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成为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成为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自我演进的模式代表了一种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思路，也就是政府引导、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主导的发展模式，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可拓展性，对于浙江周边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在研究“浙江模式”的基础上，回顾了浙江模式的形成过程，综述了浙江模式形成的各种原因，并进一步结合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具体现状，论证了民营企业在家族制管理、信用建设、融资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缺陷与不足，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对策和未来趋势进行详细的论述。指出民营企业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必须处理好家族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集权与委托代理关系，信用缺失与信用重构，单一融资与多元融资、制度劣势与制度重建、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只有发展中规范，才能求得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先机；只有在规范中发展，才能求得企业发展的持续平衡。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上民营企业必须在进一步的规范中求得“二次发展”。
在现有的市场背景和国际、国内的竞争格局下，民营企业固守原有格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民营企业新的发展必须具备新的思路，推进自身的家族化改革，走出家族化，这是民营企业自身改革的趋势；推进自身产业整合，实施产业链条化；推进多元化经营，打造规模优势，构建集团化；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自身发展的国际化，这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创新趋势，民营企业必须在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中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浙江模式 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
一、理论综述
模式二字是对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概括和总结。最早使用“模式”这个词语的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一提法，之后众多学者和专家纷纷效仿这一提法对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发展进行概括。
“浙江模式”是对90年代以来浙江省特别是浙南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概括，是“温州模式”的一种扩展。在“浙江模式”本质及其成因问题的研究上，国内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浙江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赵伟教授把作为“浙江模式”缩影的“温州模式”与发端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郡的欧洲古典工业化做了一些比较，认为“温州模式”属于一种区域工业化范式，并把“温州模式”称为“中国式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他还认为，“温州模式”目前的发展具有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发展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创业资本或原始资本的获得。赵伟教授把温州资本的积累与珠江三角洲、苏南地区做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温州资本的积累源自于20世纪70年代末私营企业的积累。他认为其过程虽不可与欧洲早期相提并论，但原始积累的微观主体及其艰难性却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初期相似。(2)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赵伟教授认为，“温州模式”遵循了欧洲古典工业化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即家庭工业——集中的手工工场——工厂制度。有一点不同的是，由家庭工业制度到近代“工厂制度”的建立，在欧洲经历了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技术变革，耗时百年到数百年不等；但在温州，由于家庭工业一开始就使用机器生产，因此技术呈跳跃式变革，由家庭工业制到工厂制度乃至新近的现代股份公司制的演进，经历了不到20年时间。(3)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十五大之前，私营经济作为体制外经济，一直受到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乃至三资企业的压制。而在欧洲前近代，许多特权企业利用它们与官方的密切关系，获得许多行业的经营特许，其经营环境优于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在十五大之前存在的这种体制差异类似于欧洲前近代两种企业间的差异，其中“国有”和“三资”企业大体上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特许企业。(4)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原因。欧洲古典工业化的开端主要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突然形成；另一个是庞大的遍布海内外的营销网络。而温州乡村工业的最初发端也与两个彼此关联的因素密不可分：一个是区域要素秉赋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劳动与耕地供给之相对丰裕程度；另一个是，作为区域人文环境的有机构成，温州民间一直潜伏着强烈的商业冲动。正是这两个因素所具有能量的同时释放，促成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大发展：农村的剩余大量劳动力迫使人们寻找农业之外的生计；民间的商业冲动迅速促成了一个销售大军的兴起，而不断壮大的销售大军将温州的乡村工业与各地的商品市场联系在了一起。另外，赵伟教授还认为“温州模式”将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由二产化向三产化的过渡，二是由贸易区际化向国际化的拓展。随着这两种趋势的加强，“温州模式”的欧洲古典工业化特征也将得到加强。
浙江大学的陈建军博士并不认同赵伟等学者提出来的“中国的新古典工业化范式”这一见解。陈建军博士认为“温州模式”实质是转型模式，离标准意义上的新古典模式有一段距离。他认为，如果仅仅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作为“浙江模式”的特点或强项是不全面的。“浙江模式”如果成立，其本质的东西是因为这种可以称之为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适应了浙江的资源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首先，浙江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其次是丰盈的企业家资源。薄弱的工业发展基础、中小企业的王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剩余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这些原本是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弱项，然而通过巧妙而近乎完美地结合而形成一个体系后，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配合下，变成了浙江的优势；而丰盈的企业家资源与浙江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发展状况、劳动力供给要素和资本供给要素状况相吻合，生成了一大批中小型的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
