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财务管理的目标，主流的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对上市公司而言，即是股票价格最大化。James C. Van Horne 认为：“公司目标应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价值以公司普通股的市场价格体现，而股价又是公司投资、融资、股利决策的函数。”[1]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年全国统一考试指定的《财务成本管理》教材也认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目标。”[2]国内的学者也大都采纳此观点．．．．．．但是财务管理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特别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这种观点既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也无法指导财务管理的实践。 首先，财务管理学的目标过分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企业的短视。我们知道：公司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消费者、政府、当地社区等等，虽然公司归股东所有，但股东并非公司的唯一存在。如果我们单纯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蔑视政府的利益而偷税漏税、蔑视员工的利益而降低薪资福利、蔑视消费者的利益而粗制滥造假冒伪劣、蔑视社区利益而乱排乱放污染环境、蔑视债券人的利益而对贷款久拖不还．．．．．．那么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难以不被损害——现实经济生活中，也不乏以上的例子——，我们要问的是，这就是财务管理要达到的目标吗？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股东的利益和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看作一个整体，则股东财富的增长方式有两种，一种为侵蚀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增长方式；另一种为与利益相关者共生的增长方式。 在第一种方式中，股东在企业整体利益的分配比例由47%——58%——80%，越来越大，但股东财富的绝对值却不断缩水。原因在于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决策依据，因此或者粗制滥造、或者压低员工工资、或者偷逃税款、或者拖欠货款．．．．．．不一而足，这种做法或可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看终将失去消费者、失去员工、失去政府的支持．．．．．．．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导致股东财富的缩水。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举不胜举，所谓“存人者，所以自立也；壅人者，所以自塞也。” 而第二种方式中，股东在企业整体利益的分配比例由８０%——58%——４７%，越来越小，但股东财富的绝对值却在不断的增长。原因在于，股东明白欲取先予的道理，明白只有保护和满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东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和满足，他们照章纳税、守法经营；不断提高员工的薪资福利；提高产品质量、想消费者之所想；保护环境、造福社区；及时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恪守信用．．．．．．．甚至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捐资助学、助残、赈灾，他们赢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员工的支持、政府的支持、银行的支持．．．．．．他们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他们不伋伋于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股东的财富却在不断的增长；他们给予的越多，而收获越多，所谓“富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而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 老子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成功的企业． 由以上两种方式的比较可知，以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常导致企业的急功近利，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这样的目标是不可取的。 其次，我们有许多制度安排是用来限制股东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了企业债券的发行条件： 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40%；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发行公司债券的资金必须用于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另外，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凡前一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的公司和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公司不得再次发行公司债券。 此外，《劳动法》用以保护员工的利益；《消费者保护法》用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环境保护法》用以保护环境；《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各种税法保证政府的税收．．．．．财务管理的研究者应该就这些现象对财务管理的目标进行思考，必须明白财务管理的目标并非绝对，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决策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是会碰壁的。 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中国的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流通股东，一类为非流通股东，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利益不一致，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时，财务管理如何去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我们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一家股份上市公司，总股份1000股，其中上市公司非流通大股东占70%的股权即700股；社会流通股东占30%的股权即300股。非流通股东按股票的面值每股1元，共出资700元，社会流通股东溢价出资，每股7元，共计出资2100元。这样这家上市公司设立后共计拥有1000股总股本，2800元的总资产，非流通股东占70%的股份，所以占总资产2800元的70%计应该是1960元；社会流通股东，应该占有总资产2800元的30%共计840元。原来出钱700元的非流通股东现在一下子增值拥有了1960元，原来出钱2100元的流通股东只剩下840元。假设一年后上市公司提出配股方案：10配3，配股价为10元。非流通股东放弃配股，社会流通股东应配90股，出资900元。总股份为1090股，总资产为3700元，按股份制原则，非流通股股东700股占有2376元，社会流通股东390股占有1324元。 我们发现原来社会流通股东占有840元，加上新入资的900元，合计资产为1700元，但实际只剩1324元，其中又有376元转移到非流通股东名下。假设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东又提出增发方案：增发400股，每股20元，向社会流通股东增发400股，每股20元，社会股东应出资400*20=8000元，此时这个股份公司总股本为1090+400=1490股，总资产为3700+8000=11700元。按股份制原则，非流通股东700股占有5497元，社会流通股东790股占有6203元。原来社会流通股占有1324元，加上新入资的8000元，合计为9324元，但实际只剩6203元，其中有3121元，被再次转移到非流通股东名下了。[3] 至此我们看到，上市公司在上市、配股、增发这一系列融资过程中，非流通股东利益的所得，即是流通股东利益的所失，二者的利益完全相反。而财务管理的目标要使股东价值最大化，那么，我们要问，是使非流通股东的价值最大化呢？还是要使流通股东的价值最大化？ 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上市公司，我们也不能以流通股的市场价格最大化作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因为非流通股东的股票是不流通的，谈不上什么市场价格，所以非流通大股东最关心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净资产值，而随后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自己的净资产值的增加，所以，如果非流通股东不考虑融资，则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与非流通股东是没有关系的，股价的最大化并不能有助于非流通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可见，对中国的上市公司中，财务管理的目标中包含着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综上所述，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并用以指导实践有许多令人疑惑之处，尤其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这种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不可行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财务管理学在众多方面无法解释中国资本市场及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严重的脱离中国的实际。对此，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实际不对，而财务管理的理论是正确的，正如我们不会用脚来适应鞋子，削足适履一样——理论永远来源于实际，我们必须用鞋来适应脚。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重大缺陷，所以中国上市公司无法进行财务管理。 进一步而言，股东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管理学的基石，很多财务学的研究都是围饶这一观念展开，若这一基础有问题，则很多财务学的研究将有重新进行的必要。所以，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造财务管理理论，而这种财务管理理论至少应来源于并能解释和指导中国财务管理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