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关 鉴一个动荡年代选择了格林斯潘作为时代的印记，而缔造这个时代的元素仍在继续发酵，将格林斯潘看作是未来世界的预言者不如看成是一个镜像，他的因势利导或者无意为之都将成为格林斯潘遗产继承者的解剖标本。格林斯潘或许是“美国世纪”的最后一位标志性人物。正因此，当他出版自传《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人们对这本书的热情，远远超越了对一个经济政策决策者的好奇。格林斯潘的故事就像20世纪的诸多美国巨人所经历的，可以被总结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创造历史的历程。经济总统：一个时代的缔造者aihuau.com这是一个曼哈顿来的喜欢音乐的孩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征服华尔街的故事，更是一个掌管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人，超越了执政党的轮替、战胜了金融危机、击败通胀并最终缔造繁荣的故事。这样的传奇似乎应该发生在摩根与洛克菲勒的时代，但格林斯潘生活在现实中。这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故事的发生，也有机会看到它的落幕。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里，格林斯潘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扮演着美国“经济总统”和全球资本市场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他历经四任美国总统——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长达18年，仅这个时间就已经创下纪录：备受尊敬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此位置上做了8年，而其前任，威廉· 米勒，只做了17个月。作为保守主义者，格林斯潘由共和党总统提名担任美联储主席，却恪守美联储的独立性，拒绝迎合其经济政策，而与一名民主党总统保持了最佳合作。他曾面对1987年的股市黑色星期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基金危机和2001年恐怖袭击后的信心危机，通过果断行动和灵活的货币政策，他避免了危机演化成美国的经济灾难。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3%，创造了战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通货膨胀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3%以下。最后不应该忘记的是，就在这十几年中，发生了冷战结束、全球化、新技术革命这些至少将影响今后几个世纪的变化，人们还不能理解这些变化的所有意义，而在这个历史性变革的关口，格林斯潘保持了美国经济的稳定。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总统和所有关心经济的人们，希望他永远活下去：《Fortune》杂志在预测“克隆技术”的进步时，把克隆羊当作第一步，克隆小甜甜布兰妮当作第二步，把复制格林斯潘当作最终的成就。另一个笑话是，有媒体预测美国未来十届的总统姓氏为：克林顿、布什、布什、克林顿、克林顿、布什……他们所做的惟一工作，是让格林斯潘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但是，在位于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新办公室里，这位前美联储主席向人表示，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时期，要比我在任时困难许多”。昔日的经济舵手开始尝试扮演预言家和智者的角色。人们普遍认为格林斯潘的高明之处之一就在于用模棱两可的“美联储式”语言左右市场，而现在格林斯潘直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的通缩作用将很快开始衰退，现在不得不关注通胀的苏醒。某种意义上，格林斯潘将新书变成他和自己的崇拜者、批评者进行战斗的舞台，变成了相互间的攫取，格林斯潘用话语权定义他和他的时代，而旁人通过对格林斯潘智慧的解构，来思考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可能采取的应对方略。背判自我：自由经济的推崇者必须记住，格林斯潘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数具有复杂行为逻辑的人物，一方面，他看起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在重大决策关头不止一次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但同时，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漫长岁月里，尽管期间经历政党更迭以及冷战结束、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重大变化，却始终保持了美联储政策的一贯性。在《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的扉页上，格林斯潘把新书献给了他的精神导师艾茵·兰德，格林斯潘或许以此表示，他仍旧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坚定信徒。1952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格林斯潘正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而懊恼，但对这位将来要掌舵美国经济的人而言，这次婚姻的副产品显然更有意义，在前妻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流亡小说家兰德。兰德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她认为人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在此之前，格林斯潘已经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奉者，但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停留在自由市场可以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层次。认识兰德之后，格林斯潘“不仅认为自由市场是符合效率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格林斯潘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由此发展到了极端，他不但反对政府任何形式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反对大多数自由市场拥护者也赞同的反垄断法，因为格林斯潘认为垄断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产物。