对于浙江的经济发展，浙江大学的金祥荣教授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金祥荣教授认为，浙江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制度变迁，基本建立起了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排他性、产权明晰的微观制度基础，并推动了以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这是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和其推动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对于浙江经济的制度变迁，金祥荣教授提出了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假说，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方式，并主张就全国来说，应走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等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等于零，而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大于零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即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他还认为，《宪法修正案》(1999年)的通过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同时，随着体制外增量改革的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逐步增大，民间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有的公有化偏好也相应有了改变。非国有、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比国有企业成本低、质量好，已经成了人们较为普通的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价值判断和观念。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对于浙江经济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创新的思想约束基本解除，这方面的摩擦成本几乎降到零。因此，原来浙江的摩擦成本大于零的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开始向思想解放的摩擦成本为零状态下的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冯兴元博士认为，“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主要是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冯兴元博士对于金祥荣的观点——即把“浙江模式”概括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并不赞同。冯兴元博士认为，金祥荣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认为农村工业化和专业市场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浙江模式”的核心应该是自发性和内生性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并且冯兴元博士进一步提出，“浙江模式”的发展道路似乎是重拾上个世纪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线索，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其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建立起市民社会。由此，冯兴元认为，“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
张仁寿教授是最早关注到人文精神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它不仅由经济因素决定，也受文化因素制约。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仁寿教授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的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张仁寿教授之后，众多的学者包括朱康对、马津龙等从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对浙江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产生了众多成果。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冯兴元，2000)，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的过程政策，通过最低限度地介入，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伯思斯，2000)，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些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破坏”，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
正是在这种政府的有限促进下，浙江的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展现了巨大的活力。据统计，2001年，浙江全省中小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4388亿元；利润685亿元、税金381亿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41％为中小企业所吸纳，农民纯收入的50％、全省财政收入的60％、农民非农收入的75％均来自中小企业，全省工业增加值的88％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九五”期间，浙江的非公有制产值甚至占据了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90％。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拉动了整个浙江经济大腾飞。浙江经济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创造了奇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1978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为124亿元，2001则达到了670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3．2％，2001年人均GDP达14550元，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浙江模式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道路。本文试图在“浙江模式”研究背景下来考察民营经济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出路及其趋势。以下本文将从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对策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的趋势等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二、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
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一方面规模较小，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比较容易按照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另一方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不存在国有企业所固有的预算软约束。这些为民营企业后天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比较优势，并成就了民营企业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在缺点和不足，这些缺点和不足甚至左右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家族制度明显，缺乏较为完善的现代管理制度
