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位于贵州省贵阳市郊的花溪公园山清水秀，素有高原明珠之称，但凡到过当地的游人很少不被当地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不过花溪除了风光秀丽以外，当地那条清澈见底的花溪河却几乎无鱼，却也为我们解释产权如何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绝好案例。
鱼是会游动的资产。记得大概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花溪刚作为文化区开发时，垂钓河边就是当地好鱼者的一大乐趣。当然，那时尽管都是好鱼者，但钓鱼的人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的那几年，有的人垂钓河边图的就是休闲娱乐，对能否钓到鱼并不十分在意，这些人三、五成群，漫不经心，远远看去颇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构成了花溪公园的一景。而另有一些人呢，却对能否钓到鱼十分在意，这些人在垂钓以前，大多要花很多心思去进行准备，不少人甚至提前几天就连续往自己准备垂钓的河段撒饵，那时这种提前下饵诱鱼的方式约定俗成，它往往意味着撒饵人在对某河段进行了投资的同时，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预订下了这一河段的钓鱼权，由于产权相对清晰，那些花了相对较多成本而又精于垂钓技术的人，自然也就比别人有了更多的收获。
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垂钓者自得其乐，对能否钓到鱼各安天命的自然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久而久之，由于那些对钓鱼漫不经心的人，也必须承受时间成本过高以及技不如人的舆论压力。因此，一方面是钓鱼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大多垂钓者的技能都得到了提高,两种因素导致花溪河可供钓起的成年鱼越来越少。到70年代中期，先是有人在这条河里撒网捕捞，后来又发展到有人用电击、药毒，这种竭泽而鱼方式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使那些仍处于孵养期的小鱼也很难幸免一死。再往后，就象现在人们看到的，如今花溪河岸边私人鱼塘发育，而花溪河内则几乎无鱼。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权保护的需要是将鱼从花溪河里带到鱼塘内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即便如此，对于花溪河究竟能否养鱼，却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鱼是会游的资产，花溪河又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两个条件对这条河里鱼的繁殖和生长发育构成了威胁。于是，要在花溪河里养鱼，就非政府亲力亲为不能施行。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比如采取若干禁止捕捞的措施，或许问题自然就能迎刃而解。但仔细想想，政府要采取禁止捕捞的措施就必须支付一定的监督成本。如今政府财政拮据人所共知，如果要等到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再来实施这项措施，谁又能预见这类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何况就算现在政府财政宽裕，有能力来支付这笔费用，面对能给个人带来收益的公共产品，那些被指定的监督人是否会监守自盗，谁来监督这些监督者?这同样也是一个难题。由此想起制度经济学家曾经论述，掠夺性的狂捕滥杀，只有在利润索取者与资源所有者彻底分隔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他们认为，要使资源得到合理、充分的优化利用，有两个条件必须充分注意：一是要使作出决定的人与对决定后果负责的人合一，舍此则必然降低效率、引起纠纷和混乱；二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由经营者决策引起的盈亏，要成为对经营者个人的奖惩。由此看来，要使花溪河里重新有鱼，恐怕最好的途径仍须沿用经济学家们经常开出的处方—产权明晰。
花溪河的产权不可分割，但花溪河的经菅权却可划分。试想如果在目前花溪河已无鱼可钓的情况下，将其河段的经营权进行划分，明确界定经营业主的捕钓权，并由这些拥有捕钓权的人来承担起清理河道和禁止非法捕钓的费用，又何愁花溪河无鱼，何愁花溪河不因鱼儿的跳跃而引来更多的游客?其实，这也是现在各地塘鱼及河道网箱养鱼广泛发育的重要前提。
花溪河里鱼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产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据说前些年海湾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地下油田相互连通，并且地层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认为自己吃了亏，又拿不出任何可行的产权分割方案，结果只好刀刃相见。一场产权纠纷竟引发了迄今余波末平的海湾战争，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为一块地的归属相互械斗，为一条河水的使用权大动干戈。今天，甚至有人在公共汽车上为争夺一个座位的使用权拳脚相见，类似因产权纠纷而引发的流血事件俯首可拾。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任何可分割的生产要素，明确其产权地位是提高这种要素生产效率的先决条件。更进一步地说，清晰的产权不仅促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与交换，而且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这在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是有无数的事例可以加以证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