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胡鞍钢领导的国情研究小组发布《中国3G世纪报告》,激起千层浪。阚凯力教授马上跳出加以反驳,语气之激烈,毫不留情。随后,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学者、专家纷纷发言,有支持胡派的,比如通信世界社长项立刚,北邮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信息产业部陈金桥;也有支持阚派的,比如信产部王学庆。我也仔细研读了该报告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也浏览了有关阚凯力对该报告的批驳的新闻,在对双方观点有了大致了解之后,才觉得这场争论基本上就是一场保守派与革新派、管制派与竞争派之争、结构派与效率派之间的论争。一、保守VS革新胡属于革新派,而阚属于保守派。创新者的最大特征是敢于冒险,而保守派的最大特征是谨慎。这种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在他们对3G的看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胡主张尽快开放3G市场,越快越好。而阚则主张谨慎从事,等世界各国3G市场成熟再行开放。胡认为3g投入会带动GDP和劳动就业人数,而阚认为由于市场不成熟,一旦投入则会让上千亿的投资打水漂。显然,如果用半瓶水来做比方的话,胡看到的是有半瓶水,而阚看到的则是半个空瓶子。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这两个人的看法存在差异。这两派之间的学术论争本来没有什么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立场与不同利益群体的立场交相辉映,这也就使得这场争论复杂化,激烈化。创新代表的是新生势力,而保守代表的是在位既得利益者。如此一来,胡根据管制经济学的原理,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可能被“俘获”的观点后,保守势力自然就无法平静下来了。我个人倾向于革新。因为现在技术进步日趋迅速,唯有不断迅速跟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消费者也能获得更多的剩余。市场机会往往就是稍瞬即逝的。借口技术、市场的不成熟而耽搁市场良机,将得不偿失。二、管制VS竞争关于垄断与竞争,一直存有争议。垄断有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之分。行政垄断有损市场运营效率,而自然垄断虽然情有可原,却也必须厘清其边界。就电信、电力、铁路等被认为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经验来看,网络与业务的分离是强化竞争性,提高运营效率的可行方案。为了避免重复建设,网络是自然垄断性质;而业务,则应该是竞争性质。如此一来,国家对行业的管理主要是采用法律手段,去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各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鞍钢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张政府“从目前过度干预的‘越位’状态退出来,转向那些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的公共服务领域,诸如农村电信普遍服务,消除“数字鸿沟”,规范市场,监管市场,服务市场,确保消费者享有优质价廉的通讯服务。政府的信息主管部门要尽快从产业职能向监管职能、从经济职能向公共服务职能转变。”这段话,简单的说,就是要让政府监管部门成为一个产业的“外圈人”,不能在产业内部形成利益纠葛。同样是出于将监管机构定位于“外圈人”的角色,胡鞍钢认为,在标准的选择上应该“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反对者认为3G应该是民族产业振兴的机遇,而不能倡导技术中立。技术中立会损害民族产业的利益。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论调造成的结果往往可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当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不同样存在这样的论调?现在看来,中国的民族产业不是衰退了,而是经过市场洗礼后更为强大了。一些行业的民族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将外国品牌挤出,而且走出国门。有时候,衡量民族利益必须把眼光放长远,而不能意气用事。简言之,“胡阚之争”在政府与市场的层面来看,主要集中在对监管机构的定位理解存在偏差。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站在胡的一边。三、结构VS效率产业组织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哈佛学派,该学派提出SCP理论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效率,因此产业政策制定的基点应是市场结构,即强化政府的管制和市场秩序的维持。而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自由竞争学者则强调市场效率优先于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的基点应是市场效率,一切以效率为中心。判断垄断的根据也以是否有效率来作为标准。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认为,只要这个市场是可竞争性的,那么这个市场就是有效率的。这样的产业政策理论也正是目前美国对待微软这样的巨型公司的态度。显然,阚比较认同的是结构主义;而胡更倾向于效率主义。其所有论争到最后基本都可归结为这点。一方强调政府在整个产业成长过程中的宏观作用;另一方则强调市场的自然选择作用。四、关于论争结局

总体说来,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胡鞍钢的看法。但其在推理过程中,可能用的一些例证数据存在偏差(尤其是印度的案例),这也就给其他人留下了口实。现在,胡鞍钢也许正在拷问其博士生、博士后们的学术道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现在学术界的浮躁。数据援引的错误导致作为项目组长的胡处于被动状态。原本的一番好棋就这样被搅局。至于阚以及其他人的反对意见,我看除了抓住印度这个引证错误来做文章有点力度外,其他基本上属于情绪发泄,没有什么逻辑。单单说印度这个例子的话,胡在整个报告中把这个例子去掉,也不影响其论证的过程。如果要谈及3G发放以及政府监管的政策走向,我想胡鞍钢的看法更易受到目前监管层的重视。信产部现任部长王旭东以前的工作基本与信产部无关,这种经历决定了其以一个外部人的眼光来看待电信行业,也使得其不会受到太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相信,其温和稳重的作风,多年地方政府工作的经验,超越电信内部诸多利益关系的角色,使得其更加强调法律手段,也更加明确自己的“监管”角色,更可能采取革新的态度,追求市场竞争效率。从这个方面来判断的话,王部长也许更倾向于胡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