家族制度是一种以家族为纽带所建立起来的经营管理模式。在东亚的转轨经济背景下较为流行。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这种制度在民营企业中较为典型。这主要是由于家族制度具备了民营企业生存初期的制度背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大部分是以“夫妻店”、手工作坊的家庭工业经营方式存在，而且由于规模小、融资难，民营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经营管理模式。而家族制度恰好能够提供这一需求。其一，单层次的治理结构保证企业经营者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能保证企业的稳定能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灵活决策；其二，能发挥家庭伦理的功能，使企业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家庭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为了家庭利益，自觉服从企业主的管理权威，相互依赖，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于家族手中，家庭成员之间信任感强，可以减少群体成员间讨价和信息搜寻成本，从而大大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家族制度在民营企业中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根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2004年抽样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家族化管理相当普遍：已婚企业主的配偶50.5%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98%负责购销；已成年子女20.3%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13.8%负责购销。在所有管理人员中，26.7%由投资者担任，16.8%由企业主或投资者的亲属担任，5%是他的邻居或同乡。如果包括诸如同学、朋友、战友等其他关系成员,所占的比重还要大。
家族制由于适应了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对于决策效率、内部管理和融资等方面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力量。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后，家族制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种制度障碍。这主要是由于家族制度本身并不能适应企业日益壮大的需要。企业的不断成长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和管理链条的长度提出了挑战，简单的直线管理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较低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管理素质也对规模上民营企业的发展构成了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改革管理模式，重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将相对混乱的内部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理顺，也才能够推进民营企业二次发展。否则，民营企业很难逾越家族制度这个自身发展的坎，实现自身的新的飞跃。
二、信用建设缺失，缺乏持续经营的信用基石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实际上它是维系市场主体平等交易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社会，“无信不立”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与市场相配套的法制建设相对比较滞后。这给市场化初期的民营企业提供很多以丧失信用为代价的套利空间。从短期来看，这种套利空间的存在成就了部分民营企业的原始积累，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套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和整体形象。比较典型的是80年代末期的温州鞋业和柳市的低压电器，竟成为冒牌、假货的代名词。甚至一度在杭州的小武林广场上演了焚烧温州皮鞋的群众行为和类似国办[1990]29号乐清打假治劣专项整治活动。正如亚当.斯密在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中所说的：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了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和情操的堕落，结果便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必然大大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质量，经济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市场化转型初期的不规范以及伴随着利润追求动机的假冒伪劣，使得民营企业逐步陷入了信用的贫困，甚至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倒退。因此，如果说早期的不规范和不讲信用换得的是原始积累的完成，那么完成原始积累之后的民营企业必须通过信用建设，重塑市场形象，否则民营企业很难摆脱信用缺失的困境。
三、融资难，缺乏进一步成长壮大的资本源泉
融资难，资本短缺几乎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民营企业，这个绝大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群体，当然，也毫不例外。对于中国来说，资本短缺是包括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在内的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由于制度背景的存在，这种要素的分配在国内更是较为稀缺。长期以来，我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主要服从和服务于国有经济，国有银行主要将客户锁定在国有企业。而缺乏制度支持的民营企业又由于自身的规模和还款能力有限，因此，就更难获得国有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显示，2003年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中82.4%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者是自我积累，商业银行融资仅占6.7%，其他占10.9%。（朱正伟，2003）。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需求饥渴背景下，诱致而生的地下钱庄和高利贷，成为游历于国有金融之外的民营企业的资金补给链条，而这种补给链条的不规范和高成本又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又一桎梏。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突破融资瓶颈，寻找相对广阔的融资渠道。
四、制度劣势，缺乏充分的制度支持
与传统要素相比，制度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变得的越来越为重要。而制度在中国的转轨经济中一直是被视为重要元素参与分配。民营本来就是相对于国有而言，在一个国有经济主导的国度里，民营经济的制度劣势相对也较为明显，资本配给的短缺，行业领域进入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开放一直是针对国外，实际上国内的开放，或者是主要是对于民营企业的开放却一直未能突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正如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倡导的“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以及市场环境。”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制度劣势不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更关键的是停留在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上。所谓“国有即国家，民营即私有”的思想观念可能是民营企业制度劣势在人文思想层面的一个集中反映。因此，民营企业制度层面的缺失，将是一个在中国的经济体制背景下的一个长期存在大问题。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存在诸多的缺点与不足，但是作为民营经济成功试验地的浙江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呢？就是因为这种政府引导下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存在的障碍和困境。以下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进一步论述：
