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 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 高波 张志鹏 摘 要：本文认为文化资本是能为人们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和最终解释变量。熊彼特所揭示的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企业家具有且在生产中投入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二是它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进行文化资本投资主要包括实现思想、言论自由与开展文化交流、改革教育内容等，它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兴趣和挑战所在。正如罗伯特·卢卡斯所说，经济增长问题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简直令人吃惊：一旦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虽然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发挥整体功能的结果，但是从理论研究与抽象思维的需要出发，我们却不得不将这些因素一一分离出来，以便对增长的内在机制作出逻辑判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析重点放在文化资本上，认为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是他一定习得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或价值观体系，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价值观体系实质是一种文化资本。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文化资本投资又是普遍存在的。特定的文化资本不仅指导着人们对自己的生产与消费活动作出合理安排，而且最终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与观念的创新。事实上，文化资本是人类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第一桶金”。 一、对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与评论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围绕着经济是否会持续增长及经济增长是否会收敛这两个问题而努力探索。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又都可以归结到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因为只有揭示出是哪些因素推动或制约着一国（地区）的经济增长，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能否推动着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或趋向收敛。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一般总是从具体事实出发。最初是靠研究者的直觉，而后是计量经济工具所揭示出的一些相关关系为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思路。例如，跨国比较研究显示投资—产出比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不同指标，如识字率和入学率，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同样有正相关关系；出口占其国内产出份额较高的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人口增长率较低的国家似乎也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还表明，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越多，产出的增长率也越高；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指出，生产率的增长与一国（地区）的经济规模及该国（地区）制造业占其GDP的份额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历史数据表明，不同的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业绩的关系较密切。[1]（P2）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也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资本积累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制度决定论——新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及制度等因素内生化）。 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的演变，是一个持续的深化内容与突破假设的过程。这样的一个研究进程体现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认识的不断拓宽，即从寻找一种决定性因素转向多种因素的综合；从静态分析转向对长期变量的重视；从有形物质转向对无形因素的关注；从对增长动力的研究转向对增长陷阱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出现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最新认识。虽然新增长理论是由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多种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但其所关注的决定因素却较为一致，即技术与知识。这一认识是从索罗模型的结论开始的，该模型在一般均衡的分析基础上产生，它的结论是人均产量的长期增长率决定于劳动放大型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是外生的。索罗模型的一个预测就是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增长将停止，即实现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这一结论与世界上并存着长期高增长和长期停滞的事实并不相符。而索罗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其模型时，发现有大量的产出无法解释，被称为“索罗剩余”。这些剩余通常被归结为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为此，对技术进步乃至知识积累的研究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进的主线。 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是一种知识，其载体或是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或是制度及其他无形要素。准确地说，技术只是知识的一个子集，经济学家是从最初对技术的重视而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知识领域。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的一切认知成果都可以称之为知识，但是按照其属性的不同与研究的需要，一般可以将其分为具体的知识类别。汪丁丁将知识划分为四类：物化于资本品的知识；蕴涵于劳动者的知识；蕴涵于制度的知识；可以见诸文字的知识。[2]（P77）在这里，他显然遵循了把文化视为“非正规制度”的看法，将其包含在制度范畴之中。 从上述对知识内涵的不同理解出发，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和知识的处理方法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一种方法是将技术进步因素转变为人力资本来研究，代表性的如乌扎华—卢卡斯模型；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主要是阿罗—罗默模型；第三种方法是将制度知识考虑在内，发展出“内生劳动分工”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前者主要体现在杨小凯、博兰德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1年刊出的论文《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和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贝克尔等人《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两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知识积累与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对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制度变迁理论则强调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制度（包括文化）因素，其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C.