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交往，通俗地讲，就是人们之间的交流、交际和来往。
从古至今，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不直接、间接地与交往相关。个人的衣、食、住、行、用，要依赖与他人乃至社会的交往。
只有在交往共同体中，人们才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交换、分配、消费这些产品，由此，求得生存或获取享受！
自从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交往行为以及人对交往行为的认识，这是一个互相交汇、相互作用的过程。
人的素质高低，组织的运行的和谐与冲突，社会进化进程的快慢，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社会运行效率的高低等等，都与人的交往活动密切相关。
单个的人，不与他人交往，就无法融入社会，从而无法生存。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就是怎样。
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就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反过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也“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孤立的个人无法进行生产，一定方式的生产必然会提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者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要求，会形成生产者彼此之间的不同的联系和关系。
既然人的存在方式是生产，而交往又是生产的前提，那么，交往也就必然地成为人们的存在方式了！
在服务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相当比例之后，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之提高，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必须相应地提高。
在马克思交往理论中，有一条基本原理，强调人的存在方式是生产，而交往又是生产的前提，那么，交往也就必然地成为人们的存在方式了！
由于专业化日益加深和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服务属于生产的范畴，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就是服务。他们的存在方式就是服务，而交往又是服务的前提，那么，交往也就必然地成为这些从事服务工作的人们的存在方式！
交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社会就是人们交往活动的结果。
分工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和交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把人类交往称为“交往行为”。他认为，“行为”这个概念象征性地表达了行为者至少对一个世界所发生的关系，而“世界”又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或部分。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所谓“客观世界”，亦称“外部世界”或者“客体世界”，是指真实存在的“客体“世界；所谓“社会世界”，是合法化的个人关系的“总体”，实际指规范、价值以及其它被认识到的社会期望的总和；而“主观世界”则是人的自发的经历总汇成的世界。
根据行为者与这三个世界所发生的关系，可以将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所谓“目的性行为”即“劳动”。它以行为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为前提，指权衡各种手段并选择一种对实现明确目标最适当的手段的行为。
第二种是所谓“规范控制性行为”。行为者以群体的共同价值、规范作为行为取向，它与社会世界相联系。
第三种是所谓“戏剧性行为”。这是行为者以“自我表现”为中心，在公众或观众面前有意地展示或控制自己的表现的活动，它仅与行为者的主观世界相关联。
第四种是所谓“交往性行为”。它是一种主体之间通过符号相互协调的活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以语言为主要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一致。只有在这种交互性活动中，行为者才同时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三个领域。
哈贝马斯把“交往性行为”定义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主体之间通过符号相互协调的活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以语言为主要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一致。只有在这种交互性活动中，行为者才同时涉及到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三个领域。
由此可见，交往行为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把交往更精确地分类的话，人脉则是人际交往的高端。因为，在社会实践中，既有非常宽泛的点头之交，也有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商业交往活动，而人脉可以说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它涉及到“三个世界”，而且，它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也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总之，理解是交往的核心要素或本质特征。
交往还是一种意识性的活动。
哈贝马斯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交往过程的两个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理解是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理解是借助于语言媒介实现的。
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理解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此，语言就是服务于理解的“沟通媒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并不是独自式的形式语言，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不是你设定的专业语言，也不是你自己理解的介于专业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而是交往双方都能理解的语言。
因为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体通过在对话关系中的普遍范畴得以理解的结构，从而，使诸主体在交往中既能通过相互之间的认同，相互了解和相互承认而在某些普遍的方面取得一致，又能在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其自我同一性。
总之，由于日常语言的对话性特征，才使其能够成为不同交往主体之间的达成理解沟通的中介和手段。
交往行为有效性是实现人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人脉联系与一般交往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是带有目的性的，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目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交往首先起始于人本身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多样性。交往的真实性在于，不完美的人为了寻求完美而走到了一起。
人们渴望获得美好的事物，希望达到理想的境界，是人类渴望相互交换，这也是交往关系得以形成，交往活动得以展开的根本原因。
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多方面的。有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有生活的需要、劳动的需要、知识的需要、交往的需要、休息的需要。还有个人的需要、集体需要、阶层需要、社会需要等等。
分工是形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社会交往关系的中介。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的生产达到一定历史阶段，就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和不同规模的分工，分工度的高低，决定交往程度和水平的高低。
个人要不断创造自己被他人利用的价值，就是要使分工更加精细，更加体现出你的优势。
人的交往活动受社会意识的影响，还受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素质的影响。社会心理活动和交往环境也会对人们正常的交往需求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不利情况下，往往构成交往的心理屏障和环境屏障。
知觉、价值观念、态度、性格、气质、兴趣、能力等心理因素都会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
但是，社会心理是由个体和群体心理发展而来的。个体心理并不一定要屈从于社会心理，尤其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还处于不成熟状态的时候，更需要有一种心理上的突破。个体超越群体是个体获得心理优势的前提条件。
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是一个紧密联系的链条，共同构成一个精巧的机制，有力地驱动着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乃至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交往活动。
经济交换完全以价值比较为基础，而社会交换主要以相互信任为纽带。
相互信任是社会交换得以进行并且逐步扩大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以施报平衡为原则的社会交换就是社会交往的实质内容。
作为交往活动来说，只要交往主体一方有所施与，交往客体就一定会有所回报。
交往的结果要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这要求交往的双方，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也就是和谐而不雷同，和睦而不盲从，和气而有个性，和平展开竞争。交往的双方同处于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之中，相互联结、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此同时，交往双方并不要求任何一方个体性的消失，或者要求差异性的无原则的趋同。
任何规范正常的交往活动，都必然表现为对立统一、求同存异。反过来说，这种交往结果又成为人类社会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以人们之间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历史在交往中发展，交往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人类交往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极大地制约着人们交往活动的展开，使个体和社会群体矛盾关系的发育仍然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时的人大多生活在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群体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共同体为实体，而个体不过为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天然的组成部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过若干次大的社会分工，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在交往活动中，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既没有个体的独立性，也没有自己的特殊性，只有以血缘、性别、地域、等级为特征的群体规定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代替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即人的社会联系以物为媒介，这个物就是商品、货币，在商品和货币面前，血缘的、地域的和等级的纽带作用退居其次。这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们交往关系的根本变化，在这种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方面，私人利益的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促使人日益孤立化，人的目的和需求只是自身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而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交换本身又可以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交换，个人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一切都要经过交换才能实现社会价值。有产者以自己的资本、货币同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行交换，实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力——体力、脑力、心力同有产者的货币进行交换才能获取生存、享受和发展的资料。这种交往方式使个体开始摆脱对群体的依赖，而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使人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而能动地发展自己，造就了丰富的、普遍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体系，为实现人的真正的交往创造了条件。这使得人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完全分离，个人的生活被二重化了，从而使人类交往演变成一种纯粹外在的物化关系。
因此，出现一个悖论：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整体的能力越全面，作为社会关系系统要素的个体就越片面、越残缺不全。
当普遍的交往代替了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时，人类就进入了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在这里，各个民族在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多，各国各民族间的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个体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得以彻底解决。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形成了个人之间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人类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狭隘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在这种交往关系下，每个人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并联合起来实行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
每个人在自己的联系中并通过这种联系获得自由，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他们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观念和新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新的语言。
参考资料:
1、《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姚纪纲著人民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2、《哈贝马斯传》霍尔斯特著 章国锋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