1、政府对于家族制企业的引导
家族企业是浙江民企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浙江省政府强化了政府对于民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的工作力度。通过股份制改造使得企业逐步理顺的历史沿革、管理秩序以及澄清了历史问题，打破“一言堂”的管理模式，将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导入企业内部管理；同时进一步鼓励资产规模较大，盈利能力较好的规模上企业到国内外的资本市场上上市融资，通过引入外部资金和上市IPO来理顺企业的内部机制，通过引进合格的境内外投资，作为战略投资伙伴，打破家族管理模式，启动企业的二次创业。据统计，浙江绍兴杨汛桥一个镇就有6家上市公司，这在国内目前资本市场利用率下，应该说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企业上市发展的鼓励与引导。
2、政府对重塑市场信用的努力
民企信用的缺失和经济行为的失范往往存在“地方保护”的背影。而当这些存在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的时候，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引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以温州的“质量立市，品牌兴市”为代表的政府引导行为和对于假冒伪劣的围剿，使得浙江部分信用缺失的重灾区很快得到恢复，如温州、乐清以及永康等地。政府通过对于不守信用企业的严肃处理和对资信良好企业，特别是重质量，守信用企业的奖励，起到了良好的市场导向作用。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重塑了浙江民企的整体信用形象。典型的是2002年，温州市皮鞋生产厂家出于维护温州皮鞋的市场形象的目的，联合在杭州小武林广场对冒牌的温州皮鞋进行焚烧，极大提高了温州鞋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而在15年前，温州皮鞋还是被焚烧的对象。
3、“浙江模式”资本结构的内源性。
浙江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要素——资本，主要是从区内、国内获得的，而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非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道对于中小规模的私营企业来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据估计，“九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投资约为4100亿元，占非国有投资的70%。浙江民营金融业的比重明显地超过其他地区，1998年时城市信用社等民营金融机构已占据了浙江全省1/4的存贷款份额，分别为25.2%和24.1%。如果算上无法统计的民间私人借贷资本，民间的投融资对浙江私营企业发展的实际支持作用要远远大于上述数字所显示的程度。这种内源化的融资模式和相对完善的民营金融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难问题，推动了民营经济在浙江的发展。
4、政府对私营经济的制度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对个体私营企业进行了多方位的支持。到2001年，浙江省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了90％，在全国排在第一位。浙江地方政府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最初阶段给予了“默许性”支持，其对私营经济发展的保护随处可见，如正式的减免税和非正式的减免税(包括对“偷漏税”的默许)，甚至对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当然，出于维护地方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浙江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区域经济特点，对处于自发性萌芽状态的私营经济采取了因势利导的低姿态保护性策略，正是这种保护性策略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私营经济能够先于其他地区一步得以成长和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而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将会加大社会交易成本，阻碍市场化进程。在这一点上，浙江地方政府显然做得比较好，不再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而是转向了对经济宏观环境的营造，使得浙江的经济基础、所有制结构等有了根本性变化。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自身存在家族制管理、信用缺失、融资难以及制度劣势等缺陷与不足，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浙江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很好化解了这些问题，并有效地形成一种自发的体系，促成了民营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因此，浙江模式具有较大程度的可扩展性。
三、 民营企业发展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典型模式，如“温州模式”、“浙江模式”等。但是，这毕竟还局限于局部区域。对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民营企业来说，由于自身制度缺陷的存在，一直未能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思路。以下本文将结合“浙江模式”，来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发展的对策。
一、突破制度障碍，真正确立民营企业的市场平等地位
综观“浙江模式”，可以看出，实际上“浙江模式”就是一个政府引导下市场发展模式。民营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良好的传统商业背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作用下，地方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种模式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制度配给，也就是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在局部地区首先尝试完全市场化的模式。它的成功给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出路提供了制度借鉴的实例。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制度要素的配给是左右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时候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惯性，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宪法依据的基础上，真正的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打破制度歧视和进入壁垒，在对外开放中，进一步明确对内开放的宽度和深度，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前提下，树立“放水养鱼”的思维和接受拉弗曲线的观念，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但是，目前，这个制度基础在中国尚未很好地确立，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在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因此，也成就了“浙江模式”的研究价值。笔者认为仅仅在政治上确立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抓紧制订一部完整的《物权法》，为民营企业发展、私有财产保护以及民营企业平等的市场待遇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否则，真正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很难想象。