是股指，利率和汇率也不能真实的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人民币的价格。站在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你当然可以认为是经济指标的失灵，你甚至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偏离标准的市场经济轨道等等。如果换一个角度，你亦可以认为西方经济学某些教义失灵，你会轻视那些对西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某些学者简单的套用西方经济学通常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指标概念任意解释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你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模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预测令人啼笑皆非，比不上政府官员凭经验的“大师傅切肉八九不离十”来得相对准确。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的根本不同，经济指标所表达的经济现象当然不一样。比如，像土地、资本的价格同样作为市场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中国却包含着行政权力的因素，而在西方市场，行政权力因素是作为外生变量而间接的发生作用的，因而对两个市场中生产要素的收益、成本和风险的判断也全然不同的。再如中国的股票市场由于没有做空的市场对冲工具，行政因素——政策就成为做空或做多的对冲工具，这就使中国股票价格的涨落由政府兜底而没有跌之无穷小的风险；另如，中国的银行即便资不抵债，也不会出现挤兑，因为存款风险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透支国家信用支撑整个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又为国营和民营企业的经营亏损买单，因此单纯从金融指标的变动就很难把握国民经济的变动情况。正由于中国的金融、土地等要素价格包含着行政因素，那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自然就少不了行政手段并以行政手段为主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这是坚守西方经济学教义的某些学者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但是，充满矛盾或悖论的中国经济不会模仿西方经济所走过的道路。它有自已独特的生存发展的轨迹，它试图通过行政整合而获得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而加快赶超的步伐。因此，揭示其发展轨迹而不是照搬教义应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2、失衡的增长
L女士：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整体上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但不同阶层福利改善的程度相差甚远，蛋糕分配的悬殊是十分惊人。许多学者用帽型和金字塔型来形容中国的收入结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王诚指出，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收入差距的两极化，首先，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在中国的全部居民储蓄存款中，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全部存款量的80%，而其余80%的人口才拥有存款的20%。另据有关学者两年前的估计，中国拥有100万以上财产的居民有100万人左右；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仅不足“帽尖阶层”10万元的8%。再次，在占中国总人口64%即8.3亿左右的农村低收入水平人口和少数城市贫困人口中，2002年的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只有2476元，在城市的受贫困救济人口平均水平只有2400元左右。据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的数据，以年人均625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为3千万左右；但以825元人均贫困线标准，农村的贫困人口将会增加到9千万。无疑，所有这些64%左右的低收入人口构成了中国收入分配中最广大的“帽沿阶层”。据国家统计局严先溥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的高收入阶层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0元，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其人均纯收入在6000-7000元；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 7亿上下，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高低层相差10倍。从人均财富的角度看，有人认为高低层的相差倍数更大，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3%的人拥有居民存款额的47%，如果仅算银行存款，财富的占有量相差20倍以上。中国的贫富悬殊与其他国家相比，到底有多大？早在几年前，香港学者王韶光根据世界银行一九九七年报告指出，中国贫富悬殊仅比撒哈拉非洲国家稍好，比车臣甚至比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都差，更比不上贫富差只有7倍左右的新兴国家和地区。此外，贫富差距的拉大速度也令人震惊，1995年基尼系数还是0.38，不到10年的今日已超过0.45，甚至有学者认为超过0.5，早已过0.4的警戒线，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不明财产”，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之最，贫富悬殊也名列世界前茅。收入结构的严重失衡不仅体现为不同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表现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或者说城乡和地区发展失衡的进一步恶化。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提供的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1.53倍和1.8倍，1990年则扩大到1.62倍和1.90倍，分别扩大了5.9%和 5.6%。2002年东、中、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部的2.08倍和西部的2.63倍。与1990年相比，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这说明，90年代以后人均GDP差距扩大的幅度远远超过了80年代差距扩大的幅度。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1980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中、西部 地区的1.19倍和1.21倍，1990年，上升到1.38倍和1.27倍，2002年，则进一步上升到1.43倍和1.40倍，与1980年相比分别扩大和分别高2.2个和2.8个百分点。从省份差距看，上海2002年人均GDP比贵州高出37487元，上海是贵州的8倍以上。如果说中国经济是在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的失衡情况下高速增长的，那么，失衡的增长——即结构失衡是否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常态呢？
Y先生：
失衡的增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它似乎暗含着非均衡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谛。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结构分析比总量分析更重要，这是因为总量的失衡通常是由结构失衡所引发的，比如今次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过度投资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日益溶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像一个局部结构，外来的供给和需求在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的份额被不断的放大，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今年房地产热中有着大量的外资在涌动。此外，中国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也难以像八十年代那样独行其事，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元的波动常常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中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无不与美元汇率的涨落有关。正如你看见的，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除你说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失衡外，还有消费结构、需求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等等不同程度的失衡。一般来说，收入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消费结构的失衡，进而导致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失衡，最终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有资料表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1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从收入分配入手探讨结构失衡，收入结构的失衡是最为明显并最具争议的。