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历史上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可分为军事动力型和经济动力型两大类。宋朝西北的经济开发与前代一样，不论农牧业还是商业，都是以军需供应为目标的军事动力型开发。本文论述了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这一类型特点，并指出其内涵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宋朝；西北；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5)01-0001-07
宋朝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始终陷于民族分裂的阴影。就西北地区而言，宋王朝所统治的只是一小块，大部分地区都在西夏、吐蕃、西州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等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宋朝政府为了维持边界安全，抵御来自党项、吐蕃等族的入掠，进而开疆拓地，扩大统治地盘，因而十分重视这里的经济开发。
西北的经济开发自两汉以来就高潮迭起，但其与内地开发的背景相悖：西北边境越是纷扰，战事频繁，中原政府就越重视这里的经济开发；而当战火平息，边境安静下来以后，政府组织的开发亦随之停歇，决不会有新的举措，甚至连已经兴建的水利设施，开熟的土地也往往弃荒而不惜。宋时西北的战争连绵不断，因而宋朝政府组织的经济开发活动也十分活跃。如把这一时期宋朝对西北经济开发的关注点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粮”和“马”。下面分述宋人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举措。
一、围绕军粮供应而组织的私有制农业开发
北宋在西北的大规模边防活动是从仁宗时开始的。当时宋朝有125万多禁军，为防御西夏的人掠，常年驻扎在宋、夏边界的禁军就有20—30多万。除此之外，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如何解决这些军队的口粮，是困扰宋朝政治家、军事家的一大难题。宋朝政府曾经通过“入中”、挽输等办法，从内地调运来大量粮食和马料，但满足不了需要。最后，克服这一困难的思路便回到就地解决的历史老路上来了。围绕军需供应，宋朝对西北的官营和私营农业开发都抓得很紧，私营农业包括地主农业、小自耕农农业和弓箭手农业几种形式，宋朝政府的政策是：
(一)扶植地主所有制农业。在今天西北这块土地上，宋时各族总人口不超过910万，其中宋统区至少有540万，①超过了汉唐时期的人口。宋朝政府利用这一相对优势，在它统治的陕西五路一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及熙河路，极力扶植和保护以地主所有制为主的私有制农业，其核心措施是安置和保护人口。“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封建朝廷的劝农诏令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可见它是将足食、保民作为治边、治国和进一步开发农业的根本来抓。宋朝贵族官僚地主、商贾高利贷地主和豪强地主的田地，除了祖业，还大量兼并小农田地，强夺和包占国有地以扩大私田占有量。在两税制度下，土地不论在谁手中都要交税，都不会影响政府的收入，所以宋自开国以来就“不抑兼并”，即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等于纵容官僚地主扩张耕地。私家地主所有制是宋代土地制度的主体。它要求国家政权的保护，但在经济利益上又与国家相矛盾。私人地主既想更多地摆脱对国家的赋役负担，又想与国家政权争夺农民的剩余劳动和地租，而国家政权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和社会整体利益，也需要直接掌握一部分田地，从而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公与私、部分与整体的矛盾斗争。同时，作为封建赋役主要承担者的小自耕农，也要求国家政权的保护。这样，国家对私人地主的经济政策，就是一方面不抑兼并，放开土地买卖，确保其合法的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检括逃田、户绝田及远年荒地，没收犯罪官僚地主的田地，收献、收买甚至强夺等手段，回收其一部分土地和经济利益，抑制他们非法兼并小农包括边境少数民族的耕地，保持国家、私人地主和小农经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地主私有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二)保护小农农业。宋朝的小农指占地数亩、数十亩不上百亩的乡村四五等户，它是封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小农经济状况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风标，因此倍受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们的关注。宋代西北小农经济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官户、形势户和商人地主的兼并；各级官府、官吏的刻剥及连年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它影响到国家的税收和军需供应，因而封建政府和政治家们都主张保护小农经济。他们提出的主张和措施：一是抑制非法掠夺，防止农民失业、社会动乱、政府税收无着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发生。大中祥符九年(1016)四月，知永兴军寇准上奏陕西的情况说：“所部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人田产”，②呼吁政府予以制止。当时类此章奏很多。然而事实是，尽管封建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一再要求保护小农经济，但在“不抑兼并”的政策大背景下，政府中的当权者本身即“兼并之家也”，因而有识之士的呼吁归呼吁，各类地主的兼并仍兼并，宋朝社会带普遍性、根本性的土地兼并问题故态依然，未能得到缓解，这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
