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在“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分析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12月22日
一、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正中他国下怀，
中国必须从重商主义向“借商主义”转变！
“重商主义”一词是我借来一用的词语，它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或发展现象：勤俭节约，省吃俭用，重储蓄，轻消费，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尽量压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和出口量，赚取更多的外汇。其实重商主义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它是当年西方国家在重金属时代的一种发展方式。这种做法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一种美德，但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过分地使用重商主义发展模式，便会遭到瓦解性的反应，其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便可能被外人廉价利用，发展到最后往往是空忙一通，所得无多。它最大的问题是普通人民难以得到发展。这意境很象南宋诗人陆游的“遗民泪痕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当今的世界，各国都在拼命利用他国资源。在这样一场国际大交换的过程中，中国是利用他国得多，还是他国利用中国得多？这是我们选择发展战略的主要考虑。虽然贸易和交往意味着互惠，但也意味着一方的获利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基础上。所以，交往和贸易并不意味着都有好处。
目前的情形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流血流汗，为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做贡献。美国的储蓄率都低到零点了，中国人还在节俭过日子，拼命节省下钱，为美国国债服务，拼命出口，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美国今年的贸易逆差已达到6000亿美元了，美国人利用具有国际货币地位的美元，来换取他国的实物。中国通过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通过大量的贸易顺差，攒下几千亿美元的外汇积蓄，但只要美元贬贬值，这些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国民财富便会缩水或化为乌有。
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要谨慎使用，主要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纸币流行的时代、强国和大国货币流行和主宰的时代，是一个资源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直接投资畅行无阻的 WTO 时代，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金融经济时代，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以实物换来的金融财富很容易在发达国家玩弄的金融游戏中化为乌有。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向借贷主义转变，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怕借不着钱，就怕多攒钱，别被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所吓倒。在这一点上，中国恰恰上了金融大鳄国家的当。所以，我把这种发展模式称做“借力主义”或“借商主义”。二战后，拉美国家实行的其实就是这种发展模式，但拉美国家搞“借商主义”搞的太厉害，太过分，利用外资过度，结果产生了另一种经济问题：负债经济和透支经济。拉美和中国完全是两个极端，不过拉美国家学的是美国，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学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美国今天是典型的“借商经济”国家。不过，今天的学习已经轮到中国。我国国内一些大城市居民不是已经开始借贷消费了吗？
二、外国对中国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反击手法，
过分招商引资的后果是使中国沦为新的“经济殖民地”！
WTO的影响是使中国经济的国际分工性更加明确，
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必须借用几种手段，第一个手段便是廉价货币，象中国便是大幅贬值人民币，1994年搞汇率并轨，人民币大幅贬值，远远低于自身的购买力价值。第二个手段是出口补贴，使出口货物低于成本价。有了廉价货币和出口补贴，便有了廉价商品，增加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不遗余力的换取外汇的做法，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正中下怀，你要钞票，我要实物，一手给钞票，一手给货物。自1994年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节节上升，从1000多亿美元上升到今天的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在节节上升，也从1000多亿美元上升到近6000亿美元。在这场交换的背后，是中国输出了相当于 1995年一年的GDP，即4万多亿元实物货物，换回了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纸币财富。其实在电子金融的今天，美元货币的形式连纸币都不是，只是电脑中的一个电子符号。这么多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为的就是积攒下这么一笔电子金融财富符号，输出了4万亿实物货物，换回看不见摸不着的货币财富，在当今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存在着多大的风险啊！
