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种种经济政治问题，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界定和共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i][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
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陈甬军，1999）
1。西方学者的过渡观：代表性观点
科尔奈于2000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冬季号上，发表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科尔奈实际上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于“转型和过渡”实质的看法。[ii][2]通过引入“制度品性”（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的概念，他指出，制度品性是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科尔奈在该文中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并分析了过渡的起点和终点及其评价标准（参Kornai,2000,PP27-42）。他没有对转型的具体路径和过程做出探讨，而界定“过渡经济”的本质则成了该文的核心主题。对制度模式的二元化处理，是科尔奈形成其过渡结论的前提，他在《短缺经济学》、《短缺、增长与效率》和《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及其经济效率所做过的深刻分析，使他坚定的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由于内在的集权和行政垄断特征）是一种反市场的外部社会制度，二者水火不容，如果不放弃这种制度追求，试图建立市场经济并完成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是不可实现的。具体而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只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年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发表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中，则对“过渡和转轨”的具体路径及其评价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是对“休克疗法”的一种补充。该文认为：转轨的核心在于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对不同改革路径的评价要区别考察改革对经济绩效得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而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长期效应和宪政改革的完成。文章指出，转轨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困难主要在于：（1）宪政改革的长期绩效和短期影响存在背离，过早评价何种改革路径成功与否并不合适；（2）渐进改革中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和腐败是改革必然支付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总量与休克疗法的成本总量目前难以比较；（3）不同改革路径间的代级福利贴现比较并不存在统一衡量标准。总体而言，该文试图指出：过渡的真正任务在于完成宪政改革，而宪政改革的终点就是现代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此，前苏联的改革由于迅速完成了宪政改革和市场化，现在只是处于一个等待长期绩效出现的阶段，而非改革失败；中国尽管采取渐进改革保持了良好的增长，但由于未完成宪政改革，断言其转型成功自然为时过早，因此，“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并没有失败，而是由于“起点不同”，改革绩效被延缓了。该论文的基本思想是：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iii][3]
以上两篇论文是经济学界关于转轨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二者都明确指出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要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不具有可实现性。其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坚持和辩护。
与此不同的是，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则侧重于从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和转型国家得改革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研究。他指出，在长期争论的两种体制选择问题上，在如何有效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标准经济模型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通过引入信息不对称是不完全市场，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得谬误，并描述了信息不对称和非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在讨论社会主义改革绩效和方向时，他对此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建议：如对转型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转型经济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竞争格局；对政府出台的私有化计划需要谨慎对待；激进改革对制度系统的破坏力，以及信息不对称中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问题。总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转型问题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现代经济理论应用。他认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关系国际发展的时代问题。[iv][4]
在思想领域，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于1992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他在该书扉页上的两句话表达了此书的主题：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式不只是冷战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形式。[v][5]这篇文章的发表，特别是著作的出版，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从东方到西方，一些陶醉于社会主义失败喜悦中的人们合着福山的调门，一起高唱：马克思主义死了，共产主义死了，社会主义死了，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vi][6]
福山的煽动性的鼓噪并没有让人们完全陶醉， 西方解构理论大师雅克·德里达则在《马克思的幽灵》一文中，从解构主义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辩护。德里达指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无疑是一部“新福音书”，而福山本人也无非是西方世界的“新福音的布道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特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现实性。妄言马克思主义将从人类的思想中消失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德里达，1993）
尽管福山和德里达的争论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过渡”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思考他们的观点。
2中国经济学家的转型观：分歧与共识
关于转型问题，与西方转型经济学家相比，信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他们是“北京共识”的积极倡导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可行的，而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采取渐进式改革才是合理的选择，试图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制度复制的想法是天真的。
