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入市”——中国入世的“尾巴”
在中国成为WTO成员三年之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再度浮出。1986年中国申请“复关”时，自己并不承认要搞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当时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叹：“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我们谈了6年。”在后来的中国“入世”谈判中，与市场经济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了谈判的焦点，以致在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文本上，留下一些过渡期条款的“尾巴”，其中之一是：允许WTO成员在15年内在对华商品反倾销调查进行价格比较时，可以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其他世贸成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得中国企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处境极为不利，不但败诉率高，而且被裁定的倾销税率也让很多企业难以承受。根据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的数据，截至2004年2月，中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已经超过600起，为全球之最，且在入世之后，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参与积极应诉的胜诉率只有35.5%，低胜诉率在客观上又会鼓励别国反倾销手段对付中国产品的进口，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目前来看，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扰和伤害。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 按照美国的6条标准，尤其是头两条标准，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确存在差距。但是，判断一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标准绝非美国政府一家之言。国际上通行的市场经济指数主要是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即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这一指数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因素衡量经济自由度，并采用综合指数的形式进行反映，指数值与经济自由度正相关，其区间为[0，10]，指数值越大，表示经济自由度越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表1 反映了据此指数判断的情况。表1： 中国经济自由度变动表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中国 3.93 5.05 4.79 5.12 5.4 5.49 在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2003》中，中国在参加排名的123个主要国家或地区中列第100位，排在其后的有23个（其中，非洲国家有12个、南美洲国家有3个、欧洲国家有5个、亚洲国家有3个），这其中大部分被美国和欧盟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如俄罗斯在2001年的排名中要比中国落后12位，而早在2002年就为欧盟所正式承认市场经济地位。显然，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已超过了若干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目前还不被欧盟和美国等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了解或偏见。 另外，国内学者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以及法律制度环境、公平贸易等因素为指标，从宏观全局、微观企业乃至地区差别等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测度，来判定中国总体程度上的市场化进程。下表反映了国内学者对市场化指数的测度情况： 表2 中国国内专家与研究机构对市场化指数的测度 专家与研究机构 1990 1992 1995 1996 1997 1999 2001 2002 2003卢中原、胡鞍钢 62% 江晓薇、宋红旭 38% 国家计委课题组 65% 顾海兵 35% 40% 50% 陈宗胜等 60% 北师大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69% 国内专家预测 60%-70%李寿生 60% 邱晓华 60% 一般来讲，中国学者比较喜欢用百分比来衡量市场化所达到的程度。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采用百分比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时候，并没有先验地假定100%是市场化的最高指标或模式，把它理解成相对进步程度更合理一些。一般判定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低界限为60%，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也仅为80%-90%之间。从表2中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保守估计，目前应为60%以上。而且从趋势来看，如同弗雷泽研究所2003年《经济自由度报告》中所显示的一样，中国的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今天中国经济与二十多年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已完全不同，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1992年设定市场经济目标，2002年向世界宣布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应该否认，中国经济25年来朝市场经济目标大步迈进，并已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 这样看来，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和科研机构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定都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要求具备的基本条件。但是，美国政府为何不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呢？其实，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在美国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判定的6项标准中的前两项：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和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也是美国重点关注的。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曾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1930年关税法》中规定的劳资和汇率两项标准将是美国政府衡量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重点考虑的问题，除非中国通过这些标准的检验，否则就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他被问到：“中国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人民币是否应当自由兑换？”埃文斯回答：“绝对是。”实际上，劳资问题所直接针对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劳动力成本计算问题；货币的自由兑换问题所针对的是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展开我个人的思考。 三、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反思 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企业、产品及其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竞争优势，但这个优势究竟有多大？持续有多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贡森研究员所作的《我国劳动力优势国际比较》分析报告中显示[1]：90年代我国制造业人均实际工资的年递增率为7.1％，而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5％，二者几乎相当。但是包括非工资费用在内的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已达10.4％，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的1.5倍。尽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仍然低于国际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在2001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3.94％、11.27％和35.6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40％至70％。由此可见，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另外，从时间跨度来看，官方援引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2002年底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至少将保持20至30年”。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中国有约1亿农村劳动力等待到城市就业，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庞大的后备军。二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当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中部地区的低价劳动力很快就会补充过来；当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后，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也会很快补充过来。这样一个梯度转移的过程，使中国可以向全球源源不断地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这样看来，关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分析在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依然是世界投资者的理想地，劳动力成本低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一味执着于此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首先、根据要素禀赋的发展战略原理，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富裕的国家自然应当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当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普遍起步，并且同样按照这一原理制定发展战略时，世界市场的有限容量便对这一战略提出了疑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少数新兴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推行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但是，当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来实施这一战略的时候，曾经的成功模式就可能成为了“集合谬误”（一种认识错误，认为对个体成立的情形，对于群组或整个系统也同样成立）。