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节所要探讨的问题，并不像文题所说的那样可以将转轨改革视为一个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过程。中国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最初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明确的“市场取向”，改革的发生，主要源于现实的逼迫和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初步认识。[1]尽管当时世界经济体制存在明显的多样性，但总体仍然可以划分为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的过程是和人们对于计划和市场的认识深化相伴随的。但在早期，由于受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式统治，使得人们在思想上轻易无法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仍然带有习惯性地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而将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意语。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改革，在初期基本是在这种惯性思维的约束下进行改革的。但不同国家选择的转轨方式和路径存在明显差别。早期的转轨研究习惯运用渐进和激进的方式来划分改革的模式，但后期的转轨进程和各国的转轨实践趋同的特征表明，继续单纯的沿用这一分析思路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转轨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和功能。本节我们简要回顾我国转轨改革初期的选择问题。
1.4.1历史事实与现实选择一国历史演进的关键变革，采取激进的动荡变革还是采取渐进式的和平演进，通常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危机程度。如果多数社会主体对旧制度丧失了信心，而不再对其所提供的各种利益抱有任何幻想时，一种革命式的激进变革就已经在酝酿当中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状况，并将这一时期的国内条件和前苏联转轨前的国内状况做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二者在转轨方式上存在差别的原因。尽管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多半认为，后社会主义转轨改革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但国内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我国的转轨改革始于70年代末。
我国在70年代末，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国民经济整体尚未濒临崩溃边缘。在文革后期经济就出现迅速恢复（1977年的增长率为7.8％，1978年的增长率则达到12.3％）。尽管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百出，但相比于文革期间高度强调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而置经济发展与不顾的状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此外，严格来讲，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在我国从不曾像在前苏联那样得到贯彻和执行。从1953年到1980年，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当时被称为计划经济时期。但是实际上，这五个五年计划中，有四个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形成正式版本公开颁布；唯一形成正式版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制定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在实施了两年多以后才形成正式文件颁布的。[2]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尚未结束就被“大跃进”打断；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经济刚刚复苏恢复元气，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因此，从建国到改革前，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问题不少，但是由于间歇的政治运动，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将经济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非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多数人相信只要停止政治运动，经济发展仍然是个可预期的结果。另外，由于我国传统计划体制本身具有的公平和福利特征，以及在保证广大劳动者权益方面的改善，使很多群众对传统体制和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保持了极大的信心。这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没有面临较大的政治改革压力，这利于后来在坚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改革的愿望得以实现。除了以上客观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外，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我国的内部文化因素也是导致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基于以上现实，我国的改革在初期基本采取了针对计划体制弊端进行修正的方式来推进改革。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的改革在最初并没有体现明显的市场化取向，而是在体制内部进行修补和试错性的摸索。但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是，改革的结果最终是出乎意料的：即最初人们没有试图放弃计划体制，但改革的推进过程最终导致市场化取向日益明显，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体制而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探索。改革过程最终表现出的市场化取向，以及对计划经济的放弃和否定，特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制度分析的观点看来，尽管改革初期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但是在既有的可选择的制度中引入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实质上不单在微观主体之间设立了竞争，同时在制度之间也设置了竞争。前苏联的转轨改革则不同，在改革初期他们就试图通过移植西方的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来完全替代原有的计划体制。这在后期导致了正式制度与其他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斥和不适应。我国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存，客观上形成了两种体制之间的有效竞争和渐进替代，从而越过了“转轨危机”的陷阱，这也是我国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
1.4.2告别计划，路在何方？我国的转轨改革，基本是在90年代后才被纳入主流的转轨研究范围，此前的研究则多半是对国内经济的探索。与渐进过程相适应，我国在改革目标上也是不断调整，逐渐清晰的。尽管最初的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改革。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放弃计划体制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放弃计划后社会主义经济按照何种道路发展，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问题。与东欧人明确表示要“回到欧洲去”的态度不同，与俄国人表示要通过私有化的改造，尽快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目标不同，我国在改革目标的设定上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1979年至今的改革过程，实际上表现为计划经济逐渐消亡和市场经济逐渐建立的过程。具体而言，改革过程中我国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演进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坚持计划体制，有条件地回复和利用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2）坚持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3）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4）认为计划和市场可以实现结合，各司其职；（5）明确确立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时期的目标演进参见表1－6）。
表1－6：我国政府改革目标的调整和确立
资料来源：历年来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公报。转引自：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考察我国改革目标演进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过程表现为计划经济逐渐退出和市场经济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经济运行反映的是权力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在计划体制下，运用价值规律本身就在于通过价值规律来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改善计划决策的准确度和科学化程度；“以计划经济为主”就是权力主导经济运行，但辅以市场调节，旨在计划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通过市场配置来实现经济效率，但后者处于从属地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权力运行与市场运行相结合，该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双轨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范围进一步扩大，迫使计划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收缩；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则是一个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过程。[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转轨的前一阶段（1992年以前），在转轨目标和转轨方向上都不明确，甚至出现过一些由于“左倾”思潮影响，而出现过向计划的逆转，但总体观察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却十分稳定。因此，可以肯定，尽管在踏上改革征途的起点，中国政府和所有人都不知道放弃了计划体制，这一经济将走向何处，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最终说明，这一过程是伴随政府分权、放松管制和放松计划控制的市场自发生长的过程。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 董志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特点（1953－1980），来源：http://www.cass.net.cn/jingjisuo/yjy/dongzhk/jhjj.htm
[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