最近这两年，美元正在发生着与80年代早期同样的一场大贬值。两年间，美元对欧元和瑞士法郎已经贬值35%，对日元贬值25%。持有美元的中国，对持有欧元和日元的国家，实际上是处在财富贬值的状态。是谁制造了这场美元大贬值？细究起来，与近十间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行为不无关联。中国的崛起与当年日本的崛起一样，都会对当时的发达强国带来影响。毫无疑问，目前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调整，中国要认真总结自己发展模式的正反两方面作用。
发达国家对付发展中国家重商主义的做法有三，第一是印钞票，你愿意要顺差我就给你，反正国际货币掌握在我手里，印多印少是我的事，最多是最后导致美元贬值。第二个办法是跨国投资，你的商品和劳动力不是便宜吗？我就利用我超值货币的购买优势进入你国家投资。凡是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都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由于廉价货币而引起的廉价资产。人民币不值钱，不仅导致出口商品廉价，也导致其国内的资产不值钱。外商以极低的成本投资中国，然后带走绝大部分利润，留给中国的只是微乎其微的劳动力工资。
在这种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政策下，中国很快便会变成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或者潜在着日后沦落成经济殖民地的危险。目前，中国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与国际上 WTO贸易制度相结合，已经使国内经济日益显露出国际分工层级化的端倪。前些时候我在广东考察，发现物流行业的低端产业大都掌握在我国企业手中，而外资进入的大多是高端物流业。譬如，在低端物流业，广东物质集团控制着码头、堆场和钢材、木材、汽车等大宗生产资料的销售，而在高端物流业，沃尔玛、家乐福等超市遍布全国各地。从物流业中可以清楚看出外资进入的领域----高端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而这些领域不仅是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领域，也是利润较高的领域。
2005年以后，我国的金融、保险等领域也相继放开，这意味着外资在华投资结构进一步形成。凡是粗老笨重脏累苦的行业，外资不会进入，外资更多进入的是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行业。这就是使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进一步分层化：外资企业占据着上游和高端、高利润的产业，中资企业大都集中在下游的低端、低利润的产业，全球形成一个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和招商引资政策恰恰帮助外资顺利地完成了这场“经济殖民”的整合。好处是有更多的技术、知识和就业岗位转移到中国来，使中国经济显得热火朝天，坏处是本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快速提升。
三、热钱纷纷涌入中国，投机资金导致经济过热，
房价畸形上涨，房地产业隐含泡沫危机，
不调整汇率，就只有通过国内通货膨胀释放资金压力，
发达国家对付重商主义的第三个方法是进行金融投机。近几年里，大批游资进入中国，伺机人民币升值。光是2004年1-9月份，外国的商业贷款就进来了 1400多亿美元。这样加剧了我国货币资金的过剩，使银行不得不大量放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畸形过热。特别是部分游资进入房地产，拉抬房价上涨，使房价远远超过普通居民的实际收入，迫使更多的人靠贷款购房。上海徐家汇区一些商品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上涨到2500- -3000美元。这种价格对于外部的炒房者来说并不算高，但对于国内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来说简直是天文数目。尽管如此，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的房价目前仍在一路高歌向上攀升，经济态势如飞蛾扑火。
随着投机资金搅得房价持续上涨，中国购房居民的负债率日益提高。当投机性资金刺激得中国房地产达到一定不合理的高度时，泡沫必然破裂，最后的结局是债务链条断裂，国内出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步80年代的日本之后尘。分析到此，重商主义的利弊得失已经一目了然。
最近，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措施，阻止过多的外汇流入，并鼓励外汇流出。历时20多年的“创汇”战略终于因为外资的汹涌进入而被放弃。12月10日，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发出警告：国际游资不要进入中国。政府的动作并不是捕风捉影，不管是政府金融部门掌握的数字，还是社会流传的数字，目前进入中国的国际游资都在几千亿美元之巨。这种投机资金不正常的涌动，对中国今后的经济运行潜伏着威胁。
