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直呼“孙中山”“蒋中正”曾是罪状，“大救星”和“刽子手”都在被淡忘 台湾学者刘维开近期在大陆推出《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与蒋永敬合作）两本，引发不少关注。 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党史馆副主任的刘维开，是台湾民国史研究权威之一，以熟稔档案、精于史料考辨而著称。刘维开师承最早主持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一脉，他的导师蒋永敬和李云汉都是罗家伦的弟子。 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将逝世于1975年的蒋介石重新拉回大众视野已经不是第一次。蒋介石的遗孀宋美龄于2003年去世，2006年美国的胡佛研究院又公开蒋介石日记，都曾促使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有关蒋介石研究专著，以及中英文刊物。 而大陆近几年来持续不断的“蒋介石热”、“民国史热”，也引发了更多海峡对岸学者的作品引进大陆。人们在关心这股“蒋介石热”究竟收获了怎样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同样好奇：海峡对岸的台湾，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否也经过历史的变迁？与大陆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不同？ 1981年是分界点 “台湾的蒋介石研究，我们可以说1981年是一个分界点。”在台北家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专访的刘维开，开门见山地介绍起了他所专注的事业。 1981年以前，台湾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研究领域”。“人们能够看到的主要还是一些思想集、言论集，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在台湾曾长期悬而未决。一方面，过去的国民党认为自己终有返回大陆的一天，因此没必要梳理1949年至‘光复大陆’之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国民党严格控制着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将学者拒于千里之外。”2012年初发行的《当代亚洲研究》杂志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Jeremy Taylor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教授Grace Huang，曾对这一时期做过这样的判断。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气氛在蒋经国上台以后逐渐宽松。1981年，为了应对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发起了《中华民国建国史》的项目。学者蒋永敬撰写第三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据媒体后来的报道，蒋永敬那时的感觉是“学术性谈不上，把历史事实写出来就行了”。 不过，在刘维开看来，于1976年起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的秦孝仪，利用“蒋总统档案”所编著的史料集，如《中华民国史料初编》七编（26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似乎更有意义。 1979年，著名的“大溪档案”从大溪迁至阳明书屋。“大溪档案”收藏了蒋介石1921年初至1949年间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笔记等，这些档案涉及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井冈山四次围剿、西安事变以及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部争斗等情况，其内容之丰富、机密性之高可以想见。“大溪档案”早期保管严密，专家学者无缘研究参观，1981年后，远道慕名的学者也可以走马观花一番了。 当然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研究”不是没有“禁忌”。解严之前的国民党对历史没有“官方定调”，只是“决不能伤害领袖”：史学家写书称呼孙中山只能是“国父”，称呼蒋介石只能是“蒋公”。据学者张玉法的回忆，1977年，他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史》里直呼“孙中山”和“蒋中正”，就成了两条罪状。 民国史研究的“无禁区”时代或许是在李登辉上台后开始。1987年，台湾“解严”；次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他认为1949年前的历史跟他没关系，只要不伤害台湾人，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而1986年“蒋中正诞辰100周年”、1994年“国民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契机，促成了更多档案对外开放。 丰富的史料，自由的环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一度成了“显学”。 “蒋中正产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蒋介石热”的，当属2006 年美国胡佛研究院公开蒋介石日记。 2004年12月，蒋介石的孙媳妇蒋方智怡把63册《蒋介石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胡佛研究院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担负起整理和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任务。 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发现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霉烂、损毁，即投入力量保护、整修。他们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璇和秦孝仪的高足潘邦正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也陆续开放。其中，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西方最新的研究著作是哈佛大学学者杰伊·泰勒的《蒋介石和现代中国的奋斗》，全书引用了420则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则是最早、也是最长时间逗留胡佛研究院潜心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在台湾方面，最早完整阅读“日记”的学者便是刘维开。 “蒋介石的日记持续时间长，近60年，内容丰富，经过长时期阅读与解读，可以了解蒋介石生活化的一面。”刘维开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将学界引向“私领域”的蒋介石研究，“不过，从我个人角度看胡佛研究所解密的蒋中正日记，相比较大陆、海外，对于台湾近代史研究学者的影响倒没有那么大。” 原因是台湾早年所拥有的公开档案、史料集，如蒋介石曾亲自审定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等，抄录有大量的蒋介石日记内容。“所以台湾学者对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多少已经有一些了解。不过这些档案里当然不会有蒋介石骂人的话，或者到某地游览的感受，所以日记的开放，能够让我们看到蒋更普通人的一面。” “现在大陆人研究蒋介石，首先就会被问有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如果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哪里敢说自己研究蒋介石？而在台湾，首先会被问是否看过《事略稿本》，没有看过《事略稿本》，不能被认为是研究蒋介石。”刘维开说，阅读《事略稿本》如今依然是台湾“蒋介石研究”的主流。 不过，蒋介石日记引发的“蒋介石热”，的确一度在台湾学术界以外，引起了“蒋介石产业”的兴起。根据Jeremy Taylor与Grace Huang的文章，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台湾再版了许多有关蒋介石的过时著作，甚至有商家发行了以蒋介石为模型的玩偶。 “蒋介石热”还有其政治用途。在2010年举办的一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致开场词的马英九强调了蒋介石如何在1950年开放了花莲县的选举，从而为后来的台湾民主开了先河。马英九的致辞表明，蒋介石既以他的那颗中国心得到了大陆的同情，又被国民党领导层奉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引路人。 “去蒋化”的后果 但一切都不能掩盖，进入21世纪，“蒋介石研究”、“民国史研究”在民进党上台后日渐式微的趋势。 事实上，早在李登辉上台后，“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的理念，也带来了对国民党党史的“不重视”。那时，国民党党史会的预算大幅缩减，并由鼎盛期的100多人开始简编。在国民党党史会的官方网站上，党史会大事记只写到1995年。 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的“本土意识”开始勃发。党史会干脆变成了“党史馆”，编制也“瘦身”到如今的一个馆长加一个秘书。在此之前，党史会是国民党史料保管与党史研究的官方机构，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领头大哥”：和国史馆联合成立民国史研究中心，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文献公开也由它牵头。 牵涉与“国民党党史”的“民国史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问题。学者想要申请民国史研究项目的资金，必须通过“立法院”的支持，经受民进党的核查，要想研究民国史只能去“国民党系”的基金会。 最能体现“民国史”在台湾的窘迫地位的，或许还要算辛亥百年时期。台湾学者黄克武曾悄悄建议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要不要办点纪念活动？”邵铭煌的回答直截了当：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 官方没有动作，学界也懒得牵头。眼见要到辛亥百年纪念日，在台湾却看不到几个学术讨论会。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马英九紧急开会召见学界人士，认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2011年10月3日，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学术研讨会总算召开。“才来了18篇论文，中间还有2/3是大陆和海外学者的。没看到一篇好论文。”时年85岁的“民国老人”张朋园教授曾作这样的评价。 年轻一代学者纷纷离开民国史，与此相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渐渐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潮流。在刘维开看来，这样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他将这种“理解”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可获取难易上。 “研究台湾史，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在台湾。而现在研究民国史，看档案必须要到上海档案馆、重庆档案馆……或者到美国去，在台湾不一定全部看得到。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学生来说，看档案就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事情，需要花费的经费也会相应增加。”刘维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