一个稳定的、相对均衡的收入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模式。一个非稳定的失衡的收入结构则是收入大的上层小，收入小的下层大的两极不对称的金字塔结构模式，不幸的是，中国的收入结构恰恰属后一种。在道义上备受责难的两极化收入结构是对中国原有的近乎于正方形的平均主义结构的反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然而，不论这种收入结构的两极化如何引起我们道义上的愤慨，如何的不合情不合理甚至在某些方面的不合法，它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原始积累并替代国家资本的民营化进程。试想一想，如果没有收入差距的拉大（失衡），中国的民营经济或私人资本的发展会如此的神速吗？中国能长期保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吗？虽然收入差距的拉大不能排除巧取豪夺化公为私非法致富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但劳动者在劳动技能上的差别、劳动分工的差距无疑也是重要经济原因。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促进了高储蓄和高积累，也就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和产品均衡有序的升级换代。有资料表明，过去 2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中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率为23%。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1.6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9.9个百分点。从消费的结构看，中国的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收入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高端消费品则供需两旺，看一看收入低下的7亿人口处于省衣缩食的状态就会明白内需为什么不旺，与此相对应的是少数暴富者的过度消费，其追逐奢侈品的疯狂程度令西方人都大感震惊。与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相联系的是中国产品结构畸形的升级换代。这样一来，一极是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的自我循环的欣欣向荣，另一极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消费品的产能过剩或消费不足，通胀和通缩的压力并存，宏观调控陷入两难窘境。
如果我们从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探讨结构失衡，其巨大的差距也是令人震惊的。处于宝塔顶端的“富人”多半聚集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而处于宝塔塔底的“穷人”多半集中在西部和广大的农村，他们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无论我们如何对差距拉大愤愤不平，如何的同情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贫穷的人们，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差距的拉开正是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起点。和农业互动均衡发展的西方内生型工业化不同，中国传统农业和外部导入的现代工业的差距而形成的张力正是中国式增长的原动力。当给予具有地缘优势的沿海城市先行开放的优惠政策就奠定了 “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区先富起来”的差别战略。这好象是战争年代建立根据地在经济竞技场上的重演。重拾开放政策的沿海城市和周边地区取得了发展上的优势，对后进地区形成了“位差”和“势差”，势差转换为势能和动能，四面八方的资金夹带着众多的淘金者——人才与廉价的劳动力如同滚滚洪流涌进了沿海地区，要素的积聚带来沿海地区产业的聚集和结构升级，现代产业比重大的产业结构效应和产业聚集的集中效应共同推动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这也同时昭示着两地产业的非水平分工，西部和内地日益沦为农业和原料型的重工业等初级产品供给市场，而东部沿海地区却取得了制造业的中心地位，正在扮演和进一步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产业结构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城乡和地区差距，至今我们尚没有看见缩小的迹向。最近的“民工荒”虽然宣告了随心所欲的使用超级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未必预示着收入差距曲线的倒U型的拐点出现，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流动没有结束，只要资本不向农村反流，缩小差距的拐点就不会出现。然而，应当看到，结构失衡的增长是不可能永续的，过于扭曲的结构会使张力崩溃而导致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结构失衡所留下的隐患正日益显现，其扩张的势能日趋减弱。始于四年前的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是中国政府矫正过于失衡的经济结构的明智举措。失衡的经济增长还能维持多久待后面还要讨论。现在让我们转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潜力以及增长成因的讨论吧。
二、潜力和前景：高速增长还能走多远？
（一）乐观论：日出的合唱
L女士：
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前景问题争论不断。中国的高速增长能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乐观论和悲观论。绝大多数体制内学者持乐观论，境外多数投资银行及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少数境内外学者持悲观论。总的说来是乐观论的雄壮大合唱盖过了悲观论的悲歌忧曲。较早提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20年的是胡鞍钢等学者，其判断的依据是中国人口大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至少持续20年。林毅夫等更为乐观，认为可维持30年左右的8%至10%的快速增长。李京文认为可达40年，前 10年为8%，后30年平均6%。最近美国高盛公司出报告认为中国2015年超日本，2039年超美国。所有乐观论者都认为中国能够保持20年至 5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本世纪超日赶美不成问题。支持高速增长的主要论点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是工业化阶段高增长论。在工业化的整个阶段尤其是中前期阶段，经济都呈高速增长。经济明显减速是在工业化接近完成和完成以后。比如韩国，1962-1991年平均增长8.48%,1991-2000年平均增长5.76%，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时间长达38年；新加坡1960-2000年年均超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35年；台湾从1951-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49年。南韩、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以后无一例外都保持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人均才1000美元，整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还需要短则20年长则40年甚至5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的高速增长肯定没有问题，按年均增长7%计算，10年翻一番，20年翻两番；按年均10%计算，7年就可翻一番。如果从2000年算起，按汇率当年中国GDP为1.0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为世界的3.4%，美国的10.9%，日本的23.1%，德国的57.8%，英国的76.4%，法国的84%，假如中国GDP每年增长7%至 8%，2005年即可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本世纪中期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国，本世纪内超过美国。
二是起点低增长潜力大论。中国就像一架启动不久正在加速的高速列车，起点低，加速和高速的时间就长。中国目前人均GDP的水平还很低，增长的人均基数还较小。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基数小，增长快，基数大，增长慢，相比先进国家，后进国家具有追赶效应，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美国人均GDP达到35000美元，年增长1%，绝对额增加350美元；中国人均GDP目前只有1000美元，年增长10%，GDP才增加100美元。因此，中国未来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是必然趋势。
三是高储蓄高投资论。储蓄是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这一水平较已经高出世界上一些高储蓄率国家和地区。例如1978~1999年，香港居民储蓄率平均为32.8%，日本为31.3%，韩国为32.5%，台湾为30.6%。中国高储蓄率带来投资率的增长，去年投资率达43%，由于中国人偏好储蓄以及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富人储蓄效应和穷人的“防御性储蓄”的增长，在未来20年高于30%的储蓄率甚至保持40%的储蓄率是没有问题的。