截止2004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估计要达到5，300亿美元，如果不是在2003年10月拨出450亿美元充实四大银行的资本金，外汇储备到今天可能已经达到5，700亿美元。从2002年到2004年，外汇储备一年上一个台阶，2002年增加了900多亿美元，2003年增加了1，600亿美元，2004年估计要增加1，500亿美元。再加上民间外汇存款大约1000亿美元，加上未进入金融机构的散落在企业和社会上的外汇资金，估计目前我国境内的国外货币高达8，000亿美元。
2001年底时，我国外汇储备仅2，900多亿美元，之后仅用了三年的时间，我国的境内外汇多出了大约4，000亿美元。这其中有多少是正常投资和贸易顺差产生的外汇，有多少是投机性的游资，通过计算可以有个大概的估计。2002年到2004年这三年时间，国外在华直接投资每年大约平均500亿美元，总共大约有1，500亿美元，加上这三年的进出口贸易顺差500多亿美元，资本帐户和贸易帐户上大约多出2，000多亿美元。但扣除这三年间我国的用汇数量[估计也要有2，000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本不应该增加到近6，000亿美元。这说明，近三年里净流入我国的投机性外汇资金至少有2，000多亿美元。
面对如此汹涌的资金压力，从2003年开始，中国物价开始节节上涨，尽管2004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至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一波通货膨胀的尽头。2004年全年平均通胀率为4%，估计2005年将达到6%。这就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重商主义应对和中国经济自身反应的结果。在这样一场“贵买贱卖”的国际贸易和“廉价购买中国资产”的国际投资过程中，中国的本土财富和资产正在大量落入外人之手。当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中国的“从属经济”和“产业经济”特性将会进一步显露出来。
四、重商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基础以及其非人道性，
以牺牲“四廉”为代价打造出的庞大出口得不偿失！
中国的劳动力是被国际资本剥夺得最厉害的一族，
重商主义的主要危害是压低国内下层民众的收入和资源资产的价值来为政府和外商积累财富，为世界富裕国家和发达国家做无私奉献。但靠这种方法积累下的本国国民财富极容易蒸发掉。不仅财富容易蒸发，更主要的是这种发展方法在道义上存在着不公平性、不平等性和非人道性，并且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
这种发展战略的致命弱点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看清楚，2002年1月，我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就在远洋大厦召开过一个会议，建议我国抓紧时间适当升值人民币，减少外贸出口补贴，即使不调整汇率，也要提高国内的成本价格，如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通过国内的轻微通胀来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今天会议在座的石小敏、王建、杨继绳、王小鲁等先生都参加了这个会。我当时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文章[可在线点击查看]，此文曾在那年人大会上传阅过。但三年过去了，人民币不但没有升值，反而随着美元一起贬值。后来我又写了《中国：要纸币，还是要实物》、《外贸顺差就是强国吗？》、《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等文章。但我的声音在完全被“创汇”思维影响下的社会里影响甚小。这些年我国的实物资源付出有多少？大家心里应该有数。经济上表面热气腾腾，但大多数人的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成正比。
直到近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专家说法，譬如“中国遭外资掠夺最重”、“百姓收入增长跟不上GDP”、“外资收益大于内资”、“长期让利祸及自身”等等。毫无疑问，中国今天已成了外国资本最廉价的打工仔，世界的打工链条已经清楚地形成：具有高级经济形态的国家利用低级经济形态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大部分的利润被外人拿走，本国人只获得微薄的利益，甚至这部分利润不足赔偿成本损失。
为什么我的判断可能是得不偿失呢？因为目前中国对外部的交换整个建立在“四廉“基础上，这“四廉”就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货币和廉价的环境成本。以牺牲“四廉”为代价打造出的庞大出口，实际上是损失很大！特别是我国又实行了“重出口、轻进口”的发展战略，更使我国这样极需要实物财富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难以富裕。人民币为什么存在着充足的升值空间？这是因为人民币是建立在“四廉”基础上，中国的出口品充满了对国内资源要素的廉价压榨。这种廉价人民币只能对外部世界有好处，对本国人民有百害而无一益！