他也反对政府推行的福利制度，宣称这只是政府没收社会成员财富的途径。而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态度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根本分歧之一，格林斯潘得到了时任共和党总统里根的信任，1987年8月，里根提名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没有投桃报李，这位新任主席一开始就作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姿态。上任仅24天，格林斯潘将联邦利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以此抑制由财政和贸易赤字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但加息带来的经济减速和失业上升却令提名他的共和党政府丢失选票。但三个月以后，当格林斯潘面临美联储主席任内第一次重大考验时，他的做法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1987年10月19日，五年来一直处于牛市，持续上涨的道琼斯指数狂泻508点，美国股票市场市值的四分之一，超过5000亿美元化为乌有，看上去完全是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的重演。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格林斯潘必须作出决定。当天晚上，格林斯潘只睡了5个小时，在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前40分钟，他发表了简短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本着它作为这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会对所有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Business week评价格林斯潘向市场打开了货币的水龙头，处在危急关头的金融机构得到了拯救。格林斯潘背叛了自己同时又成就了自己，从这天开始，他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一言九鼎，成为这个全球经济中心的“经济总统”。在此后的18年里，这一直是格林斯潘的行动逻辑，每当市场波动危及美国经济的整体稳定，他都果断地充当那只“看得见的手”，主动扮演市场拯救者的角色。抑制通胀：美国经济的拯救者关于格林斯潘的神话中，最著名的是他用灵活的利率政策，创造了美国战后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而其政策的核心在于像警惕魔鬼一样警惕通货膨胀出现的预兆。担任美联储主席前，格林斯潘没有重大学术成就，甚至不曾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他的政策是对恩师亚瑟·伯恩斯经济理论的实践。伯恩斯是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最主要的理论家，认为经济发展是扩张和收缩周期的交替，如同一条河流，既有湍急的险滩，也有平静的河面，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就类似领航员，需要提前识别出危险信号，在船只陷入危险前预先采取措施。这就是格林斯潘经济决策的基础，在出现经济过热苗头时轻踩刹车，而在出现衰退迹象时放松油门，烫平经济周期，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最大限度地延长经济增长的时间。而前提是掌握大量的经济数据，能从最小的细节观测经济领域的变化，格林斯潘做到了这点。他的朋友形容“格林斯潘知道1964年出厂的雪佛莱轿车上用了多少个平头螺栓，他还知道拔掉其中三个将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格林斯潘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的油门和刹车主要是利率，他几乎将通过改变利率对经济进行微调发挥到了极致。1992-1995年，在美国经济一片向好的情形下，格林斯潘未雨绸缪，7次提高联邦利率，为经济适度降温。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格林斯潘又在10周内连续三次减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快的减息速度，稳定了经济。同样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内将利率从6.5%降至1.75%,刺激经济增长。那些悲观论者曾经认为恐怖袭击后，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将出现负增长，但当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5%。事实上，这是所有人闻所未闻的奇迹，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期间只被两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打断，从1987年到1998年更是创造了90多个月的战后经济连续增长的纪录，更重要的是，尽管失业率已经低至5.5%，通货膨胀依然被控制在3%以下，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不可能两全的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竟然同时出现，美国出现了所谓“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关于格林斯潘为何如此成功仍是一个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谈到格林斯潘的出色表现时说，“我大惑不解，我难以置信，令我困惑的是他们如何在突然之间学会了怎样管理经济。是艾伦·格林斯潘对经济的波动和冲击具有洞察力，而其他人没有吗？”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是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接下来是不可遏止的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重新配置资源，并借助技术进步，变得更强和更有效率。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移入，可以制造出口大量廉价商品，从而抑制了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而赚取的外汇又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促使股票市场繁荣，并使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股票市场上升的财富效应，提振了消费信心，保持了市场的繁荣。更有效率的企业，更廉价的商品，更低的资金成本造就了格林斯潘时代的繁荣。