四是人口迁移城市化论。中国面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潮，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犹如滚滚洪流涌向城市和城镇，中国近40%的城市率具有异常巨大的上升空间，城市人口每增加1%就是1300-1400万，如果再增长10%就是1.4亿人口，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据赵晓预计，城市化这一过程将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会带来大规模建设，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规模优化同样会带来效率的增长。通常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约1.9个百分点，加速发展则净贡献率达3.6个百分点。可以预言，中国城市化的浪潮将会持续30年以上，这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巨大支柱。
五是廉价的劳动力加外资外贸推动的“世界工厂”论。过去25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资推动和对外贸易。从外贸看，进出口总额比值（依存度）不断上升，1980年为12.6%，1990年为30%，2002年为49%，2003年则为63%，外贸依存度远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也不断增加，几年一个台阶。从80年代初期的一年1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近年的500多亿美元，预计今年接近6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即FDI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最大的吸引力是廉价劳动力。中国拥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和数量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增加的同样相对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现拥有在校大学生2000万人，为世界之最。今年毕业近300万人，如今后中国每年按10%的增长率，7年之后每年新增600万，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成本目前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0至1/30，相当于亚州新兴国家和地区的1/10-1/20。尽管今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但在20年后仍然保持廉价的优势。质高价廉的劳动力，日趋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市场和政府鼓励等要素所形成的综合优势将继续吸引外商投入中国。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世界工厂，从而有力的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六是市场巨大的消费结构升级论。中国市场巨大而层次分明。13亿人口的市场本身就像一个世界，相当于欧洲36个中等国家。不同的收入层次构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可喜的是消费在经历了数年低位徘徊之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则依赖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经验表明，少数富人阶层倾向于购买进口高档商品，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主要是用于购买满足生活所必需的低端商品；而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则是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尽管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但在中国这一轮由汽车、房地产为代表的消费升级恰恰是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中等收入阶层聚集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展开的。据百富勒公司测算，2002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而到2010年，以上数字均将翻番，即达到标准的家庭总数达1亿个，户均收入为15万元，户均拥有资产达62万元。相信今后数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扩张将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等一批相关产业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市化→农民收入提高并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现在加工产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的良性循环。如此等等。乐观论认为，这方方面面的综合作用，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Y先生：
乐观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也令人鼓舞。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多么希望中国能够高速的增长！“赶英超美”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儿时的梦想吗？作为炎黄子孙，代代热血男女不都在企盼自己的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扫百年之辱吗？但企盼不等于事实，我们且听听悲观论如何说吧。
（二）悲观论：离危机有多远？黄昏的悲歌？
L女士：
悲观论对中国高速增长的持久性持怀疑态度。担心中国陷入像拉美那样经济停滞不前的泥坑或陷入腐败的繁荣。更有甚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会出大问题，或发生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悲观论主要论点如下：
一是两极分化严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消费的严重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相应的产能过剩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可能演化成经济和社会危机。
二是腐败高速漫延。经济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科教文卫腐败、新闻腐败等等腐败越演越烈，权力寻租充斥各行各业。假冒伪劣无处不在。腐败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胡鞍钢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腐败带来的损失占GDP13%-16.8%之间，而且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毒化了社会风气，损毁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恶化了投资环境，败坏了市场经济规则。如果任其泛滥，不仅市场经济制度无法确立，而且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
三是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缺口，社保基金“空帐”，未来数年的缺口达数万亿元。高达23%的显性和隐性失业率的1.7亿失业人口，将成为今后20年的巨大压力。因为中国有失地农民5000万和1亿的流动民工，任何一次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都可能引爆史上最大的民工潮。
四是潜伏的金融财政危机。几乎相当于负资产经营的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财政部门的各种显性、隐性、变相的巨大负债是经济增长的长期隐患，如处理不好，提款挤兑，资本外逃，储蓄和资本形成大幅度下降将导致经济的停滞和金融危机。
五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瓶颈阻碍持续发展。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资源掠夺式开采的疯狂性，水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短缺的危险性，性病、爱滋病、肝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危害性等等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今年许多城市的电荒水荒就是严重的警告。
六是经济的自生性不足和对外依赖性潜伏隐患。中国经济的分配模式有利于外商和少数特权者而不利于普通劳力者并导致剩余价值境外溢出是不争的事实。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率已长达6年低于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极度依赖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任何风吹草动的世界风波，如外资的撤退都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打击等等。
以上是悲观论的六个主要方面，均构成今后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至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体有多大？见仁见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是美国兰德公司查尔斯·沃夫伦博士在美国哥大的讲演，这位博士真逗，居然还能“测算”出上述潜在的危险因素对GDP的负影响率即下滑的百分点，他的计算是：今后十年，失业率为0.8%，腐败为0.5%，传染病、爱滋病为1.8~2.2%，水资源为1.5~1.9%，能源为1.2~1.4%，金融风险为0.5~1%，FDI每减少100亿美元为0.6~1.6%等等。