这种发展模式只能发展国内一部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群体，这是一个中间的精英群体，最大的获利群体是发达国家，最后的付出群体是中国的广大老百姓。一个世界范围的打工生态层已经清楚地出现：最低的一层是中国农民和工人，逐级往上，宝塔尖上的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在这里，我们还要深入认识重商主义得以顺利实施的制度基础。由于中国是个劳动权利相对薄弱的国家，劳动群体没有谈判的权利，工人没有罢工等权利，缺少工会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下，中国的劳动群体被剥夺得特别严重！他们只能沦落成最廉价的一群。这也是外商投资纷纷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说得好听一点，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优势。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是被国际资本剥夺得最厉害的一族。
但是，中国劳动力的忍受程度也是有限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早晚是要在政治上出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容易实施重商主义？这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目标支持。因此，调整重商主义发展战略，除了要改变政府的一些施政目标，还要有一些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相配合。譬如，加强劳工的结社权和谈判权，在宪法中增加“罢工权”这一项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至于说中国国内这个的精英群体，如果他们在下层群体的支持下能进入国际竞争行列，在一定时间内取得竞争优势，如联想收购美国IBM电脑部分，取得成果后再反馈中国社会，那么中国下层人民在一定时期内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或许也是值得的，但如果这个精英最后沦落成国际资本的附庸，与国际资本联起手来，下层人民的付出与牺牲就是可悲的。
五、重商主义制度基础的第二种表现：“新双轨制”
资金、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的非市场化是导致“四廉”现象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一部分社会资源和群体利益换来的，
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社会基础还表现在价格和价值的非市场化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这三项重要的经济要素之所以出现“三廉”现象，主要是因为它们至今未能进入市场化，仍然在制度上和政策上受政府控制。最典型的就是土地制度，土地资源不私有化，迟迟不敢让农民所有，主要是有着一个庞大和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农民在这场博弈中完全是弱者。这种制度的安排和弱势群体的存在，导致重商主义战略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其中一条主线是分层发展和不平等发展。除了城乡两大集团不平等，再就是特权和权力部门与无权力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的变革，一个最常见的现象是一部分特权群体，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夺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可以用新老两波双轨制来描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旧双轨制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价格方面的双轨制，这催化了最早的一批政府设租寻租的腐败行为，但随着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日渐市场化，这种寻租余地已经趋于消失，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国又出现了一波新双轨制。这一期的双轨制主要表现在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这三大要素的非市场化上。其结果，这三大生产要素又成了权力部门和强势利益集团的新一轮设租寻租对象。
让我们具体来做一分析，先看资金的非市场化，十几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本来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但被国家银行控制，资金的去向主要是国有企业部门，其结果是导致了社会的金融资源被国有部门廉价利用和大量浪费的现象。这些年来，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之所以能兴办这么多的投资项目，主要是建立在廉价金融资源的基础上。而之所以导致社会资金过于廉价，是因为银行部门的非市场化和国家化，储蓄存款者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个非市场化的经济要素是土地，土地的拥有者农民没有向征收土地的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政府将土地以低于市场价数倍的价格征走，然后将其市场化，去低价献给外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政府得到的土地收益仅仅是被中间环节流失的黑色收益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特权集团和外国资本攫取。
第三个问题是劳动力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的刚性状态，连沿海一些外资企业里的劳动者都无权要价，劳动者没有为自己劳动力要价谈判的权利，低工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这就使中国大量的劳动价值被外国资本拿走，被国内强势部门拿走。中国劳动现在身受的是两种资本的剥削：外国资本和本国强势资本。