诺思。他的观点是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制度（与所利用的技术一起）通过决定交易和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 [3](P109) 文化或意识形态在诺思的框架里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认为文化影响着衡量与实施合约的费用，而且他还强调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由于“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是一个不容易“操作化”的概念，所以难以被经济学主流接受。而将文化当作一种非正式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探索。但是，诺思的直觉与他已做的工作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它启迪我们去挖掘更为深刻的长期变量。 综上所述，尽管新增长理论已尽可能地将人力资本、技术及制度内生于模型之中，但其仍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统一理论。集中表现在，一是它解答不了经济增长与停滞长期并存这一事实形成的原因。例如，贝克尔建立的内生的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得出结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人力资本增长出现“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的情况，至于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是某种“运气”。罗默的研究则表明，一些国家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太少，从而被“锁”在“低收入陷阱”里，但他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国家陷入低收入均衡。二是对于各种决定性因素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分析。当前，研究者对于经济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制度诸因素已不存在更多争论，问题在于，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否存在着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呢？三是忽视了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经济学家总是忽视企业家；无独有偶，企业家也总是不理睬经济学家。” [4](P16)与熊彼特重视企业家创新能力所不同，在新增长理论模型中企业家被抽象掉了，似乎企业仅仅依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就可以运转。然而，事实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家庭业主制企业还是股份制的跨国公司，企业领导或管理层的决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微观基础。四是对企业无形资源的研究不全面。“企业的无形资源包括技巧、知识、关系、文化、声誉以及能力，与企业的有形资源一样，它们都是稀缺的，都代表了企业为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必须付出的投入。” [5]现代管理学研究也表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产业集群以及学习型组织上，而企业文化则成为塑造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化资本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最终解释变量。我们将研究那些企业家（Entrepreneur）是如何通过发挥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或者说，是这些企业家的文化资本投资推动了其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制度资本的高效使用。 二、文化资本的内涵与特性 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在涉及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概念时，“小心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把人看作是通过投资便可得以增加的财富，是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相违背的。”但是，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这些所谓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将其称之为“文化资本”时，就需要更多的勇气和细心。因为“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和态度能引导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令学者们害怕。它带有种族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带有免疫力的味道。”同时，“对文化的批评是会得罪人的，会伤人感情和自尊心。”[6](P732)因此，尽管在整个20世纪都有人试图用文化来解释各种问题，但它总是一种比较不受欢迎的解释范畴之一（对种族因素论者而言）。除此之外，文化问题与价值判断的难以分离且与定量方法相距较远，更使得经济学家们避而不谈，将这一领域让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们去耕耘。 在接受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资本理论的内容。因为“许多研究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明确地说明他们所说的‘资本’概念包括什么”。“如果‘资本’仅仅是指机器设备，那么这一假设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资本概念包括无形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那么传统的增长模型便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些具有特殊的经济特性的资本。” [1](P20)一个最宽泛也是最本质的资本定义是费雪（又译菲歇尔、费沙）给出的，他指出：“资本，就资本价值的意义讲，只不过是将来收入的折现，或者说是将来收入的资本化。任何财产的价值，或财富权利的价值，是它作为收入泉源的价值，是由这一预期收入的折现来求得的。如果我们高兴的话，为了逻辑上的方便起见，也可将对我们自身的所有权包括在财产之内，但也可依照习惯，把人类看作单独的范畴。” [7](P9)从这一定义出发，进一步可以将投资看作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是放弃今天的消费换取明天的消费。人们放弃眼前的消费来制造机器、学习技能以及建立规章制度都意味着为了换取将来的收入与消费。从这个意义出发，经济学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都看作是资本的不同类型。 然而，我们还观察到，人类所习得与遵从的特定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最普遍最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形态，因为它是人们为了换取将来的利益而在早期进行的投资活动。 在对文化资本进行深入探讨之前，需要清楚界定文化的内涵。尽管各门社会学科对文化提出了众多的定义，但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人们有关的价值。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看，文化是指人们所习得的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一个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事实上，习得特定的传统文化观念甚至从婴儿就开始了，每个人都通过在家庭以及学校、社会中接受教育、观察模仿，在一个空白的大脑中建立起诸如“值得”与“不值得”、“应该”与“不应该”、“公平”与“合理”等称述语句构成的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观体系并不同于人类的本能性价值，例如一些报道中的“狼孩”同样具备饮食及生存的本能，但“他”却根本不了解任何一种人类的文化传统。