按照悲观论的说法，如果上述因素重叠或集中发生，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极大，如若当局处理不当，轻则经济停滞不前，重则倒退和演变为灾难性的后果。
（三）如何看待悲观论和乐观论
Y先生：
应当说，“悲观论”看到了问题和隐患所在。但缺乏深层次分析，因为这些问题是与中国的增长模式紧密相连的，它同高速增长构成了该模式流程的两面，因此，这些问题和隐患是累积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会延缓经济的成长，但未必在短期内会演化为危机，至少在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比如七八年内演化为全国性危机的概率较低。我们还是一条条的讨论吧。
第一关于财富的两极化问题。问题有多严重？由于资料统计上的困难，我们无法得到比较准确的贫富悬殊的数字。如众所周知，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阶段的财富两极分化并不严重，日本和南韩的贫富悬殊都不大，就算严重一些的台湾也只有六倍。中国的贫富差距有人估计不下于十倍，有人估计几十倍，这里有一个计算的口径问题，但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较大而且发展迅速，其速度是举世罕见的。但也应当看到，中国的绝对贫困者已大为减少，绝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解决了衣食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相对贫困带来的负作用，一是心理上的即分配不公所产生的对立情绪和对抗，二是经济上的即导致内需不足。对前一个可通过胡罗卜加大棒来缓解。对后一个负作用，可通过财政扩张刺激内需和对外贸易拓展外需来抵消，当然财政扩张和对外贸易的拓展是有极限的，但至少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大问题。
第二关于人们议论最多的腐败问题。如果我们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或职位谋私，公共权力又界定为二人以上团体的权力，那么中国的腐败有三个特点：一是发展快，25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但现在却是腐败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是最高当局和反腐部门的努力，腐败会更猖獗。二是面积广，大面积腐败，权力寻租普遍化，说“全民腐败”虽过头了，但只要有条件腐败，多数人都想“腐一把”，连清扫厕所的“权力”也可成为寻租的工具。三是领域深，涉案的金额越来越大，犯案的乌沙帽越来越高。在毛泽东时代多吃多占食堂的饭菜都会引来批斗甚至牢狱之灾。在改革开放初期送名烟酒就 算行贿。现在送上成千元的红包根本不算回事，受贿几万元有的地方不用查或查不过来等等。腐败能否引发社会危机？我看在中短期不会，比如三五年或者八年内概率小。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人对腐败的心理承受力大为提高，实用主义盛行，虽然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处于底层的普罗大众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腐败深恶痛绝，但也无可奈何，腐败多了也就见多不怪了，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廉洁度”缺乏感受的年轻人更是如此，甚至有的视腐败为一种能力；二是反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也会遏制某些腐败的漫延，减少公开腐败带来的民愤；三是中国的经济目前还能承受腐败的“成本”。当然某些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可能会不断引发局部的“社会风波”而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如直接侵害和剥夺农民生存权的腐败和侵犯市民直接利益的“拆迁改造”式的权力寻租等等，这会激起民愤和酿成群体的反抗，这是最危险的腐败之一，处理不好会导致动乱。腐败能否引发经济危机？短期可能性小，长期难说，需要具体分析腐败的类型。下述类型的腐败如不加遏止，在未来某个时点可能引发经济风波甚至危机：一是“价格加成”式腐败，比如权力寻租加大城市建设成本，许多非经济成本会不断积累附加到土地和基础设施及房产的价格中，从而推高城市的“价位”，形成都市资产泡沫。城市资产泡沫的膨胀一方面会推高其它产业的成本和价格而形成表面繁荣；另一方面又会刺激包括金融资本的社会资本对房地产业的狂热追逐和过度投机，从而不断累积资产泡沫，直至爆破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日本的“土木经济”的爆破带来经济十年的停滞就是前车之鉴。市场和法规远比中国健全的日本尚且如此，泡沫爆破对不健全的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可想而知。二是破坏市场经济规则的腐败，它会使人人都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的信用预期完全丧失，人们普遍追逐从对方那里攫取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潜规则压过公开的规则，假冒伪劣泛滥，黑白两道并行，劣币趋除良币，优不胜劣不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投资的非经济成本和不可预期的风险不断加大，投资环境全面恶化，资本外流，经济陷入下降、停滞和倒退等等。也应当看到，有的腐败（偷窍式腐败）——如贱卖国有资产等寻租交易虽使人愤慨，但没有直接损害经济增长，危害性相对价格加成式腐败要小。有的寻租性行为，在某些时期或某个时点，如在短缺经济时期，对经济会产生正面的效应或起“润滑作用”，提高办事效率，一定程度缓解经济的供求矛盾等等。
第三关于失业下岗、社保金不足的问题。许多专家指出了中国失业的严重性，这里不多说了。但是从存量看，中国的失业率高主要是人口过去增长过快所至。从流量看，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就业吸纳系数过低所至，其根本原因又是源于中国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的低端环节而分工演进不足。存量如此巨大，流量的吸纳又有限，失业率高的问题恐怕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解决。因此更多的应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上下功夫，防止因失业造成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保基金的总量虽严重缺口，但对当前城市的养老和失业保障是可以对付的，例如，其缺口可用“挪盖子”的方式来“盖住”和通过自然死亡来减轻支付的压力。正如前面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今天，失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只要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不对称即前者自由跨国流动后者不能自由跨国流动，处于产业低端链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政策就难以独立凑效，多数人就业少数人待业的 “九一”现象或许是正常状态。关键在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让占劳动力总量的90%以上的就业人员能够“养活”不足10%的闲置劳动力。
第四关于金融和财政的潜在危机问题。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达20%以上的确是太高了。据资料显示，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3.27%，东南亚各国银行在九七金融危机前也不超过6%，就是陷入金融丑闻的日本银行也在7%以下。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国有银行实际上已资不抵债，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包括民营和股份制银行的信用是由国家信用支撑而没有发生挤兑。因此银行的“欠债”构成潜在的国家债务，由中央财政背负，若加上公开的外债和内债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拖欠款”、社保基金的“空帐”、以及其它隐性或然债务，应当说，中国财政的债务是相当大的，有学者估计占GDP的150%，世界银行估计是100%。但是，只要中国经济还在增长，只要国家信用还在延续，国家税收、各种开发权益以及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收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以兑付债务，而不至于引发危机。当然，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对国有银行储蓄的一个巨大挑战，但心理影响大于实质影响，预计到2010年外资银行储蓄市场占有率只有10%，大规模同时发生存款转换挤兑的可能性很小。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问题，如证卷市场的不规范或腐败或信用严重缺失虽不能短期解决，但中国证卷资本深化不够，规模不大，衍生金融工具尚未开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很有限，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引发较大的金融风险。
第五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瓶颈问题。我们在前述GDP的泡沫和国民财富的缩水时曾指出，生态恶化既表现为中国财富存量的巨大流失，同时也降低了财富的质量。环境的污染、传染病的流行、假冒伪劣食品还会损害国民的身心健康。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削弱GDP的增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GDP的增长。当然，长远看这是非常有害的，它会降低劳动力身体质量，透支国民财富的未来并相应减少人们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动摇人们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至于资源瓶颈问题的确随着经济发展日益显现，一方面相对人口比例，中国属于资源贫乏国家；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生产和过度的滥采以及严重的资源浪费，又加剧了资源的紧张、推高成本和造成通胀的压力，但并不构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威胁，科技的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改善资源的利用和缓解通胀的压力，但中国将为此付出利益外溢的代价。