当然，一部法律的制订也是不够的，关键的是还要靠市场群体思维观念的改变，这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二、多元融资，化解资本短缺瓶颈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这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制度劣势；另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自身规模小和资信程度较低。因此，首先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国有金融对于金融体系的垄断，或者是让国有金融逐步从乡镇市场退出，让位于农村商业银行、典当行和乡村信托等，建立起专门服务民营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比如建立中小企业互助担保基金，为民营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支持和融资便利，在一定范围内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让民营企业不再为慑于抵押担保费用的过于高昂以及错失商机的潜在风险，“不敢”或“不愿”进行银行融资。或者是试办合作金融机构，发展关系融资模式，减少信息不对称。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透明。因此，银行在规避风险动机的趋势下，选择“极大化极小策略”，以“信贷配额”来应对。针对这种问题，国外较多的采用关系型借贷来化解金融市场的这一失灵。通过关系长期化和交易对象集中化来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因此，针对民营企业目前的融资状况，以现有的农村信用联社为蓝本，重点培养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采取民间参股的形式，试办合作金融，是一种比较稳妥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具体模式可以借鉴浙江路桥信用社以及浙江商业银行。
通过一系列专门服务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机构的建立，从而进一步构建相对完整的民间融资体系，通过民间融资体系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可以依赖的资金补给链条，缩小“地下钱庄”和高利贷这种灰色金融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缩小交易成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浙江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于浙江的民间金融相对比较发达，通过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来为民营企业发展服务。截止目前，浙江民间金融体系的贷款已经占据了民营企业贷款总额的1/4还要多，当然，在还不包括非正规的民间融资。其次，就是要广开融资渠道，寻找战略投资伙伴，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和进入，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金；最后，可以考虑规模上企业的直接融资，通过IPO，到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一方面，可以改善产权结构，提升公司法人治理内涵；另一方面，可以大范围募集到相对稳定、没有还本付息压力的资金来源。
三、重构委托代理关系，规模上民企规范与发展并重
在我国，民营企业大体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形态：独资、合伙、有限责任公司。三种形态各有千秋，但共有一个特点：家族专权。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我国民营企业中占的比重还很小。据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国独资民营企业49．9万户，注册资本金1318万元，投资者人数5l万人，雇工人数632．4万人；合伙企业l 7．5万户，注册资本金649亿元，投资者人数55．9万人，雇工人数267万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108．7万户，占总户数的61．7％，注册资本金11264．7亿元。在这几种民营企业中，比重下降较快的是独资企业，增幅较高的是合伙企业，增长最快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民营企业家适应法律框架的要求，力图最大限度地规避资产和经营风险一个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公司制度和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治理结构。调查显示，在我国目前真正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的公司，还为数很少。就是已经上市的民营企业，有很多实际上也还保留着家族专权的要求，家族专权仍然是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轴。
因此，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上民企必须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中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很多地方有关部门提出了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提法。也就是说在一次创业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推进自身的内部改革，打破家族管理模式，引进人力资源，整合企业的新资源，构建新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公司制和集团化乃至股份制改造奠定基础，在理顺内部管理，主要是财务管理的基础上，轻装上阵，在规范中推进二次创业。
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关键是要敢于引入和接受外部冲击，通过“鲶鱼效应”来推进自身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例如股份制改造、IPO、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引进外部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外部人”、“职业人”的冲击和管理来起到发展与规范并进的效果，从而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可持续的轨道上。
四、推进信用建设，重塑市场信用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只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奔中获得最大利益。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许真正可怕的不是技术落后、制度缺失，而是自身信用的丧失。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失去了信用，也就失去了参与市场交易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因此，在当前市场的力量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要推进信用建设，单凭民营企业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政府对于信用体系的重建责无旁贷。对于政府来说，当务之急第一步，是从自身做起，重塑政府信用，提高政府的行政事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推行行政许可，规范行政审批，建立良好的政府信用，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高良好的政府环境，降低民营企业生存的政治成本；其次是建立工商、税务、银行、政府、法院共同参与的地方性维信机构，遏止企业失信现象，硬化信用约束，坚决执行信用污点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从而净化市场环境。最终使企业逐步认识到在一个信用立身的社会，只有靠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过得硬，才能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取信于市场，只有在品牌培育和信用建设的基础上构建坚实的信用基础，也才能赢得自身的长远发展.
