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
伯德和德·吴尔夫曾经这样说：税收不可能使穷人变富，要改变其收入低于某一合理的最低水平的那些人的收入状况，就必须主要通过预算的支出方面来解决，其中包括诸如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等服务的直接公共提供，或者干脆通过转移收入方法或通过创造就业政策。可见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共支出特别是转移支付可以将富人的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使穷人变得更宽裕一些，使社会分配变得相对平等一些。但公共支出的收益分配并不是完全平等地分布的，有些人会得益多一些，另一些人则可能少一些，这既取决于个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也取决于个人出生和生活的地点，不同的行政区域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类型并不一样。而且，公共支出的名义上的收益者往往并非该种支出最终的归宿。不过，单就公共支出的主要内容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公共支出是有平等化的效应，因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平等的享受同等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对于混合性的公共产品，市场所以提供不足是由于利益所驱动，也就是说对于穷人这类产品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公共支出提供这类产品，可以降低穷人享受这类服务的门槛，从而自然产生一种财富分配的“拉平”效应。至于公共支出收益的归宿问题，则由于公共产品本身就带有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公共支出的最终归宿也就必然会有一种扩散效应，会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其收益的范围则涉及更广，在此不加分析。总而言之，公共支出具有一种使财富平等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二、公共支出的资源配置效应（激励效应） 公共支出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提供市场完全或基本不提供的物品，如国防、外交、法律秩序、经济稳定等；二是用于提供市场虽有可能提供一定数量但往往提供不足的物品，如教育、失业和退休后的收入保障、对贫困者的救济等。不妨把前者称为“非市场物品”，把后者称为“市场性物品”。对这两种公共支出的激励效应进行分析有不同的思路。 对于提供非市场性物品的公共支出而言，由于其基本特点是市场或个人本身不提供这类物品，所以它对个人行为的激励不是更多或更少地消费这类物品，而是首先要比较消费这类非市场物品的受益与因此而减少的其他消费活动的受益，然后相应地采取行动。从个人来说，如果其受益小于机会成本，那么首先他可能会通过公共选择过程发表意见；其次，如果发表意见的成本过高，他可能会选择退出自己不满意的财政管辖权，即所谓以足投票，移居他乡；再次，如果前两种行动无效，他还可能采取更为激烈的反抗手段，如示威、暴动和革命。 对于提供市场性物品的公共支出而言，由于公共部门只是因为担心市场提供这类物品的数量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才决定介入，并非市场完全不能提供，所以，对其激励效应的分析侧重于考察个人因这种公共支出而改变的消费或提供该种物品的数量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效率损失。公共支出政策毫无疑问应该尽量使它可能引起的效率损失最小化。 三、 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 公共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形成了对于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增加商品和服务供应者的收入。转移性支出则可以直接提高接受者的收入水平。作为其结果，个人和企业收入增加将引起储蓄、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产出、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凯恩斯学派曾就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稳定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们提出公共支出有一种乘数效应，可以对经济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在经济不景气时，可以增加公共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走向繁荣，经济高涨时则反向操作，这样就可以使经济较平稳的运行。实际上公共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自身也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不景气时有更多的人需要公共援助，使公共支出自然增加，从而带动消费、投资等。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转移性支出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自动稳定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