第六关于经济的自生性不足和对外依赖问题。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海内外看法不一，而外资“撤退”造成的损害，有的认为不大，有的认为是灾难性的，认为只要FDI流入低于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会减半。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出售劳动力、廉价的出售资源等等，只要“廉价”继续存在并保护这种廉价的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生产者剩余”，外资是不会大规模退出的，即便发生要素价格相对变化而使中国失去廉价优势，FDI的波动往往是渐进的。虚拟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才是危机的导火绳，中国至今没有开放资本项目，问题不大。对外贸易相信不会有像过去那样大的增幅，但在短期内也不会倒退。至于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的对外依赖导致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在外商手中，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怎样才能使老外长期“落户”中国呢？怎样才能在和平外交政策上有所突破、不计较“姓中姓外”而将巨大的海外华人资本本土化呢？如果做到这一点，谈何“依赖”危机，那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了吗？
综上所述，除非是政府当局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中国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危机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当然，中国正在处于一个急剧变化而多事的时期，局部的闹事和风波将时有发生，但只要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爆发，只要经济不出大问题，任何局部的星星之火难以成为辽原之势。
L女士：
看来你也是乐观论者，看好中国的前景。
Y先生：
我像乐观论者吗？我既不是乐观论者也不是悲观论者。如果一定要对号入座，我与不可知论的怀疑论有不解之缘。未来是测不准的，谁要告诉我们，他能预知未来，那一定是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这与科学风牛马不相及。连马克思当年都不愿意具体的预测前景。我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盼望已久的《资本论》终于问世了，但它使它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大为失望，因为《资本论》并没有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的具体描述……。不要扯远了。现在对乐观论的主要观点作一个评判吧。
第一关于未来20年或30年甚至40年的增长率问题。我们常在报刊和网上看见某些经济学家或者未来学家预测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增长率高达多少多少，相互间还为零点几的百分点煞有介事的进行数学论证和争辨，你信吗？如果是短期增长率的预测或者长期趋势判断也许可信度大一些。就几十年后的增长率作预测不是有一点童话或搞笑味道吗？在数学家看来，这些故弄玄虚的数学计算不过是常识，但在不大通数学的读者面前，俨然成了数学专家和大腕了。对中国今后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数据演算出来的，它比传统的算命多了一些数学，这我无话可说。如果拟定一个20年或30年的增长目标然后测算出年均增长率，并为之奋斗，这也未偿不可，国家和个人也许都需要设置奋斗目标，至于能否达到，那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第二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增长问题。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这几乎是学者的共识。前几年我听一个台湾人曾说过，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会有一次工业化“起飞”的（发财）机会，上帝对中国人特别照顾，幸运地拥有两次机会，一次是香港和台湾，这一次是中国大陆。一般来说，工业化起飞至中期阶段，增长率都相对比较高的，但不一定是全部，也有飞起来又掉下去的，也有工业化期延滞的，因此，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第三关于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高增长问题。长达25年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在学界也是共识。尤其是近年来，固定资产率节节攀升，大大快于GDP的增长。但中国今后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高的投资率吗？假定全部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储蓄等于投资（不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那么中国能否长期保持高达40%左右的储蓄率吗？储蓄率取决于经济总量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人口结构的年轻程度。中国的现实是，近年来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长率、人口结构的老年化倾向和资本收益的外溢都极大的制约储蓄率，我们还能指望今后数十年保持高达40%左右的储蓄率吗？
第四关于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热门话题，某些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视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动力”或“周期”之一。前几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户籍管制的国家，采用户籍所在地的方法统计出来的城市化率不足40%准确吗？显然是低估了。此外，与发达国家的所谓城市化率相比不是过于牵强了吗？要知道，在发达国家没有城乡差别只有产业的差别。究竟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还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呢？显然是后者。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是第二、三次产业的扩大吸引了第一次产业溢出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西往东的大迁移与其说是城市化的结果，不如说是第二、三次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积聚或集中的结果。同样，中西部区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周边城市流动也是产业向城市积聚或集中的结果。产业的集中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不是相反。因此，在产业集中相对不足的地方，人为的超前扩大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和提高档次的所谓“亮化工程”、“形象工程”不过是提前透支老百姓和国家的未来收益，对经济增长只有短期“拉动”作用而不利于长期发展。被一些学者吹嘘为中国城市化新浪潮的本次习卷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热带来的“拉力”效应实在是值得深思。如果用来改善众多农村中心市镇的基础设施，其推动经济的效果也许要大得多。应当说，产业向城市尤其向沿海地区集中带来原有城市的膨胀和新城市的兴起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趋势，因此，所谓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第二、三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过是换一个角度的说法而已。人为的过份的“拔高”城市化只能催胀资产泡沫和带来新的失衡。