获取特定的价值观体系为每个人将来的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它减少了人们在每件事上都需要做出分析判断所消耗的精力和资源。从这一意义出发，人们所习得的能够为其未来带来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就被称之为文化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文化资本不仅是人类走出蒙昧所积累的第一笔资本，也是每个人一生中所开始积累的第一笔资本。 事实上，文化资本并不是隐藏的神秘物，我们能够在大量的人类行为中观察到它的存在。缺少文化资本人们将寸步难行，而进行文化资本投资则是普遍的行为。例如，一个人从少儿时期就要从家庭接受大量的关于伦理道德及观念信仰的说教，当他进入学校时，所学习的不仅是专业技能，而且包括大量的由国家所强制灌输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即使在工作中，还必须熏陶在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特定文化中。正如诺思所指出的：“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用狭隘的新古典术语是不能简单地解释清楚的，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显然是指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念而不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他还描述了一系列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的现象，“虽然最近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强调美国教育制度的这一价值观灌输的方面，但某些马克思主义作者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对合法性投资是苏联和中国社会的一个更突出的特征。诚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中，这种投资既支配正规的教育机构也支配非正规的教育机构。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或未领会）每个社会的本质部分也罢，或者他们是正确的也罢，每个社会对合理性进行的巨大投资都是多余的支出。”[8](P54)诺思的观察是敏锐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人们灌输价值观念的行为并非是“多余的支出”，相反，这是一种同人力资本投资性质所不同的文化资本投资。 文化资本不仅具有资本的一般性质，更多的特性将它与其他的资本类型区分开来。 （1）文化资本具有多层次的内部结构。通常人们会把思想信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态度等都归属于文化范畴。而作为一个个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同样是由众多价值观子系统所构成的复杂结构。这些价值观子系统用于处理各类不同的事务，但是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存在着一致性的。 （2）文化资本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它往往通过特定的行为、物品或信息储存手段而得以表现。历史遗迹、家庭传统、生活习俗都能够承载特定的文化观念。 （3）文化资本投资或积累的实质是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投资意味着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与变化，但我们能否对不同的文化资本进行比较呢？事实上，这也是制度资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增长理论研究中，物质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体现，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也可以反映出来，人力资本则以所掌握的技能与教育年限为比较准则。而制度资本与我们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的先进与否则难以比较。事实上，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这就是文化资本投资或积累的实质是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随着这种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与包容、扬弃，文化资本得以不断积累与增长。同样，制度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也是如此，它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规模与深度反映了不同制度的特性。 （4）文化资本完全不同于人力资本。进一步区分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是有必要的，因为二者都是主要以人为载体且都与教育联系密切。应该看到，习得特定文化的活动与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教育、保健活动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在人们对特定操作技能的掌握，体现在人们获得“怎么办”的知识；而文化资本则体现在人们获得“为什么”的知识。即使在教育的内容上，二者也是可以得到清楚地划分，且文化资本的投资途径则远不止学校教育。在企业培训上也是如此，人力资本体现在员工技能的学习与提高上，文化资本则表现在员工要习得与操作技艺绝不相同的特定价值观、态度与企业文化上。 林毅夫曾提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他还详细列举了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对个人而言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9](P382)无疑，这些认识是深刻的，注意到了人力资本理论所忽视的东西，但是，将意识形态或文化归属于人力资本却并不合适。这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属于人力资本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称之为文化资本的要素。而林毅夫所描述的意识形态作用也是对文化资本特性的一个较好概括。 （5）文化资本同样不同于制度资本。因为文化不同于制度，尽管当前流行的说法是将文化视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但我们知道，人们通常用文化一词所描述的现象远远超过制度的内涵，相反，文化可以将制度包含于其中。比较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文化是制度之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制度资本可以通过复制法律体系而得以迅速获得，而文化资本的获得则不能够这样做。尽管二者都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显然作用的机制并不相同。 （6）文化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终解释变量之一。随着对资本范畴的拓展，人们对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特别是制度资本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日益得到深化。但由于忽视了人类生活中最具有原生性的因素——文化资本，上述诸因素尚不能完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停滞的现象。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的最终解释变量，文化资本一方面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决定人类选择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又是潜在地制约和影响着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及物质利用。对于因文化资本不同所导致的个人、组织、地区乃至国家在收入上（即经济增长）的重大差异，我们将在论文的后两节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 表明文化资本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证据来自经济的微观层面——企业（当然家庭、政府也是如此）。