而现在，这个良性循环的时代也许已经进入尾声，2007年的次级债危机是变化的最初征兆。过量的资金形成了资产价格的泡沫，而资产泡沫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最早的危机已经在房地产市场体现，而当大多数人选择离开市场，就意味着繁荣的终结。动荡年代：格氏慧眼看中国对于中国印象和未来，格林斯潘在他的新作《动荡年代：新世界中的探险》中有以下描述：我在1994年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彼时距改革开放已经好多年了。此后，我又多次访华。像所有的游客一样，每一次的中国之行都会让我惊讶于它的新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同时，中国已升为世界最大商品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钢铁生产国。并且从上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经济进化为2006年年产超过700万辆汽车的经济，而其设备产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几千年来只长庄稼的土地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成不变的灰褐色衣服时代，已经被各式奔放绚丽的色彩所取代。经济繁荣引发的收入上涨，催生了消费文化。今天，广告业，这个曾经无人知晓的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百安居则和新生且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商家展开了激烈竞争。在摆脱集体农庄时间不长的土地上，显然已经实施了宽松定义的城市财产权利；否则，在房地产、工厂、证券领域的国际投资早就枯竭了。中国公民已经被赋予了拥有和交易房屋的权利，这创造了积累资本的重要机会。2007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更具综合性的所有权法律《物权法》，赋予了公民财产与国家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
我相信世界贸易体系对中国的全面接纳，会惠及中国人民，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企业和农民也会发现一块更诱人却尚待开发的市场。现在，中国的央行官员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一个长期以来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的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BIS的例行会议上，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特别受主要发展中国家央行官员们的欢迎。除了对英语和国际金融的精通，周小川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坦诚评估，也是我们很难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他常常细致地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的进化历程，给我新的视角。2006年，在我离开美联储之后，我和周小川一起在一个检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财务的委员会共事。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脱离中央计划经济后不久，就成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角。中国改革者们面临的许多巨大挑战是众人皆知的：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大量的农村人口至今几乎没有分享经济繁荣的果实，也缺少迁徙的自由；苏联式命令经济历史遗留的烂摊子，包括仍旧臃肿低效的国企；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的步履蹒跚的银行体系；缺乏现代金融和会计专业知识；腐败——这几乎是任何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必然副产品。此外，中国领导层需要应对广泛的针对新富阶层的羡慕以及针对工业污染的愤怒。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冲突。尽管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但整个经济仍然受行政力量的制约，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 残余。因此，经济仍然刻板。我担心它将会无法抵御类似美国在“9·11”事件中所承受的巨大打击。这些尚待解决问题的根深蒂固，可以从中国领导层在瓦解残余的中央计划控制所遭遇的困难中得到最好的诠释。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发动的改革，带来了第一波解除管制所产生的繁荣，在接下来的几年则停步不前。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实施的错误汇率制度以及严格禁止公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要让中国在未来继续保持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就必须大力地、并不一定完全地瓦解这两个中央计划时代的主要特征。中国出口在经过最初的迟滞之后得以飞速发展，从1980年的18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700亿美元，年增长率将近17%。这从平均出口价格的增长已超过物价指数就可看得很明显。然而，不清楚的是，平均价格的增长有多少是单纯反映来料部分的品质上升。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例越高，它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冲击就越大。但是中国人创造尖端技术的水平提高了吗？或者中国只是更多地将别人生产的尖端产品组装起来。引用了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部分观点的《经济学人》在2007年3月评价说：“中国的出口模式大部分是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租借给外国人。即使中国大陆最成功的本土电脑公司也将其生产包给台湾公司。”然而，我认为，中国出口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预测中国会逐渐地用其高附加值的国产零件替代进口零件。出口的繁荣与农民工划时代地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相符。1995年乡村人口达到顶峰时将近8.6亿，11年后下降到7.37亿。