第五关于外资外贸和“世界工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问题。外贸和“世界工厂”的中国化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还能继续加速吗？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已从20年前的7.2%上升到去年的33%，近几年平均增长都在25%以上，如此高的比重和速度在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内还能保持吗？有学者预计会放缓。FDI增速也是相当高的，从八十年代的初期的几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540亿美元，有估计到2010年会达到1000亿美元。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加工业，如果要保持吸引外资的高速度，尚可发展的空间是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和回收周期不如加工业，FDI不会大规模进入。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倒是可能吸引FDI的，当然，这要看中国的政策取向和法制环境的建设。总之，通过廉价出售劳动力和资源的方式，长期依靠外资外贸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有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至于“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离世界制造业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向中国转移的大多是产业链条的低端环节或产品的组装环节，也是“两头在外”——策划、技术、设计、研发等附加价值高的环节和销售环节在外，因此，中国的许多企业更像是外资的出口加工车间。此外，核心技术和核心技术产品对外依赖是中国制造业的痛脚。如日本长谷川太郎举的例子，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但是建筑机械多是日本制的；中国生产大量汽车，但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是日本制的；中国年产2亿多吨粗钢，但特殊钢材、建筑用的 H钢甚至部分制造汽车及手机的钢材多靠进口。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2/3依赖进口。如果将制造业分为产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两部分，中国装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42%）、日（44%）、德（46%）。产业技术上的不对称使处于依端链的中国企业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中国经济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关键是能否将中外企业一体化，以确保本土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不断升级换代。否则，唯利是图的跨国公司就会像候鸟一样随着世界天气的变化而飞落新的廉价产地。
第六关于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只是体现在少数人和少数人居住的地区，从理论上说，占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富有人群的购买力是推动中国某些产业——汽车、房地产和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多数人的购买力（消费力）升级缓慢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投资者和投机者炒作起来的汽车和房产热有可能沦落为富人的投机游戏而时不时叫停。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速增长的基石是不稳定的，它的下面潜伏着许多流沙，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
（四）如何解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L女士：
与君一席话，似乎也不能盲目乐观。悲观论和乐观论是否都在走极端呢？我感觉，现代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股市就像天气一样，热极转冷，冷极转热，没有永远的冬天，也没有永恒的夏天。
Y先生：
从哲学意义上讲，常态上的经济过热和过冷都不会持久的，因为其中必潜伏反向发展的因素和力量。只要不引发社会动乱，经济中各种力量的博弈会产生一种均衡从而纠正过度的偏离，终止经济的过份繁荣和过份衰退。当然啰，如果政治家行为不理智或者说没有力量保障理性的政治行为，社会就会陷入各阶层的长期对抗而破坏经济的自然周期。
L女士：
那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未来前景呢？
Y先生：
我本人没有能力去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比如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就经济趋势而言，明天是今天和昨天的“继续”。要判断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就要弄清楚过往经济增长的动因，假定过往经济增长的动因能够用经济增长的模式来解读，那么，能否延续过往的增长趋势就要看其增长模式是否继续有效，如果有效，那么过往的增长状况就能持续。如果模式有效不能持续或递减或恶化、负面效应在递增，那么保持过往的增长趋势就有困难甚至会出现趋势逆转。因此，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之前，我们先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成因吧。正如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伯指出，人们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揭示世界的，人们所观察到的只是自己方法所展示的世界，而不是全部世界。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把握世界，哲学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方式来解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
L女士：
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法解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文献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的确种类繁多。解读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政治角度可归结为中共路线的转型，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的“改革开放”；从意识形态角度，可归结为“思想解放”的观念变革；从人类学角度，可归结为中国与西方人种上的差别、归结为不信上帝只崇拜财神爷的中国人有着超过其他民族对财富的渴求和赚钱能力。还有从社会学、法学、哲学等学科角度解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等等。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经济学的解读，其主流是西方经济学。以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的解读应有尽有。其中主要有三个视角比较引人注目：一是从发展战略的转变——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解读经济增长；二是从经济的双重转型——经济的二元结构的转变和体制转轨解读经济增长；三是从经济增长的理论对经济增长进行纯技术的解读。
Y先生：
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因此，各学科观察到的不过是经济增长与其学科相连系的某个层面，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整体”。虽然经济学的观察比非经济学科的观察更接近经济“实在”，但仍不是全视角和全视点的。因此，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需要以经济学为主的各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当然，整合各学科的视角和视点是困难的，因为每一学科都是自我抽象而自成体系并将体系外的视点当作“外生变量”而不予考虑的。就人们观察的视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至少涉及到五个层面：
第一是生产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或人力资本，技术等等。生产要素是所有经济学家观察的“原子”对象，各式各样的增长模型层出不穷。所有的模型制造者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一斯旺模型）以及卡多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与总生产能力匹配的关系等等。从增长的动因看，生产要素投入量和产出效率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幅度。从经济增长核算看，总产出的增长可分解为不同要素增长的贡献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和技术进步的程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提供的资料：使用索罗增长模型测算的结果表明，1978~2002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9.3%，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张作用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 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统计资料表明：1978—200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长11%，比经济增长速度高1.7个百分点；投资率平均为36%左右，在经济扩张期投资率往往超过40%。高投资增长率和高投资率，源于居民收入增长和较高的储蓄倾向以及外资流入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底的210亿元增加到2002年底的86910.7亿元，年均增长28.5%。1979—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3%，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658亿美元，占总投资的10%左右。我国城乡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 2002年的73740万人，年均增长2.5%。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不仅高于GDP和就业人员增长率，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率之高和快速攀升也是世界罕见的。