但在对转型过程的认识及其具体形式上，“红色”经济学家之间则存在较大分歧。
陈甬军认为，过渡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来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他指出，这一置换过程的启动就是过渡的起点，而过渡的终点则是市场经济机制成为主要的调解方式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有效运行。他在《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一文中指出，科尔奈和萨克斯对“过渡”的定义或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无法成立，理论上试图用前苏联改革的个案来界定“过渡”本身存在逻辑矛盾，中国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应当同样被视为一种过渡形式。（陈甬军，1999）他在论文中指出，“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激进改革是一种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有现实的依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因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否定坚持采用渐进方式的中国改革。”（陈甬军，2003，P41）
张宇认为，过渡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带有双重过渡的性质，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这一宪法制度改革和萨克斯等人的宪政主张存在明显差别。他指出，在市场化的共相背后可能存在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前苏联的改革实际就是一种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中国的改革则是试图实现一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过程。他通过对双轨制、增量改革和体制外突破的考察认为，这些以改革的目标和性质完全相同为前提的观点必然导致一种结论：即以双轨过渡为特征的渐进式是有效率的，而以价格全面自由化和产权大规模私有化为特征的激进改革则是低效率的。他认为脱离改革的性质、目标、政治结构和宪法制度问题，就不可能把握改革的实质。他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改革方式方法问题，而是改革性质和目标的问题。能否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持续推进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并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改革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成败的关键。（张宇，2001）相比而言张宇更加重视宪法制度改革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
樊纲引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过渡经济的过程。他认为，经济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制度变迁和经济改革则带有明显的“公共选择”性质。对体制改革的研究，就是对改革中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及其利益结构的变化的理论探索。他把出于体制转轨中的经济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大部门，并把经济转轨过程的实质概括为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加大和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并认为中国自1978以来的改革绩效不在于国有经济改革的完成，而应该归功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vii][7]（樊纲，1997）
吴敬琏在《通往市场经济之路》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和苏联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在于中国是从体制外开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从而使经济越过了市场取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是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所在。（吴敬琏，1992）
邹薇和庄子银（2001）在假设公众和决策者对制度存在明显偏好的条件下，通过制度评价的无差异曲线分析了制度预期收益和改革路径选择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新旧制度偏好分离的条件下，改革路径多种选择的可行性区域。并用投资模型分析了改革过程的动态优化问题。[viii][8]他们指出，改革过程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特征，并论证了改革的过程共性之外的个性因素，强调转型改革研究中改革背景和特殊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将过渡视为一种全面的制度创新过程，认为中国过渡改革在任务和目标方面都具有二元特征，这会导致较大的改革成本，比较而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是一个优化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大陆经济学家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经济转轨和过渡的问题。以上只是简要罗列了一些直接讨论过渡问题的观点，但在多数研究成果中，都是以过渡和转型作为分析背景的，分歧主要在对中国改革的特征描述。例如，张军（2000）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由于完成了存量改革之后启动增量改革的结果。杨瑞龙（1996）则把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概括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林毅夫（1999）等人则将中国的增长归因于发展战略的转轨。盛洪（1991）则认为，改革是否成功在于人们是否找到了一种较低成本的改革道路。
总体而言，尽管在研究过渡的中国经济学家之间很少有公开的争论，但不同意见和分歧都是客观存在的。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具有一般性；二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的可行性与实现路径；三是制度变迁中的产权制度变迁。
3、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转型与过渡的看法
经济学晚近的发展成果主要集中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域。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理性主义思维，他们将制度看成外在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并认为制度是既定不变的，而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只是一个关于要素和技术的生产函数。这不仅忽视了组织的作用也使得新古典模型本身的不可实现性。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主义假设的前提下，在对其理论体系做了修正，并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他们对此的努力是着有成效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重要性的重视，以及在交易费用和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对制度规则的分析对于制度变迁和过渡改革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
A.关于制度和转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观点一、转型的初始条件、路径和结果：制度是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转型之初的制度会影响转型国家的改革起点，会影响转型国家的改革计划的选择以及单个国家的转型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歧：