二是组织垦荒。象西北这样地广民稀的地区，只要有人力，就不愁无地可耕。问题是垦荒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兵荒马乱、战争不息的政治形势下，垦荒实是一件不易的事。建隆四年(963)八月，宋太祖对全国下垦荒令云：“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征，令佐能劝来者受赏。”③乾德四年(966)闰八月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令佐能招復逋逃，劝课栽植，岁减一选者加一阶。”④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颁《募民耕旷土詔》云：“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汙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復，宜申劝课之令，更示蠲復之恩，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⑤此类詔旨颁发了不少，有时还贷给牛具、籽种、口粮等。虽效果有限，但也并非一纸空文，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包括西北的荒田开垦，使不少无地的浮客、客户得到田地，转化为自耕农。真宗、仁宗时宋朝在西北组织4万多弓箭手，给田兴种，就是组织边界各族大规模垦荒，且耕且守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三是设立农师，传授农业技术。太平兴国七年(982)閏十二月，宋朝政府下令诸州县设立农师，传授技艺。“凡谷、麦、麻、豆，桑、枣果实，蔬菜之类，但堪济人，可以转教。”⑥并配合里正、村耆，组织开垦旷土，兴修水利。真宗时还引进“西天荜豆”等优良品种。这都反映了宋朝政府保护小农的思想倾向和做法。
四是减轻赋役和实行赈贷。乾德二年(964)二月，宋太祖令诸州长吏“视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勿俟报。”⑦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正月韶：“自今民诉水旱，勿择田之多少，悉与检视”。⑧宋仁宗(1023—1063在位)曾多次出内藏银绢赈济河北、陕西等地饥民，这些措施确实救活了不少的饥民。此外，宋朝的相当一部分力役主要由厢兵负担，“罕调丁男”。⑨厢兵虽也来自农民，但这一役法比无休止地直接向民众摊派较有利于民间生产。
(三)建立弓箭手田。弓箭手田是宋朝政府在陕西、河东、河北沿边地区组织各族壮丁耕垦荒闲田地，加强边防的一种构想和实践。早在后周广顺(951—953)初，周太祖郭威就在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县)建立过弓箭手组织。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发平凉潘原县(今平凉市东)民治城隍，立为保毅弓箭手，分戍镇寨。弓箭手给田的制度始于宋真宗时，景德二年(1005)九月，知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县)曹玮上疏提出：“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诏令：“人给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设堡戍，列部伍，补指挥使以下，校、长有功劳者，亦补军都指挥使，置巡检以统之。”⑩其后，鄜延、环庆、泾原等路都设置了弓箭手田。如庆历二年(1042)十月，泾原安抚使王尧臣请准在本路增置弓箭手田。⑾治平(1064—1067)初，知秦州李参讨平蕃酋叛乱，得良田500顷，以募弓箭手。⑿宋神宗时(1068—1085年在位)知渭州蔡挺用没官田8000顷，募弓箭手3000人，马500匹。又在镇戎军开地24顷，募弓箭手千人守之。⒀熙宁七年(1074)，带御器械王中正在熙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⒁同年，王韶建议在河州置蕃汉弓箭手，朝廷从之。⒂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在渭州括陇山闲田万顷，募弓箭手5000人，受到朝廷嘉奖。⒃宋徽宗时(1101—1125年在位)王恩知渭州，括隐地23 000顷，分弓箭手耕屯。⒄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泾原路沿边城寨、郭外居民尽系弓箭手之家，别无税地人户。⒅估计北宋治平(1064—1067)末到熙宁二年(1069)，陕西沿边各路有弓箭手46300余人，按人给身份地2顷，马口田0．5—1顷计，陕西诸路弓箭手田当有11万—13万顷，其中还不包括弓箭手隐占的田地。金朝统治秦陇地区后，弓箭手田制继续保留和推行。
西北弓箭手不仅在经济开发、变荒原为膏腴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生在边地，“便习弓马，勇于战斗，谙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⒆防边优于从内地调来的“正兵”。他们入耕出战，技艺精强，一万多人“可当正兵五七万”。⒇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时任地方官的
苏轼对弓箭手在西北防务中的作用有一段评论，他说：“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21]庆历年间宋夏议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范仲淹等人的整顿防务，重用弓箭手，对于遏制夏兵人掠，促成宋、夏和议的签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于此可见宋朝及后来金朝统治者建立弓箭手田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