从中国封闭式的国内劳动力市场来看，廉价劳动力供给维持20至30 年没问题，但是在开放式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中，不可能维持这么久。据《财富》杂志 2003 年 1 期的资料显示 , 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和日本处于完全直接竞争状态的产品只有16%, 而和马来西亚达到 50%, 和印度尼西亚达到 80%, 和菲律宾则处于 100% 的完全竞争状态。考虑国际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20至30年”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其次、从国民福利角度看,在自由贸易分工和发展中,如果中国偏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扩张,则可能出现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福利的减少,出现贫困化增长。经济学家彼得8226;林德在其著名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满足下面3个关键条件,则该国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国家福利的下降,将足以抵消从增加供给中所得的收益。这三个条件是:（一）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是偏向于出口；（二）国外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必须是无价格弹性的,以致出口供给的扩张将导致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三）国家必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按照三个条件来对比,中国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低价产品出口的贸易大国,则有可能出现贫困化增大。中国的情况与上述三个条件有着大致的吻合。第一、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进出口一直持续增长。对外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第二、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属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而供给的价格弹性大，比如纺织品,东南亚、拉美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轻纺产品的强大竞争对手,在他们产品替代压力下,中国出口的急剧扩张必将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第三、20 世纪 90 年代后 , 中国的进出口一直持续增长 , 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升高。按照国际经验 , 中国目前正常的贸易依存度应该为 20% 左右。但实际上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 1995 年就超过 40%,2000 年高达 42.95%, 2001 年达到 44% 。比美、日高出一倍多还不止。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起了诸如纺织企业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成其为“优势”。更何况，如今在国际市场上，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市场竞争优势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简单地局限于“成本价格”，而是涵括了价格、质地、工艺、原料、科技嫁接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因素。所以，“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由此看来，跳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已势在必行。这种战略调整不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忽略出口结构中的非价格因素，同时也将使更多的企业因此而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损失。四、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进行时 在国际金融史上，一共出现了三种汇率制度，即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1880-191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1945-1973年)和浮动汇率制。 一般讲，全球金融体系自1973年3月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不复存在，而被浮动汇率制度所代替。随着全球国际货币制度的不断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8年4月1日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文并正式生效，实行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于新的汇率协议使各国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自由度，所以现在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多种多样，有单独浮动、钉住浮动、弹性浮动、联合浮动等。但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为美元、欧元、日元三者间汇率完全浮动；其二为其他工业国家货币及几乎全部发展中国家货币分别与上述三者之一或一篮子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于中国来说，选定货币（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主要是出自便于相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便于进出口贸易核算、便于吸引外资流入、便于外汇管理政策操作等考虑。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1998年以来两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同1998年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不同的是，目前世界希望的是人民币汇率重估或者扩大浮动区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政策逐渐国际化、政治化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那么，中国应当何去何从呢？ 从目前来看，主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当前是否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博特8226;沃尔特认为：“中国只有建立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财政或者是一个金融体系时，比如说形成一些健康的衍生物的市场或者是资本市场，才可以考虑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的建议，他认为建议目前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不是非常理智的看法”.要求中国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如前一段时间，美国财长和商务部长先后发表敦促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的声明，表明美国政府也正式加入了发达国家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同时也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进一步加大。 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翻版.人民币升值可能使中国重蹈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覆辙，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坚决予以抵制。执此观点的经济学家有蒙代尔、麦金农和艾奇格林，以及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等重量级人物。应该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在中国的加强，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这一点可以从表3中看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要求必然要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一般是扩大汇率波动的空间，增加弹性。 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该主要取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除了扩大浮动区间，增加汇率弹性，改变人民币汇率“管”得多、“动”得少的现状，真正回归“有管理的浮动”之外，减少对对外经济交往及相关外汇收付的干预，让外汇供求关系在市场中得到更充分的反映，真正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也是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所在，甚至更为关键。事实上，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直是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中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几乎都要提及这项改革。而且，这方面的改革，我国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如：逐步兑现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加速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逐步减少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尝试新的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外资参与并购重组，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п）；主动顺应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继续深化外汇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放松强制结汇要求，放宽购汇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我国已经是进行时，而不是未来时。 当前，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民币汇率问题因日益国际化、政治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敏感，甚至有可能被视为打压中国的“国际阴谋”而引起逆反情绪，造成国内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的抵制。然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无论是从出于“入市”的需要，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是不可能不有所作为的。当前要做的是，继续深化对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切忌的是随波逐流，“广场协议”与“闭关自守” 都是两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