（1）历史是否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因此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对于转型改革是必要的。例如新制度经济学指出，计划经济的交易成本是正的，并且信息不完全。而传统经济学则假设了零交易成本和完全信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问题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崩溃。
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是转轨国家所有经济主体一致同意的，这一过程由于要改变所有主体的利益分配，所以必然伴随着所有主体的强烈关注。安装个人主义假定，每个人在明显感到改善时都会表示支持，当发现利益减少时必然会反对，即使这在市场之下是不合理的。转型经济由于涉及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必然的要遭遇极大的阻力，他们主要反对的内容包括：（1）产权私有化；（2）进入自由化；（3）价格自由化。
这三方面的阻力主要来自：（1）私有化；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中的利益集团。（2）进入自由化；主要来自那些在计划体制下享有垄断特权的集团。（3）价格自由化。来自削减补贴后个人负担成本的上升引起的抵触。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转型博弈注定不会在合作的气氛中进行！！！
（2）市场经济的定语有必要吗？
市场经济是否存在不同种类？传统意识形态观念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是否存在差别？？？转型经济需要引入的市场经济是带有特定形容词的市场经济，还是没有形容词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到目前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3）制度改革是否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
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制度速变的假设，但他们既不支持渐进改革，也不完全否定传统的改革计划。他们仍然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化是从计划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必要步骤。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强调内部制度的影响力，而且认为内部制度的改变会更加缓慢。他们建议：转型国家只要建立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并为了稳定预期而避免频繁的改变法律，在这种环境下，内在制度会更可能适应于外在制度。
观点二、外在和内在制度：相关性和关系
转型的特征之一是：经济转型与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这意味着在试图建立一种经济秩序的同时也要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向契合的政治游戏规则。转型经济中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是转型最大的陷阱。规则的建立可以是迅速的，但执行必须严格，否则会出现广泛的“信用失范”问题。
对制度与变迁的评价
在转型经济中，外在制度的变迁比最初预想的要缓慢。一种可行的建议是：在转型初期要尽快建立和制定并执行一些重要和完善的法律，并保持法规的稳定性以此推动转型进程。
但转型实际表明：转型国家没有持续的追求无条件引入市场经济这个长期的抽象目标，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具有明显的短期目标。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积极的滥用和影响国家权力的实施，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反映出建立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的目标可能会与其他经济目标冲突，比如政府短期财政收入。但理论认为：此时时间范围的延伸应该给予优先考虑。
转型期，对私人仲裁和非法保护的取缔应当通过增加法律执行力度，提高透明度和改进信息流动状况来改善。以稳定的政策引导企业信赖国家仲裁，并树立法律权威。
B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变迁的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一、不要仅仅关注物质资本的增加，相反应该尽快建立正确的制度。
制度的功能在于使得参与者能够形成某种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这种预期很有可能会实现。
政策建议二、修改制度应该成为例外二不是规则。
如果改变制度预示着净收益，那就应该尽可能透明的实施，这样有利于参与者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增加预期实现的可能性。
政策建议三、政府只应该批准那些能作出令人信赖的承诺的制度变迁。
助长权利上的或实际上的制度分歧的制度变迁只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必然适得其反。这一状况的改善取决于外在制度和内部制度之间的相容性。如果二者不兼容，那么：
政策建议四、外在制度的改革应该明确考虑主要的内部制度。使得外在制度大体上与内部制度兼容。
诺斯认为：当正式规则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从而使得它们与现行的非正式约束不一致时，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间会产生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从而导致政治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要试图实现二者直接的良好契合，需要进一步作出的努力是：
政策建议五、尽量挖掘内在制度的生产潜力和未知能力，对私人参与者实现这些潜能起催化帮助作用。
同时引入多种改革会提高改革的持续能力和效应，但由此导致的某些部门因为减少补贴承担的福利损失应当在未来的改革中得到补充。因此：
政策建议六、当目标是进行违反常规的制度变迁时，应该尽量在同一时间推出一揽子计划来完成它，这个一揽子计划应当包括这样的可能性，即在本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失的人们可能在其他部门的改革中收益。
参考文献：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P152。
陈甬军、徐强：《过渡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与科尔奈和萨克斯教授的讨论》，载《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P3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刘伟著 转轨经济中的国家、企业和市场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吴敬琏著 转轨中国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顾自安：《新制度经济学读书笔记（一）》，经济学家网
注释：
[i][1]即认为人们不能分两步跨越一道鸿沟，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采取激进形式，渐进改革是难以成功的。该共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推动下，被称为“休克疗法”和“大爆炸”的激进改革被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采用。
[ii][2]由于该期杂志主题为“千禧年”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而该文又是所刊文章中唯一一篇关于转型经济研究得文章，因此，科尔奈教授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即他们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改革视为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回归和趋同。
[iii][3]
[iv][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v][5]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
[vi][6]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P98。
[vii][7] 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46。《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P200。
[viii][8] 参见：《中国改革过程的性质、特征与动态优化》载《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P106－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