1997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6%，2003年已升至42.9%，今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比率。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了作用。许多专家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归类为东亚特有的“投资驱动型”。人们也观察到，中国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本的深化，其效益在递减，具体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胡鞍钢博士的报告指出，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根据分析，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1、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 2.6%）；2、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9.3%）；3、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4、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1952—1978年）的-1.9%提高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然而这一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1.2%，出现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11.8%），比1978—1995年高2.5个百分点，也略高于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11.5%），结果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增长率）由正（为0.5%）变负（为－3.6%）,下降了4.1个百分点，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劳动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10.6%，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几乎比1978—1995年期间高出4个百分点，出现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排斥劳动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为2.8%，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2003年中国高等在校生已经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为0.3—2.3%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表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根据胡鞍钢的计算，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9—1995年间的4.63%下降到1996—2001年期间的0.6%。这似乎昭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高投资驱动而不是高效率驱动，这与靠投资效益驱动的西方原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背道而驰，这一现象也为许多境内外学者观察到。如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他在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后计算了其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比率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技术选择的偏差加速了资本深化过程。资本的深化，不仅使资本的边际报酬过快的出现递减趋势，而且减弱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资本产出比率从八十年代的2左右上升到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10年越来越依赖投资的更快增长，这个特征显现出与“东亚奇迹”的某种相似性，而区别于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典型特征，如美国经济从1874年到1984年的100多年间的资本一产出比率基本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十分接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或者说有那些因素与其相关联？为什么资本的报酬过快的出现递减趋势呢？让我们从经济增长的原子（原素）观察上升到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经济的结构观察吧。
第二关于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具体的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组织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生产要素投入的技术组合和分布规定了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组织的类型。而产业的结构和产业的组织反映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表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地区）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可以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差距来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高级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统计显示，中国一、二、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8.1%、48.2%、23.7%变为2001年的15%、51%、34%，第一产业下降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10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约为5%，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以两倍以上的增速快于第一产业。第二、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的转移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当期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高于日本和韩国。统计资料表明，1979年至2001中国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增加3亿人，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加了7012万人、9453万人和约1.4亿人，这使三次产业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占绝对优势的70.5%下降到1989年的60%，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18.3%，再上升为2001年的27.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也有所上升。自1994年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但是，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34%）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75%）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多为40%左右，印度为50%），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51%）又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及同等水平的国家（均在50%以下，最高的韩国也仅为44%），这反映由投资拉动并在对外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产业的发展要强于尚未完全对外开放的第三产业，也表现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虽然推动了中国GDP的增长，但由于前述的“两头在外”而没有带动中国的服务业，这是第三产业滞后的重要原因。应当指出的是，用中国的第一产业占50%的就业人数创造14%的GDP的所谓不对称来说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落后，其实是不准确的。据我所知，由于大规模的施用化肥和化学药品以及改良种子替代劳动，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已大为提高，农民每亩的用工时间比改革开放前大为减少，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今青壮年农民工大量外出，妇女和老孺守家耕田，且用于田间的劳动日趋减少。50%的农业劳动力产出14%的GDP的“统计”只是表明农村的半年耕种半年闲的农业不景气状态。