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三大要素非市场化的结果，是使强势权力部门、外资企业和拥有特殊权力的国有部门能廉价地获取通过这些廉价社会资源创造的经济收益。这种非市场化的后果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均衡。国内一部分人迅速富起来，外商攫取了大部分利润，但普通劳动者发展缓慢，收入微薄，社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
不仅如此，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使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能廉价地使用这些资源，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不正常的过热。这种经济热动和躁动的背后，是社会上一大批人的利益受损。因此，中国经济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一部分社会资源和群体利益换来的。
特别是由于权力监督和制约力量十分薄弱，使少数拥有特权的强势集团变本加厉地聚敛社会财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社会间群体矛盾。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在近几年里逐渐上升。因此，如何对待近几年里的“新双轨制”，成了今后政府部门改革的重点。新双轨制真正的危害是它违背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原则，造就了中国各大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最终导致我国社会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和巨大差距。
六、深刻的反思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到一个历史的关头。实施多年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已经到了需要彻底纠正的时刻。否则，这种发展模式积蓄的国内社会矛盾将最后爆发出来。
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无法有这么几件事，一是恢复人民币应有的购买力价值，二是恢复国内一些资源和要素应有的价值，如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产权真正地还给农民，三是进行国有金融部门改革，银行部门市场化，四是壮大工人的劳动组织，发挥工会的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将劳动力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五是改革政府，增加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增加我国社会的政治民主机制，在最大程度上遏制权力腐败。因此，我国今后几年的改革任务是非常清楚的，主要是要在这几个领域中解决问题。
参考文章：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发展战略，2003，1，16，
仲大军：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2003，2，25，
仲大军：中国外贸损失有多少？----创汇思维的恶果, 2004,8,4,
赵丹阳：出口退税和人民币汇兑管制成本，2004，12，3，
赵丹阳：出口退税及过度追求出口的问题，2004，10，28，
赵丹阳：低价竞销出口而付出的沉重代价，2004，9，25，
---------------------------------------------------------------------------------------
其他参会者的发言摘要：
[未经本人审阅]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今天这个会有三个主题，一是“经济运行中的新双轨制”，二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与中国的对策，三是“银行和资本市场下一步的改革突破与创新路径”。我们找了三个年轻的博士做主要发言人，大家进行评议。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的问题，国际收支失衡是主线，中国经济驶入国际经济的大海，但中国的加入，使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今年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全球2/3的贸易顺差是被美国吸收了。美国现在是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元，换回廉价商品和资本，其他国家获得外汇之后又投回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仅东南亚国家就购买了美国8000多亿美元的国债。这使美元的贬值压力并不大。如果这些国家抛售美元，那么美元便会加速下跌，一场美元大贬值就会到来，当这些美元抛没了的时候，外汇储备也缩水没了。这就使这些国家不敢轻举妄动，明知这是一个财富影子，也要硬扛着它。
经常项目上的逆差，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限止地增加，美国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时刻。估计到201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占GDP的13%。调整的方式是紧缩财政，但每减少1个百分点，美元就要贬值10%，总的趋势是要贬值30-40%。