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倾向于从国家的宏观统计数据中寻找规律，却忽略了支撑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事实上，人们很少去试图解释为什么企业文化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为什么企业家的创新可以挽救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为什么企业家精神成为管理学所关注的重要因素？总之，至今经济学尚未合理解释在同一制度背景、同样资源投入与人力资本的条件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企业绩效的重大差别。 三、回归熊彼特：文化资本投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的性质 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是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人们所认识到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随着研究的深入，同质和匀质的企业假设逐步加入了市场结构、区位差异、企业内部结构差异、产权制度差异等新的内容，这种转变推动着一般微观经济学逐步分化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 [10]当然，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们还发现价值观差异的存在，它表现在企业理念、企业伦理、企业经营宗旨乃至企业精神的巨大差异并决定着企业绩效的差异，这正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与其说上述认识是研究的深化，倒不如将其看作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向古典理论的回归。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似乎能发现这样一个回归。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现实社会出发来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则逐步演变为“象牙塔”的学问，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丰富的事实。数学工具的滥用，使研究者舍弃了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考察，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容易进入所谓的“锁定”状态，一个小小的事件会改变以后的进程。而当前经济解释潮流的兴起则复兴了古典经济学家从现象出发分析问题的传统。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也是如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是事实，而新古典分析的出发点是概念，如熊彼特能够看到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增长理论的模型中就没有存身之处了。然而，一个趋势，尽管很微弱的趋势，就是注重历史与事实的经济增长理论正在重新出现。 古典经济学家是认识到企业家及其才能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的，但是由于那时企业家与冒险家、经营者、资本家等角色相混合，自然就难以进行深入分析。例如，穆勒尚未区分开资本家与企业家，到马歇尔时，他就观察到，“在大多数营业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级参与其事。”[11](P354)而市场的力量会“使资本适应善于运用资本所需的才能。”[11](P374)但是，只有熊彼特真正深入探索了企业家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熊彼特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出世3个月，在世之时，后者声名显赫得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熊彼特提出并研究了更深刻的问题。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创新促使资源从旧的、过时的产业转向新的和更富有生产性的产业。创新的主体是什么呢? 熊彼特认为是有见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他们是“创新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创新则是企业家能力的标准。“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偶合。”[12](P102)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进行创新的目的之一在于谋取额外的利润，他指出：“它（利润）附着于新事物的创造，附着于未来的价值体系的实现。它既是发展的产儿，也是发展的牺牲品。”“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还要补充一句，没有利润就没有财富的积累。……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企业家的行动创造了绝大部分的财产。”[12](P171)除此之外，企业家还有心理上的特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凡人，为了表现出自己“出类拔萃”，而去竭力争取事业成功。这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一种“战斗的冲动”，这种精神被称作“企业家精神”。熊彼特的深刻见解是，利润并不归结于风险或不确定性，相反，他认为企业家所冒的风险是最少而不是最多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并不是指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而是指价值观的创新，或者用我们的术语说就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增长。无论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还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利用一种新资源，实现一种新组织，这些创新都意味着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扩展。例如，从需求的角度看，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将更多的消费者的价值观纳入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使其不断扩展，从而发现和发掘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此出发来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就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资本积累的人，他们所提供给社会的是创新的观念。企业家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是因为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困难的，主要在于人们要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绝不容易。诺思的观察又是一个证明，他说：“每当由于不同经验而大相径庭的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发展时，企业家便涌现出来。” [13](P52)这样看来，企业家已不再等价于一个资本家，一个投机商，或一个只想赚钱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人格化的资本，而是一个人类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了。这一观点与诺思将产生意识形态的人称之为“知识企业家”就不谋而合了。 如果将生产新的价值观念的人都称之为企业家的话，就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新观念”的生产主体与生产过程。对于这一问题，汪丁丁做了前沿性的探索，他认为现实经济已经提出了“带有观念投入的生产函数问题”。为此，他分析了观念创新的“伴随条件”，并讨论了“观念生产函数”的特征，认为“正规教育、家庭熏陶、个人阅历、这些体验与先天因素一起决定了创新者的个性。”[14]在他所列举的创造性思维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中，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其实同样制约着企业家的产生。