四、民营企业发展的趋势
“浙江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以市场为主导，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有效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家族制管理、融资难问题、信用缺失以及制度缺陷问题。因此“浙江模式”所衍生出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预示了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下笔者将结合“浙江模式”来进一步谈一谈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
一、民营企业走出家族化。
家族化是民营企业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在民营企业发展的初期，家族制度曾经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但是，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这种制度逐步形成了一种桎梏，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根据浙江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鲍侠等，2003年对温州市 33 家不同规模的家族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管理领域，家族制企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500万”现象，即多数家族制企业在年销售额超过 “500”万时，就会出现原有的管理制度和决策方式等严重不适应新的发展的问题。家族制所内在的缺陷与不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必须走出家族化的背景。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温州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主动将自己的家族持股比例从原来的60%，降低到28%，股东由原来的10人增加到100人；天正公司董事长高天乐的家族股份也从最初的100%，下降到40%左右，股东也增加到100多人；华峰氨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9名成员中，非家族成员5名，占据56%的席位。通过产权占有比重的稀释，从制度上打破了家族制所固有的集权管理模式，推进了企业自身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民营企业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但是，这仅仅是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的第一步。走出家族制，还必须突破家族观念和亲情思维的束缚。浙江恒逸集团邱建林大刀阔斧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首先解除了自己家属、亲戚在公司重要岗位的职位，特别是妻子财务总监、哥哥人力资源总监的职位，虚席以待，重金聘请职业经理人入主企业。打破了民营企业财务、人事管理大权不能旁落的内部不成文定律，主动接受现代企业制度变革，使得恒逸迅速成长为萧山地区排名第二、全国纺织化纤行业颇有名气的纺织化纤企业集团。
推进企业自身产权主体的多元化，推进企业管理者本身的经理人化，打破所有权和经营权一体的家族制思维，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根据专业分工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企业内部的现代企业管理和变革，这实际上是广大民营企业走出家族化和实施跳跃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民营企业产业链条化；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满足传统小规模经营的的小打小闹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的发展趋势；满足于单一的专业化经营显然也不能适应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的发展必须推进自身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特别是产业发展的链条化，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和集群。在这一点，浙江的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为我们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已经实现了自身主业的多元化和自身经营的链条化。以浙江恒逸集团为例，恒逸集团的前身是杭州萧山印染厂，仅仅从事纺织印染，但是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囊括了金融、房地产、石油化工、纺织化纤以及饭店餐饮在类的诸多行业的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在多元化经营的基础上，始终没有放弃做大做强主业的目的，在原来的印染的基础上，逐步拓宽产业链条和经营范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从PTA—聚合—纺丝—后纺加弹（化纤公司）—织造为一体的完整的纺织行业产业链，充分实现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极大地节约自身的经营成本。据初步测算，从直纺长丝到后纺加弹，仅运输费用和包装费用就可节约300元/吨以上。公司逐步形成了以化纤、纺织为龙头，以多元产业为主体的发展趋势，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实现了一业做强，多业并进，“一个重心，多个发展点”的模式。此外，正泰集团、万向集团等也都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产业链条化，降低了自身的经营成本，实现了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赢得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民营企业来说，推进自身发展的产业链条化，推进产业发展的纵向整合，将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值得民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去探索。
三、民营企业集团化
集团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为谋求更有利竞争地位而出现的一种发展模式。首先是以企业集团的组建为标志的。企业集团的概念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其定义根据处延和内涵的不同有所区别。我国《企业集团组建与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企业集团的定义是指：“以母子公司为主体,通过投资及生产经营协作等多种方式,与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共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实力已日趋强大，规模也趋向了大型化，但同时竞争也在日益加剧，市场开发的难度也日益加大。为了规避越来越大的破产风险，要么就是自己做大，兼并其他弱小企业，成为行业中的强者，要么就是依附于强大的企业。那么为什么要组建企业集团呢?按照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对现代企业形成的阐释，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市场交易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包括运输费用、中介佣金、谈判时间、各类税收、签定合同费用等等。而企业可以通过“内化”市场交易和企业家行政协调的过程节约交易费用。这一理论也适用企业集团,即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推动了企业集团的形成。交易费用的大小是由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决定的，且与三者呈正相关关系。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企业需要通过“内化”市场交易的活动来逐步消除三者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内化也是需要交易费用的，当企业能力有限，无法通过单一法人的积累发展来达到内部交易费用小于外部交易费用的目的时,就出现了企业集团。
