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分配正义理论的语用学转向 分配正义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在他那里，分配并不是指经济过程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与政治相关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正如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认为对财富的分配是国家最为本质的活动，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是非常古典化的，使他受到来自哈耶克、诺齐克等人的强烈质疑。 终其一生，罗尔斯始终坚持这种古典化的提问方式。但是，得益于其他学者的批评，也许最重要的是得益于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他逐步明确了（也可以说是更加清晰地表述了）这一古典问题的现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它实际上是有些陌生的。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哲学并不直接为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提供指南，政治哲学所针对的是人们的信念系统，即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立宪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合理地坚持一种社会正义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公共政治讨论--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最终途径--的基石。政治哲学对"正义"的理解是语用学的而不是语义学的，它的问题不是"何谓（分配）正义？"而是"（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由"独白"走向"对话"的时代，它实际上比"何谓正义"更加切中民主政治的本质。贯穿于罗尔斯一生学术研究之中的是关于现代民主国家之命运的一种哲学观念：只有大多数政治上积极的人们都相信政治正义是有可能实现的，并且在公共政治讨论中以正义的理由来彼此说服对方，政治正义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罗尔斯的毕生追求，是证明这种信念是合理的。"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一种合乎理性的正义的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当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本性，然而却使之可以理解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观念，依其行动，并且受其驱动而支持按照这种正义观念的理想与原则指导的社会。《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力图勾画出适合民主政体的那些更为合理的正义观念，并推荐一种可能是最为合理的正义观念。"（《政治自由主义》，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平装本导论"。） 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 "分配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意味着对分配作纯粹程序正义的理解。所谓纯粹程序正义，是指并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当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判断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符合该标准的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总是正当的。将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运用于分配正义问题，是指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是正义的，但是我们假设存在着一种完全正义的分配结果，并由此分析它是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产生的。 罗尔斯认为，这种前提条件在于整个社会合作体系的公平性。分配问题"不可能离开作为分配原因的体系"，即个体（个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社团甚至政府）之间为促进彼此的利益（good，指广义上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合作体系。参加分配的人都是社会合作体系的参与者，被分配的产品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因此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份额有着不同的优先要求和资格。分配过程本质上是由市场调节的，社会合作的参与者以契约的方式形成一定的合作关系，通过一定的合作条件来决定彼此之间所分担的权利和职责，以及如何根据各自的权利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来决定合作收益的分配。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判断自己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的特定资格都能够实现。 但是，并不是任何类型的合作条件都是公平的，必须有一种公开的规则系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条件成为公平的。从应用的角度看，这些规则最终应当是非常具体而且分门别类的，但是罗尔斯并不想设计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而是讨论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应当服从的基本原则。而且，罗尔斯区分了两类规则。一类是直接运用于个体，直接规范他们的交易和契约行为的规则，例如包含在契约法范畴中的那些规则。另一类规则不是直接用来规范个体行为，而是用来调节个体之间的交易和契约行为所发生的背景条件的规则。罗尔斯所关心的主要是后者，而且是后一类规则作为一个整体所应当服从的原则。他把后一类规则统称为"社会基本结构"，它在纯粹程序正义中的作用是保证"背景正义"（background justice），只有存在着必要的背景正义，纯粹程序正义才是充分的。 正义的分配是这样实现的：构成社会基本结构的那些规则在正义原则的指导下持续地调节人们的交易和契约行为所发生的背景条件，直接运用于个体的规则规范这些行为本身。在两种规则系统的作用下，个体之间达成各种类型的合作条件，根据这些合作条件进行合作并最终取得他们有资格获得的分配份额。只要两种规则系统恰当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社会合作体系所产生的任何分配结果就都是正义的。
为什么要通过基本结构来保证背景正义？这是因为，个人之间的交易和契约总是在一定背景条件下进行的，这些背景条件比他们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更能决定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或者说决定合作条件的公平性。社会历史的自然趋势是，既存的不平等会导致将来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既存的不平等是社会、历史和自然趋势积累的产物，分配正义理论并不说它是正义或不正义的，而只把它看作是客观的背景条件。另一种是"生活前景的不平等"，即由既存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前景的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与个体的努力程度关联度很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不平等。这种由于背景条件而导致的生活前景的不平等，是分配正义所不能容许的。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并不是关于分配结果的原则，但是它要求社会约束每一阶段的分配结果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 基本结构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提供背景正义？罗尔斯的回答是：它必须是所有参与社会合作的成员一致同意的，而且必须是在排除所有背景条件之影响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共识。以"无知之幕"为特征的原初状态--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可能利用物质、智力或信息的优势通过特定的社会建制安排为自己捞好处--正是为了以理论的方式拟制社会成员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原初状态必须忽略社会世界的偶然因素、不受其影响的理由在于，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就政治正义原则达成的公平契约必须剔除交易优势（bargaining advantages）--在任何社会的背景制度中，这些交易优势都会从累积性的社会、历史和自然趋势中产生出来。"（《政治自由主义》，英文版，23页。）无知之幕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使我们从历史的偶然性中超脱出来，用一种合乎我们的道德本性的观点来审视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罗尔斯认为，通过原初状态所拟制的观点，会得出他称为"差别原则"的正义原则，它要求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应当适合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同时必须依附于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