汪丁丁还提出“新经济”是“观念经济（the economy of ideas）”的观点，用我们的术语表达，“新经济”系企业家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 事实上，一些研究也对企业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们将企业家定义为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认为这种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价值的特征，其形成是制度变迁的基本成果。[15]在文化资本概念提出之前，将企业家才能归入人力资本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强调其“异质型”本身就表明这是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的东西。 准确地说，企业家是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家所投入的正是这种稀缺资源。事实上，特定文化资本投入是企业建立的前提，而后才会吸引物质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的投入。在这里，企业家与其他资本所有者不仅签订了所有权合约，同时还达成了隐含的心理合约，实际上，一个企业的成立往往是那些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观念的人组成，这就是家庭企业最早出现和成功的原因。 说企业的实质是合约并不全面，普遍存在的心理合约也是制约企业规模与边界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从家庭手工厂向现代企业转变过程中，因文化成本太高而导致心理合约难以达成。工人们喜欢摆脱纪律的约束，喜欢享有随心所欲地停机离开的特权。但企业的建立要求工人们最终集合在一起，在监视和监督下劳动。不过，制造商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出钱来说服人们走出庭院进入工场。然而，在纺织业中为集中劳力所做的努力，虽然在英格兰可以上溯到16世纪，却一律失败了。在使用动力机械以后，产品价格以越来越大的幅度低于庭院产品。尽管工人工资高一些，但对于守旧派来说，工厂依然像是监狱。那么，早期的工厂主是从哪里寻求到他们的劳动力呢？除了从那些不能够说不的人的中间以外，他们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找到工人呢？在英格兰，这就意味着往往是贫民院招募（买来）的儿童，还有妇女，尤其是年轻的未婚妇女。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商们能够通过谈判利用囚犯劳力和军人。 同样，企业中的任何创新，如技术革新、管理制度改变等，都要带来强烈的反对。只有那些成功实现了价值观体系扩展的企业才能不断推进创新。这种文化资本投资的行为首先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而后又不断地扩展到企业的员工中去。诺思也曾强调说，大的利益集团，公司和社团都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说服它们的成员相信它们的合法性，而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也应该适用于其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伦理规则、道德规范和习惯。上述假说的最显著证据就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管理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核心能力，而且还提出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有着重大影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家们也是这样看待企业文化的。例如，杰克·韦尔奇认为文化可以发挥管理的作用，是文化使他获得了成功。他在公司里也只讲文化战略，其余的让副手们去干。中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也说,海尔过去的成功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成功。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价值观。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 按照本文的假说，企业文化的实质在于企业家进行了持续的文化资本投资，文化资本投资的直接产出是创新性观念，这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要素。具体来说，企业家直接影响着企业文化的塑造和企业的兴衰。企业家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经济和文化》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名和太郎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是现代文化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16](P299)而这种独特的价值观念能够通过投资行为进一步扩展为更多人的观念，成为企业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 四、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企业是国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同样在国家与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要较全面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就必须重视决定企业绩效的文化资本因素。简单地说，没有文化资本的不断扩展和投入，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也难以被利用起来。人类历史上经济革命的前提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扩展，同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停滞则反映在文化资本的缺乏甚至减少。现在我们就应用文化资本理论来初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具体来说，“有两个有关世界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事实亟待解释。第一，有许多国家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长而且这一增长速度似乎并不会下降。第二，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差悬殊，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业绩同样相差悬殊。而为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似乎并非随机现象，而是与一些可考察的经济特征有着系统的关联，其中包括不同国家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影响。”[1](P1) 第一个事实与文化资本的报酬递增特性有关。 汪丁丁曾指出：“大量关于收益递增的经济研究很可能证明企业家能力是与非凸性联系的。” [17]准确地说，企业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具有自组织的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文化所具有的特性。一种文化一旦在竞争中胜出被人们接受时，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文化的存在。道金斯的观点更为直接和彻底，他认为文化的传播有一点和遗传相类似，即它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进化。他将文化传播单位称作觅母（meme），觅母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结构，这种自私的觅母不断地进行复制传播。从而他认为一种文化特性可能是按其自己的方式形成的，因为这种方式对其自身有利。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或许是文化资本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地学习或复制特定的文化资本，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不可能。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文化资本后，该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资本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沿着这一方向持续扩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资本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长而且这一增长速度似乎并不会下降。 