纵观民营企业的发展，虽然起步不一，但目前大都面临扩张发展的阶段。不少企业已逐渐走上大型化、集团化的道路，特别是《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松动，使得民营企业在享有国民待遇的基础上能够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这也为民营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正泰、德力西、奥康、万向、恒逸等为代表一大批浙江民营企业集团迅速的成长，并成为浙江民营企业中的排头兵。这对于处于扩张和“二次发展”阶段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导向作用。通过资本化运做，迅速走向集团化，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集团的抗风险和融资优势，将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未来选择。浙江恒逸集团正是通过这种集团效应逐步化解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的融资难、家族制管理、信用建设等等问题，逐步成长为一个拥有30个亿总资产，11家子公司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因此，推进自身发展的规模化和集团化，降低自身的经营成本，特别是化解融资难、家族制管理、信用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是民营企业发展又一趋势。
四、民营企业国际化
企业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某些企业为谋求企业发展，将企业的市场扩大到其他国家，并逐步实现企业输出而形成跨国企业、多国籍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虽然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而近年来，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入世使外国的产品、技术、资本等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使本来已经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加困难重重，过剩经济特征日益明显，不少行业甚至出现了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开展国际经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技术方面比较落后，在一些高科技方面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经过近二十年积累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例如服装业，许多中国人穿的世界名牌，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生产的。中国许多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服装加工基地，从规模、质量到技术，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毫不逊色。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灵活快捷的企业机制，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复合型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了，这恰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况且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在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中，四通集团、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鹿王、格兰仕、森达、健力宝、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所以中国民营企业应看清自己的实力，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借鉴成功企业的国际化经验，选择适宜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战略，全面推进自身的国际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国外直接投资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辟民营企业发展的新空间。
四、结 论
“浙江模式”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个生动典型，具有很大的可扩张性。这也给周边乃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的可能。“浙江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有限参与的市场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市场中政府着力营造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给制度各异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地位和机会，并通过有效地引导，抑制市场失灵，维持市场秩序的良好。“浙江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关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引导，对于信用缺失的整治，对于融资渠道的拓展，对于民营企业制度松绑的大胆尝试，都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借鉴意义。民营企业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必须处理好家族制度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集权与委托代理关系，信用缺失与信用重构，单一融资与多元融资、制度劣势与制度重建、发展与规范的关系。只有发展中规范，才能求得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先机；只有在规范中发展，才能求得企业发展的持续平衡。民营企业，特别是规模上民营企业必须在进一步的规范中求得“二次发展”。
在现有的市场背景和国际、国内的竞争格局下，民营企业固守原有格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民营企业新的发展必须具备新的思路，推进自身的家族化改革，走出家族化，这是民营企业自身改革的趋势；推进自身产业整合，实施产业链条化；推进多元化经营，打造规模优势，构建集团化；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自身发展的国际化，这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创新趋势，民营企业必须在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中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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