中国产业的组织相比改革前的状况显然有大幅度的进步，不论是专业化的程度还是分工的规模都是改革开放前的“大而全”和“小而全”的产业组织不可同日而语的。分工和专业化的提高尤其是国际化，大大的提升了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出效率，加快了中国产业更新换代的步伐。我们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家电发展之快、城市普及率之高能做得到吗？专业化和分工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组织”原因。但是，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分工演进明显不足，分工水平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分工的链条不长、集中的规模不大，例如日本一个汽车制造厂就拥有上万家零部件协作企业并全球采购。中国的一汽和二汽集团的协作厂家不过几百家。另外，中国的许多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而使其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分工层面徘徊，这可以部份解释中国经济的粗放性质和就业吸纳力的不足。如此等等。
第三是经济制度。如果我们回到25年前的中国，那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市场制度和企业，只有指令性的经济和政治与经济合一的制度以及行政性的生产单位。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状态。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增长方式转变为政府推动的经济双轨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率和绩效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前。胡鞍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大约高出3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无法准确的测度经济制度的某些改变对GDP的贡献率，但制度的改变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公认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甚至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制度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传导性的，它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发生作用，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农业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配置方式从而增加了绩效；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经济的角逐和竞争而提高了产出总量；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强化了行政干预经济的动力；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开放规则的差别使两地经济发展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双重的规则、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企业、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推动的双轨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
第四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制度通过经济制度参与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不少学者低估了中国政治制度及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就是在今天，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的，其经济发展和增长也充满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要量度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是困难的。人们只能从逻辑上概括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变化对经济制度及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重现开始了政治的现代化，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党政分开，政治与经济的分开以及政企分开的改革，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党和政府包办一切的治理方式走向党领导下的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治的治理，从而孵化出除政治实体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和经济单元；其次是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的变革放任了市场文化观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在观念上的禁锢，这就是所谓的解放思想运动；再次是从形式上恢复了现代国家的机构设置和法制系统，从形式上确立了人权和财产权等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放开了政治对经济的管制，促进了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从而间接的加速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然而，应当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又是有限的。政治制度仍然支配经济制度，许多看似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充满政治的色彩。中国的“发展型政府”过去是今天和将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整合各种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组织力量。
第五是地缘条件。地理环境和位置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母国不是位于赤日炎热的非洲，而是产生于冰雪寒冷的欧洲之说就是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的地理环境是独特的，西北是高原和荒漠，西南是崇山峻岭，东南面向大海。中国古代文明是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拓展的，而近代文明却是从东南沿海输入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海外西方文明的交往曾一度中断。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中美解冻，以及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的变化，中国重新获得了有利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条件。这就是聚集在与中国形成梯度发展的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巨大的华人资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聚集在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区域的华人资本，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增量改革是难以起步的。这也是中国可以苏联不可以进行增量改革的外在条件。正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条件的改变，中国“一部份地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梯度开放政策和发展战略才可能实施。
L女士：
你从不同的层面透视经济的增长，听起来有点耳熟，其逻辑顺序和分析框架似乎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似。
Y先生：
不错，我们都是从读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的整体观和历史唯物论对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有很大影响。马克思虽然也对生产要素进行了经济分析，但他的重点是解读生产力（技术）如何决定经济关系、经济是如何决定政治关系以及社会是如何演变的，为此还构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批判模式。我们只想弄明白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生产力”的变动中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如何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轨迹的、其存在的问题又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等等。
L女士：
你在不同层面谈到中国经济增长时，提到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听起来好象隐含着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与“模式”有关，你是否想以“模式”作为“真实世界”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呢？或者说用“增长模式”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发展趋势呢？
Y先生：
我是想用中国独特的增长模式来解释同样独特的经济增长及其未来趋势，因为“模式”的观察是全视角的，它包括并简化了上述五层次的观察。我们的讨论前前后后已有两个月了，你不觉得很累吗？如果将其辑录发表不是太长了吗？
L女士：
不，很有趣，如果网上贴还是受欢迎的，尤其是关于模式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