报酬递增的特性使得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 ，当一个群体中更多的人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时，群体的规则就更容易遵循。如在一个市场中，人人都很讲信用，则市场的整体信用就会提高。但是，这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推论，在一个不讲道德、欺骗成风的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一定是低下的。不仅如此，文化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也导致了其改变的缓慢性。历史研究表明，当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接触时，外来文化要符合于原有文化价值，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时，才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广泛的接受。当众人直接看到带入新价值的改革可以有益于增进既成价值时，便比新的价值单独出现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文化在改变时，不一定是要全盘的，而是有选择的。如在选择或拒绝西方文化事物时，科学成果的采用时不致冒重大风险者，比较易于接受。新来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扰乱原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与现存的风俗习惯综合起来，就比较容易接受。 第二个事实则与文化资本制约其他生产因素的利用有关。 文化资本这一要素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它是通过制约其他生产要素而起作用的。如它制约着对物质资本的选择，表现在大量的禁忌阻止发展中国家国民去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文化资本要求技术引进同样必须考虑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它还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发挥，被管理学归属于“X效率”中；同样，它对于制度选择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文化资本变迁决定了制度变迁。总之，无论在什么社会中，与生产活动和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将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方向的重要因素。 应用文化资本理论，我们能够更恰当地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文化经济发展的现象。即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物质资本、技术和一定的人力资本，但是文化资本的缺乏同样会束缚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例如，对于“温州模式”的成功，在同样的产权制度背景下，我们仅仅用物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来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如果我们归因于观念的改变那就不如说文化资本在起作用。 再如，人力资本理论虽然能够解释受教育时间与工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但是它所不能解释的一个现象是，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是学非所用，即使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一致，其真正能用到的专业知识至多不过二三成（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企业更看重的是毕业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即通过大学学习所获得的对社会规则的遵循和理解，这种文化资本不仅使其更容易接受管理，也同样有利于其能力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资本重于人力资本。这一点从大公司的招聘新人要求上也可以看出。 应用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体现在教育和健康水平上的人力资本禀赋是导致发展差距的重要条件。[18]但是这一研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温州、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并非最为重视和发达，相反，沿海发达地区的大量人才是从内地流入的。与其说沿海的人力资本禀赋较好，不如说沿海发达地区的文化资本吸引了内地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1994年统计表明，当时我国的30位亿万富翁中，70%的是农民出身且70%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这绝不能说他们的人力资本高。同时他们的启动资金也少的可怜，他们的“成功秘诀”被归结为“最具有市场经济的意识”，共同所凭借的是“誓死一博”的理念。 文化资本对于国别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与增长趋同或收敛问题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制度差异可能是制约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无法实现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一些拉美国家，即使复制了美国的宪法，仍然无济于事。同时，增长在一国内部各地区则出现了收敛趋势的事实。显然，文化资本在一国内部更容易流动，制度可以复制，文化资本却难以学习。一种可能的答案是，文化资本的存在最终制约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而同时为一国内部各地区的收敛提供了条件。
文化变迁的缓慢性与长期性能够较好地说明为何经济增长与发展是如此少见，一些国家为什么长期进入“发展陷阱”难以改变。诺思关于“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13](P21)的疑问可以得到解答，这是因为文化资本制约着制度的变迁，而当某种特定文化被国家力量尊为正宗而拒绝创新时，该文化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且制约着制度以及技术等变革的发生。同样，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业绩相差悬殊，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业绩相差悬殊的事实。文化资本一旦存在就很难改变其基本结构（路径依赖性、固定成本、资产专有性）。正因其固定成本和专有性，才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和相应的风险，降低了系统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与创造力。总之，文化资本的扩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文化资本的停滞则意味着经济进入了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五、结论与建议 罗默曾经比喻说，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发端于更好的“食谱”而不是更多的“烹饪”。每一代人都低估了发现新“食谱”和新观念的巨大潜力。进一步说，穷国所需要转变的是观念，而不是物质。如果一个穷国投资于教育且不去损害人们向外部世界获取观念的动机，它就会迅速从世界范围的知识储藏的可利用部分中获益。罗默的总结是深刻的，他为经济增长指出了可能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文化资本投资不仅对于个人是必要的，对于一个社会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宗教与各种哲学、主义以及学说在文化资本投资上发挥了主要的功能。对促进经济增长而言，文化资本投资的具体方法则是教育及向外部世界获取新观念。 如果说国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政策支持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人权与思想、言论自由。我们知道，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与自由思考、广泛交流密切联系的，一国的国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力与观念交流的机会，文化资本只会萎缩而不会积累。哈耶克说：“但是颇为遗憾的是，许多新兴国家都缺乏一种企业精神；当然，这种情形并不是个体居民所具有的一种不可改变的本性，而是那些现行的惯例和制度强加于这些个人的诸多压制性措施所造成的后果。” [19](P458)压制思想观念产生与传播的制度确实从根本上束缚了经济增长。