美元有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今天的情形与70年代布雷顿体系解体时的情形非常相似，如低利率，高油价，今天很可能处在一个全球性的调整时期，美国财政的压力不亚于越战期间，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中国这样的浅水区，而是出在美国这样的深水区。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这与中国的汇率有关系，于是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成了替罪羊。
中国经济已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与国际市场参与的部分，这个部分与国内部分不沾边，一些沿海地区出现“飞地经济”，这些地区与国内的连动性不大。另一个部分就是国内自循环的部分，两者差距很大。由于多年来过分强调出口，结果造成价格扭曲。国内的一些非贸易品的价格被压低，廉价的出口商品是以压制国内非贸易品价格为代价输送到国外市场的。例如土地价格被压低，劳动力价格被压低，矿产资源价格被压低。这种外向型政策的实施，导致国内资源廉价为外部利用，出口所得利润不足补偿国内的损失。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分化的这两大经济部分，与国际参与的部分是以剥夺另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进行运转的。因此，出口拉动战略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世界有多大的空间允许你实施这种战略？国内另一块经济和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是否承受得了这种牺牲和付出？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资本帐户，由于盲目的招商引资政策，导致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其实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并不缺钱。很大一部分外资是内资出口转内销回来的，所以要调整外资政策。FDI也是一种借钱方式，不过它还的是利润，而不是银行利息。FDI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借款方式，最近几年，外商投资的利润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出。在贸易平衡的状况下，FDI自己就能创造贸易顺差。并且，如果FDI那一天撤除的话，钱也要跟着流回。
如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大量的外汇占款就要挤压国内通胀，现在央行用票据冲销来减轻这种压力，但外汇储备还在被动地上增长，每年增加1500亿美元，照这种速度，2010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将占GDP的47%。而今天拥有8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日本，其外汇储备量只占其GDP的18%。拥有这么多纸币有什么用处呢？随着美元的日益贬值，中国多年来积攒的国民财富也一天天化为乌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选择时机调整汇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盯住美元的时间越长，调整起来越困难。2004年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没调成。投机资金的性格是愿意找一个故事来狂赌一把，现在，一部分投机资金已经到达香港和进入国内，这笔资金有多大，还没有准确的估计，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搞投机也不容易，对冲基金必须要求有很大的杠杆和流动，中国有资本管制，不能自由流出，所以热钱近来后也只能炒房地产。
最近一个时期，热钱的流入并不是最高的时期，没有2003年底高。在热钱流入减少的情况下，汇率调整是不是可缓一缓？关键是有一点还不清楚：人民币是不是还存在着贬值的压力？我们的升值预期是否准确？
在全球贸易失衡的背景下，中国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加大贸易出口，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仅仅是为了出口。这样做，资源就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为了获得资源，非洲和拉美国家成了中国关注的地方，中国企业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海外扩张。这样做的问题是：仅有经济实力而无军事实力在海外搞扩张能否奏效？美国有军舰支持，中国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做支持，海外投资也是有风险的。但发展军事又要消耗国民财富，是不是能象日本那样承认美国是老大，低头称臣，跟着美国跑？
现在国家世界都想拉中国进去，G7在拉中国，好多事都离不了中国，中国在为全世界做贡献，但中国在真正进入国际社会时还存在着能力问题，譬如财政部能否有独立的观点？外交部与财政部能否沟通？和平崛起要处理好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和周边关系。由于中国的科层制，中国官员在国外讲话的调子几乎都一样，讲话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内的领导满意。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