这个变化不仅是人们搬到城市以及一些定义上的改变的结果，也是随着新的制造中心的兴起农村土地被城市化的结果，主要以与充满活力的香港相邻的珠江三角洲为代表。过去15年来，从香港和其他地方来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投资者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增长，很多制造特区相继涌现。香港的样板作用以及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帮助是显著的。当中国1997年重新收回对香港的主权时，我对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中国会履行它的承诺，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50年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些天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行在一个政权统治下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10年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与我担心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并没有在香港的文化和经济上刻上共产主义的印记，反而受到香港文化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近十年来乡村人口向城市1.4%的年均净转移率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城市地区的资本显然比中国农村地区要精明。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城市每小时的产出高于乡村三倍之多。1980年开始设立的经济特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他一些国有企业正经历着重大的重组。结果是这些组织里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这也说明创造性破坏进行得相当不错。一个猜测是，如果不对国内迁徙作长期限制，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是否会更快。我无法想像人们在缺乏迁徙自由的环境里是如何发展的。当今领导层持续缓解这些限制的努力是重要且受到广泛欢迎的。但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涌入，以及随之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阻碍了这方面的变化，也阻碍了中国人生活许多方面的变化。上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经常被引证为动乱的一个原因，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共产党清楚地汲取了这个教训。中国领导人都深知，除非通胀得以控制，否则经济会产生震荡，导致城市地区失业率增加并引发动荡。他们看到，一个稳定的汇率对于避免可怕的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局面是必要的。他们错了。目前压制汇率的政策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破坏危险。作为大量从发达经济体“借取”技术的结果，当中国真实人均GDP增速超过其贸易伙伴时，国际竞争使得对中国货币的需求有增无减。为了抵消这种需求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货币当局以人民币累计购买外汇超过1兆美元。为了消化吸收这一过程所释放出的过多货币，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但这还不够。作为结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超过了名义GDP的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火种。另外一个以同样程度困扰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从1980年普遍贫穷时期已开始出现了少量的财富集中。到现在，其收入不平衡状况被世界银行认定为大大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这的确令人吃惊。还有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中国的银行系统，该系统目前离有效改革还有长路要走。中国尚不完备的银行系统还不足以应付经济调整所需的弹性。中国政府不允许利率按着供求关系浮动，而是通过行政命令以调整银行准备金率的方式来调整利率——但只在经济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之时才使用。那无疑是太迟了，而且很多时候这种举措是力道不足的，甚至是起相反效果的。当货币当局意识到银行贷款增长过快并给予行政指导时，同样也太迟了。这些举措很少能适当调整经济上的不均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中国这种在金融上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合拍，让中国有幸没有受1997年至1998年金融风暴的波及。中国急需金融专业人才。毫无疑问，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这种金融专业人员无用武之地。而企业市场人员、会计、风险管理者或者其他市场经济体日常运转所必需的人才也是一样。这些技能已经在近些年进入了中国的教育课程，但是整个经济尤其是银行系统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配备这类人才。2003年，新任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访问了美联储。他承认中国的银行缺乏能判断贷款是否能有效偿还的专业金融人才，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兴起则对此有帮助。我建议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有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并且在属于核心竞争力的放款审核上，具有敏锐眼光的放款主管。多年来，国有银行在政治指导之下，把资金用于国家启动的项目。没有贷款主管确保贷款会如期偿还，仅仅是转账的代理人。国家收入账目里的不良贷款，是GDP、员工福利和利润之间的妥协结果。由于很多低效投资的存在，GDP数字中的一部分是被浪费而毫无价值的。中国的坏账水平，也让人对中国所公布的GDP数字究竟有何意义，引发同样的疑问。然而，我应该指出，即使投资没有产生任何持续的价值但是仍然消耗了原材料。因此，中国的GDP数字可能对生产所需资源的评估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