当然也有人提出，“文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9](P402)这一观点并没有看到政府政策与文化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政府政策可以推动或阻碍文化资本的积累，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却是文化资本本身。 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流也是推动文化资本扩展的重要方法。文化资本的积累如果单由某一国家或地区内部进行，那将不仅耗时甚长，而且极可能停顿。通过多种文化的交流是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最快捷的方法，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闭关自守逐步为对外开放所代替。汪丁丁的研究结论也与此相同，他指出：“而一种可能的出路是，多种文化的交流与竞争将会更容易促进人们文化的变迁。为了使‘观念’能够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观念必须获得某种‘主体间性’，即参与生产的社会成员愿意共享这一观念及对这一观念的解释。”[20] 促进文化资本投资的最后一点认识是，重要的是改变教育内容，而不仅是延长教育年限。人力资本理论将受教育年限作为考察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将投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文化资本的研究则表明，更重要的是需要改变教育内容。任何一个国家中的教育内容中都包含了很大一部分价值观灌输，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文化资本投资，但是只进行单一的特定文化灌输是不利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多元文化的共存与交流，需要多种价值观念的冲撞与选择，需要多角度的思维模式与创新。这就意味着在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上更应开放与丰富，而非保守与单一。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将“计划经济”的信条灌输给学生，使他们绝不愿去尝试“市场经济”的“危害”，这无疑从根本上压制了经济增长。 波拉尼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形成原因时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C.诺思和P.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品的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认识并不全面且误解了主动精神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如果正确理解进化论的话，物种的进化并不是依赖被动的选择与适应，事实上，主动的学习与创新才是生命繁荣的源泉。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是人类的主动精神，或者说发现与接受新价值观的能力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而不是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被动结果。国家贫穷不仅是因为人力资本与制度资本缺乏，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本的匮乏。 Culture Capital: An Explanation of Economy Growth Source Gao BO Zhang Zhipe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concept of culture capital and defines it as a special value system that can bring income to the possessors. Culture capital also is a critical and scarce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an ultimately interpretation variable. The essence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advocated by Schumpeter.J.A is the culture capital possessed and applied into production by entrepreneurs.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the function of culture capital to economic growth: the culture capital has the character of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t restricts people`s choice of resourc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e. Investing in culture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wa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the intercommun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ct. Key words: culture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entrepreneur JEL Classification:O001,O490 * 较早使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著作《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迈克尔8226;费尔班克斯的定义是“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类似的说法还有马克斯8226;韦伯的“文化财富”、阿瑟·刘易斯的“文化资本”以及格雷夫的“文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科尔曼把所有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社会结构统称为“社会资本”，上述概念的含义均与本文不完全相同。 参考文献： [1]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詹姆斯·A.道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约翰·奈斯比特、帕特丽夏·阿伯丹.90年代的挑战——重新创造公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刘志彪、姜付秀.基于无形资源的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2003,(2). [6]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7]菲歇尔.利息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J]，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金碚.经济学对竞争力的解释[J].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22). [1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汪丁丁.一个面向宽带网时代的讲义——制度分析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丁栋虹.企业家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与世纪发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6). [16]陈军、张亭楠.现代企业文化：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家的思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17]汪丁丁.企业家的形成与财产制度——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J].经济研究,1996,(1). [18]蔡昉.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9]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0]汪丁丁.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