目前，中国GDP中的每1元钱里，有7角是来自进出口。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如此大。中国已成为西方国家廉价的打工仔这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非常低，仅有0.7%，这导致美国必须向国外吸取资金，平均每天就要15亿美元。现在的状况是全球在养美国。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婴儿潮”，即1945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现在都已进入白发年龄，需要养老了。这导致美国今天内部的问题非常多，社会保障压力非常大。发动伊拉克战争，结果使美国陷在伊拉克，与当年陷在越南还不一样，难以体面地退出。
今年来，美国银行利率不断上调，现已高于我国国内水平。今年美国GDP增长大约为4.1%，明年大约3.2%。世界对美元汇率没有信心，使美元在最近两年里对欧元贬值了35%，对日元贬值了25%，这水平与1984—1985年那次美元贬值大致相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布雷顿体系”，欧洲首席经济学家认为，欧元这么升值不可持续。欧洲和日本也进入老年社会，内部都有很多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劳动力年轻的国家，因此，中国成了为全球提供商品的“世界工厂”。
汇率是个相对的问题，不是绝对的。1999年以前我就唱衰美元。现在美元贬值已经贬到一个新的平台，与80年代差不多，美国的利率也升上来了。欧洲的利率已经比美国低了。目前我国官方持有1750亿美国国债，还有一些票据，总数不到2000亿美元。
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大进大出的时代，这是中国缓解资源和人口压力的办法。所谓发达国家，其重要特征就是进口资源，发展中国家都是出口资源。
陈兴动 [法国百富勤投资公司经济学家]：
我这一个半月里都在世界各地做路演，见到很多想听中国故事的人。中国的兴起已经打搅了世界。中国成了一个大市场，同时打乱了许多老牌发达国家的生活秩序，如德国，一个德国人抱怨说，现在生活压力很大，要被迫学四种语言，才能找到工作。中国对世界带有很大冲击。回到金融问题，欧元通过对美元大幅升值现在站起来了，美国现在把证券税从35%降到5%，为的是吸引外资。中国的探水已经到底了，不过水底下是松土。现在很多进入国内的资金不一定是投机资金，例如有人寄回50万美元在上海买房子，导致房价上涨。人民币升值有两个理由：一是国际收支顺差，二是经济高增长。美国要减少贸易逆差，只有靠贬值美元，让国民减少消费。其实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富裕国家的人民靠拼命消费，来消耗从发展中国家赚来的剩余利润。为什么不能让贫困国家的人民富裕一点，而让发达国家穷奢极欲？
杨鹏 [北京天下谷企业文化研究所所长]：
其实目前的中国不仅在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方面没有实现市场化，在政治服务领域更没有实现市场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要把权力的价格纳入交换体系中去，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新社会契约论，研究权力背后的劳动力和政务服务价格，政府官员要给自己的劳动定价，但是，定价权在谁手上，是自己给自己定价，还是由社会来选择？总之，权力要走向市场，中国的政治服务价格要纳入整个价格机制中去。
高书生[中央宣传部处长]：
公务员价格至今是跟进机制，市场的规则在国有单位不起作用，事业单位的价格机制是国家机关中最严重的，一个处级干部在上海和青海都一个标准，只有工资外的补贴不一样。目前最乱的是国有单位特别是国家机关的收入，各个部门都不同。
改革20多年了，政府的定价机制至今混乱不堪，政府官员的劳务价格仍然呈现平均主义状况。现在各机关实行“三五八一”制，科长工资3000元，处长5000元，局长8000元，部长1万元，这实际上仍然是新形势下的大锅饭。一个部长的工资怎么能仅仅1万元！局长和科长之间的差距怎么才这么小！象我们国家，一个国家元首的年工资怎么能还不到10万元！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吗？
因此，正国必先正己。政府政务的价格体系必须纳入市场化价格体系，不管目前中国有多少双轨制，今后都要往市场一条轨上并。政府官员和国企经营管理者必须要在自己的劳动价格和劳务贡献上做出选择。如果不评定好权力的价值，权力的寻租和腐败是堵不胜堵的。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是打破利益格局的问题。比如向电信和电力这些部门的利益如何调整。
周为民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
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改革的原点，行政权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挑战这个重新强化了的行政权力。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中心]：
近年来，间接融资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十一五期间仍然可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日本在10年前做了大动作，大手术，但10年下来，对直接融资的影响有限，象日本这样市场化的国家，要想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还这样困难，更何况我国了。
中国M2与GDP的比例已达到200%。要正确看待企业的海外上市。
