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或许能在大陆找到第二个春天。这多少验证了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所说的，大陆到底是台湾出版界最大的市场。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活动下午3点开始，可是下午2点的时候读者已经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我的语谈者沈志华教授说，如果不是因为学生放暑假，人估计还会更多。”台湾学者刘维开今年在大陆出版《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与蒋永敬合作）两本，在北京和上海做了两场面向大众的读书会，嘉宾分别是华东师大的沈志华和杨奎松两位知名学者。 场场爆满，令第一次做公开读书活动的台湾学者震惊不已，“我想是不是因为语谈者的缘故，我知道沈志华教授和杨奎松教授，在大陆都是大众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学者。” 但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台湾民国史空降大陆 已经蔓延到大众领域的大陆“民国热”，在近几年来“高烧不退”，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迹象。关于民国的史料不断被发掘，上至政治军事，下至市井生活，“民国热”已然形成气象，甚至成为一门显学。而台湾的民国史引进大陆，为这股“民国热”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在“重述”民国史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似乎带着先天的优势。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台湾学者写民国史，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会比我们大陆的更好。”中华大百科出版社的宣传负责人曾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评述，不过根据他对销售方面的观察，实际还是依具体作者而定，“但台湾学者的书，的确更有卖点，也更受到关注。” 近期颇受关注的台湾民国史到大陆，莫过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系列的引进，其规模之大，引起了学术界、出版界的震动。曾有出版界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若要说台湾学者民国史研究引入大陆，最为重头的莫过于北京的两家出版社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签署的这份“口述历史”版权合同。该系列的“口述历史”，有不少是在2013年出版，并且还将继续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所做的口述历史，因部分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禁忌与敏感评价，在1980年之前仅仅局限于内部参考，并未公开。1980年后，经受访者或家属同意，并通过审查后，逐年出版。1982年，第一本口述历史书《鸿勋先生访问纪录》出版后，军事、政治、党务、外交、教育等多方面共计93种，102册“口述历史”也陆续出版。 上述人士所说的“北京两家出版社”，分别为中华大百科出版社（以下简称“大百科社” ）和九州出版社。早在2007年，大百科社便与台湾“中研院”签署版权协议，在大陆出版“口述历史”系列。据大百科社工作人员曾辉介绍，现在从台湾引进的民国史被大百科社列入“百科史学”栏目，已经成为该社的品牌产品。而“百科史学”栏目主要针对的就是民国史，下设口述历史、史学民主、回忆录和传记四类，整体数量有近百种。 另外是国台办下属的九州出版社，据总编辑张海涛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是在“看到了大百科社出版的口述历史后，觉得非常好，于是在2011年决定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购买版权”。 “中国的近代史，不能只是大陆学者的历史研究，台湾方面做的工作对于完整再现近代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我们到了台湾‘中研院’看了这批口述历史书后，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我们跟台湾‘中研院’又签了版权，因为大百科那边出了一部分，但还有剩下的一部分。目前，我们出版口述史的数量已经比大百科多，有30多种。” 张海涛说。 此外，张海涛也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九州出版社已经开始注意台湾国史馆。“国史馆里有一套《中华民国专题史》，做得非常好。那一套东西是大陆缺的，我们也跟那边谈过版权，但是一直不顺利。我们大陆大家比较承认的民国史专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其他文化史、教育史、财经史等都是我们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在这些方面的拓展，注意台湾方面对这些的研究成果。” 从“险学”到“显学” “‘民国热’背后最大的力量是大陆人想要找到答案的情绪”、“民国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幻象，我们缺什么就在那个年代找什么”……有太多人试图解释“民国热”，但似乎没有人能将其背后的原因真正说清。但有一个既成的事实是：无论是针对整体的民国史，还是具体到历史人物如蒋介石，大陆的整体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学术界一种普遍的说法，改革开放30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比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17篇论文中有15篇研究蒋介石。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Jeremy Taylor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教授Grace Huang的文章曾对“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的变化”举过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陈伯达撰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代表着大陆民众和官方对蒋介石的定位。书中的蒋介石是镇压工人运动、剥削农民阶级、附庸美帝国主义、代表大商人和地主的反面人物。解放初的漫画家们也用夸张的笔墨描绘过蒋介石，其“艺术形象”与抗日宣传画上的日本兵极其相似。相反，蒋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很少被提及。 到了近年，大陆逐渐有了认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趋势。在献礼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更是爱国心切却“误入歧途”的男二号。许多历史新发现也表明蒋曾非常崇拜共产党发动群众的能力，极度痛恨帝国主义，并且希望通过革命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随着两岸关系的舒缓，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蒋介石与大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致性。 老一辈蒋介石研究专家、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杨树标对这种变化有过切身体会。据杨树标的回忆，申报蒋介石研讨会一度非常困难。 2002年，杨树标到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他表示，台湾愿意出钱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研讨会。回国后，杨树标就举办蒋介石研讨会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夏威夷回来后，我们以浙江省档案局档案学会的名义向上申报，一年后，我们与浙江省台办一起合作申报。”但是，两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认为打出蒋介石的名字太过明显，不予批准。” 但是到了2009年，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召开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竟很快获得同意批复，从申请到会议结束前后不到10个月，而通常国际会议的申报周期是一年左右。 历史之外的问题 拥有巨大市场需求、环境逐渐变化的大陆，似乎能让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找到第二个春天。但问题并非不存在。 学者刘维开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陆的记者来访问我，每一个人都会问：你这本书被删掉了多少。还有学者私底下也会问这个问题。”刘维开如今对于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了解，“其实我的《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并没有做删节。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删得比较多。我自己感觉是，这两本书或许比较特殊。我马上将要在大陆出版的另一本书，是我更早时期博士论文改写的书，改动更大，没有这两本顺利。” 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参加学术会议。“过去我们去参加学术会议，论文登在论文集里面，刊印的时候有一部分内容就被删掉了。有一次我们几位台湾学者到大陆开会，同行的学者中有一位文章中提及了1949年以前中共的一些事情，后来等到他翻开主办方印刷的论文，发现都是‘……’删节号。这位学者觉得好奇怪：好像我原来的文章里没有这些删节号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主办方怕麻烦，都删掉了。” 更多的问题还是出在目前难以求同的“尖锐问题”上。比如西安事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就提到过两岸之间的差异，“我们肯定张杨的义举推动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战，他们会认为是部下对上级的反叛，从军纪上是不被允许的，更别说导致了中共的坐大。”而在台湾学者那里，‘四一二政变’，“我们叫清党，你们叫政变。”
“那都是历史学之外的问题”台湾学者刘维开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现在对这种问题也已经非常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