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本文从中国人口因素出发，阐述了人口压力是导致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人口压力导致人地矛盾、人资矛盾，劳动力与稀缺生产要素交换价值低下，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差距明显；加之行政力量的干预，土地、资本稀缺性人为扭曲，马氏人口定律正在隐隐的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加强教育投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通过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现实已经和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i]的社会主义本质精神相违背。我们的目标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帕累托改进[ii]，但当“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改进机制不能自动实施时，我们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大棋局》一书中涉及东亚问题时，就预言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平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如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摆在中国十六大新领导集体面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今年的全国“两会”关于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讨论不绝于耳，“和谐社会”主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贫富差距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内学者在研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时，往往着眼于经济体制的原因，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是我国众多的人口与稀缺的土地、资本相矛盾的直接后果。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人口问题。谈及人口问题，我们不得不涉及“老马”的观点。马尔萨斯在其著名的《人口论》中所阐述的成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和成数量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之间的矛盾，一直成为人口问题的核心。我国老一辈的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建国初期就建议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考虑中国的人口问题。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口就已经达到4.5亿，后经过国家生育政策的鼓励，我国现在已经达到13亿人口[iii]，成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式市场经济巨大发展的背后，马氏人口定律正在隐隐的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社会问题从根源上是人口问题。首先，让我们关注人口问题在区域内收入分配不公的体现。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换的价格比率取决于一种要素与另一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之比，而决定边际替代率决定因素是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程度。随着我国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发展成为按生产要素（社会资源）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依据的三大传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的相对价值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中国社会的人口众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过渡竞争，劳动力的边际收益日渐递减，土地、资本早已成为生产要素稀缺品，劳动力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交换价格早已处于低位，并有继续走低的迹象。从陕西铜川陈家山[iv]矿难遇难职工家属所获国家法定赔偿金的数额，到进城务工的人员的低工资，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压力急增和薪金水平的普遍下降，便可清晰的了解目前我国劳动力价值的近况。人口众多是造成我国少数按土地、资本分配的富人层和广大按劳分配的工薪层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手段还很不完善，行政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还相当严重，土地、资本这些本来稀缺的要素在行政权力的影响下，稀缺性人为的得到进一步加强，要素之间的交换价格进一步扭曲，分配差距愈发明显。我国特有的价格“双轨制”，80年代初的耐用消费品价格双轨（凭票供应），80年代末的生产原材料的“官导”，90年代初的大规模土地开发，90年代末的上市指标审批，无不体现了行政权力的介入，传统国有土地出让方式问题在经历了十年的平稳后，2004年在各级政府大兴土木，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下，导致中国房地产投资过快[v]，土地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商业银行违规信贷所导致的江苏“铁本”案件[vi]，背后也隐隐约约的体现着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其次，人口问题造成的区域间收入分配不公明显。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前便是人口稠密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区域优势和相对完善的公共设施，加之我国1994税制改革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现行的行政领导考核标准和中央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招商引资工作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大量的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被吸引到东部地区，使得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内陆地区，收入分配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虽然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但是由于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值相对其他地区体现出明显优势，劳动力更加向这些地区集中，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针对我国人口过剩的现状，关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笔者认为：
一、应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国策，抑制我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减少就业压力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国的众多的人口，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需求市场，从日常的生活日用品，到重要得生产原料，钢材、水泥、石油，我国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市场价格的重要力量，2004年国际市场钢材、铜价格的走强，很大程度是我国需求的拉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例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的推行等，都由于受益人口众多，动用的国家财政资金过大而无法解决。社会失业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就业满意度也明显下降。改善贫富差距，应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不遗余力的坚持下去。二、加强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价值人口众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的廉价，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就业前景越发的不乐观，近年来广泛出现考研热，不仅应届毕业生热衷考研，许多已经工作多年的社会人员也选择返回学校继续深造很典型的反映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同时，由于我国职工在职培训体制不完善，许多职工无法受到在职培训，导致的初级技工的竞争过度和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这些社会现象都说明，缩小分配收入差距，提升劳动力价值，加强我国大学的建设投入，加强教育体系的多元化建设是必由之路。 三、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继续推进信贷、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二十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已形成，价格机制已成为调节两大市场供求的基础性力量，但我国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依然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信贷垄断，国有土地转让的审批制度，政府的行政权力还在左右着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还无法发挥作用，缩小两极分化，应使生产要素的定价逐步摆脱行政力量的干预，利用市场矫正要素交换价格的扭曲，使交换价格体现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规律，使的按要素分配的人群不再享受高额的行政垄断利润。四、加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政“转移支付”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我国成长最为迅速的税种[vii]，成为我国的重要的税收收入之一，但它并未起到相应的税收调节作用，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不完善，现金交易的普遍存在，使得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划了等号，工薪阶层成为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而对富人阶层无力征税，这使得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再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跑部钱进”现象的存在[1]，使得中央政府运用财政手段调整收入区域差距增大的政策有效性也大打折扣。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