王松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融体系已经出了毛病，就象一个人失去了造血的功能。我们的金融系统就没有一种特殊体系适应要求，粗放型经济实体的调整应从金融体制上调起。金融体系的效率要提高。这些年我们是靠试错法走过来的，用了很多丑招，值得自豪的不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向市场化转变，但金融体系却不是市场主导型的，没有信息搜集、资源配置和管理上的优势。金融往哪里走？不清楚。银行重在干部制度上的改革，少出窟窿。资本市场怎么改？存量改革，要培育信心。有句话说“行情靠憋，股市靠歇”，可以停止扩容，抓治理，香港就敢抓创维的老总，新加坡在调查中航油，可在我们国内，损失了几个亿也没人负责。在硬件上我国可与国外相媲美，但在软件上差得多。要打假，对毁灭财富的人要查，XXX出来了，后偃旗息鼓了。都上市造假，谁批的？今后要负责任。
第二，搞一个全流通方案，资本市场严重贫血，一是没有信心，二是融资不畅。增量问题，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地方政府的金融支配权被拿走的太多，应下给地方政府一部分。现在有两个失衡，大量资金流回传统产业，民营科技企业失血，第二，银行有大量存款和存差，资金过于充余，但60%以上的企业都缺钱。央行三季度报告却说企业不缺钱。
再是外汇储备过大，通过低价竞争换来的外汇又流回美国买了美国债，支援美国。金融自由化是时候了，企业可在地方性的市场融资，都靠银行不行。2005年如出台一些大胆的政策，那么，金融改革年便会名副其实。
林义相 [北京义相公司总裁]：
中国股票市场处于危机状态，原因不在股市，第一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第二个层面的作用是权力和利益，第三是技术层面。现在主要是权力和利益不协调。权力是为利益服务的，但是为老百姓的利益服务，还是为一小部分的人服务？
130家证券公司目前是全行业亏损，窟窿有2000多亿元，动不动几十亿就没有了。这些钱哪去了？个人分了，送了，被人捞走了，结果是国家买单。公司老总的年薪都上百万，中层经理几十万元，公司在亏损，经营者却在捞钱。这是什么国有企业？
问题出在委托资产管理上，国债利率3%，却出现8%的亏损，钱哪去了？给中间人分掉了。内部人这样瓜分国家资产，为什么没人告呢？为什么还捂着包着？上市公司的问题是什么？上市公司的每股盈利除了2002和2003年有所改善，其余年份全是下跌。上市公司的钱哪去了？中间给送掉了。看看当前的社会，为何汽车那么多，消费那么大，资本外流得那么多，可上市公司就是不赚钱？主要是钱都流到周围的企业中去了。费用算在上市公司上，收入是小公司的，吃得都是国有资产，这么个掏、挖、捞、瓜分，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怎么能好了。改革的过程是相当多的国有资产变成了私有资产，漏洞和漏斗太多。
重要的问题是要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如何找到一个它内在的逻辑，明年改革怎么改？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管权都有可能被腐蚀，如果对抗出现便会出现社会危机。
张卫星 [证券市场人士]：
这些年里，证券市场共融资8000亿元，可投资者却为此付出了2.5万亿元的代价，成本极其高昂。我国的股市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市场，垄断成本，效率低下。
华生 [北京华侨大学校长]：
股票市场不搞全流通，不搞活股市，国企也无法进行产权改革。
陆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部]：
中国的政策市已经不起作用，今年里一连串集中密集的利好政策出台全不管用，股指继续下跌。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场上攫取利润的的贪婪不亚于上市公司。如按基金额提取利润都应有 ？%的利润，但这些基金都亏损。老总年薪都在100万以上，他们的出身大都是证监会系统的人。证监会已成了一个与攫取利益的集团有牵连的部门机构，这是一些“红色寄生虫”！今后证监会干部的流动去向要让社会知道。
搞公司治理要先研究政府治理，最近暴出王小石卖名单的事件。当前社会上流行着“四大黑”的说法：公检法，证监会。金融蛀虫的攫取资金的能力要远比企业蛀虫大！上市公司要提高透明度，股民没有信任感。B股市场的开放是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
陈乐波 [上海中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我做企业有十几年了，我发现企业发展有个时间窗，在就在那么一年的时间，就在那一刻，发射的窗口打开了。2005年是不是中国改革的时间窗？我认为是正好能做事的时间窗。今年税收增加5000亿元，这是调整利益的最好条件，改革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但在某种方面我感到悲哀，经济体制改到现在，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1300家上市公司毁在自己手上。
曹远征 [中国银行投资公司]：
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到了最后改变资源配置的时候？2004年第一件大事是把银行改成经营货币的企业，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这个架构比国资委进了一步。我个人的关系已转到居委会，现在与单位的关系是应聘关系。第二个重大改革是不再是存续公司，
参会人员：
高尚全、杨启先、石小敏、仲大军、王建、曹远征、王松奇、赵晋平、张维迎、高培勇、华生、魏加宁、王小鲁、高书生、张宇燕、王志乐、陆建华、林义相、张景安、周为民、韩朝华、于建嵘、杨鹏、陈兴动、陈乐波、陆一、高辉清、高世辑、谭雅玲、张卫星、王德禄、卓勇良、胡争鸣、任俊峰、马克、杨继绳、薛小和、何力、杨晓平、黄钟、李伟东、郭戍华等，钟伟、何帆、巴曙松三位博士做了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