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改造我国的税收制度。建立符合国际惯例。适合我国国情，并且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建立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不仅需要作为表层现象的制度更新。更需要驱动制度和变动的深层观念的变革。产生于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年代的传统治税观，对市场经济税收体系有一股强烈的异已排斥力量。减弱这股排斥力量。寻求治税观的更新和发展，赋予治税观系统化的理性的市场经济内涵。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税收制度得以形成和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之一。我国现在税收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实现传统观向现代治税观的转变。系统地了解亚当·斯密以来西方治税的主要发展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一环。
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治税观撇开其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其间包含有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或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目标的合内核。研究西方治税观的历史发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摒弃其中的历史局限性成份。充分挖掘其中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合理内核。象税收这样十分具体的领域。西方学者的许多论述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关于税收制度要确实、便利、经济。征收过程要讲效率的观点；他们认为征税过程要尊重价值规律。在保证市场机制运行正常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前提下。通过调节市场（包括抗拒市场机制缺陷）间接地引导企业经营方向。达到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观点；他们关于利用税收手段调节财产，收入分配关系。一定程度上减轻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思想；他们关于通过一定的民主政治结构。使税收公平获得表达的设想；他们关于在市场制度完备、价格体系合理。以企业自主经营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及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税收作不干扰市场机制的中性选择是有利于效率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即微观经济活动。依据市场法则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达不到从宏观角度或社会角度看的整体福利最优）的情况。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积极干预的观点；他们关于税收不仅可以用来调节微观经济活动。而且税收本身还是宏观经济均衡的重要杠杆。适当前税收政策对消除宏观失衡至少具有治标作用的观点；他们关于较低的税率反而可能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而主张降低边际税率、减少档次以利于激励投资。储蓄和劳动。增加有效供给的观点等等。都对我们形成市场经济税收理论、建立现代化的权收制度具有重要参价值。 我国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在目前阶段，市场经济仍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形式。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西方经济学家们关于税收的论述是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不能忽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同时是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典型的市场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框架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经济学家对税收问题进行论述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双重的。既包含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同时也包含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阐述。而后者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本质上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运动规律仍然是知之不深，对市场经济制度下应具有的治税观念需要重新挥索和建立。研究西方税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体现或顺应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税收理论。从资产阶级整个税收理论中离析出来，洋为中用，补充、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税收理论。这对于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治税观。对于提高我国税收理论的研究水平。对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税收科学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亚当·斯密以来的三百多年间。西方税收思想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互相联系的两大线索。第一大线索是与促进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税收效率方面。包括税收职能的深化。税收作用的强化和税收政策理论的发展。斯密不主张国家利用税收手段对经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因而要求实行中性的税收政策；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们感到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也会产生缺陷。因而要求国家积极利用税收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引导微观经济活动。使之与宏观整体福利相一致；凯恩斯主义者为了解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化了对税收职能的认识。把税收看作是宏观经济均衡的重要因素。赋予税收稳定经治的任务；供应学派新兴自由主义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局面。要求回到斯密那里去，对斯密的税收政策过行了否定之否足。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税收行政效率即以最少的征收费用和最小的额外损失，取得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税收收入方面。西方学者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基本方面仍未超过亚当·斯密在这方面的见解。第二大线索是与促进税收合理分配相联系的税收公平方面。斯密继承了霍布斯、卢梭等人的观念。主要提出了通过利益原则即立国家提供的服务与纳税人付出税款之间的等价关系来衡量税收公平。但这种等价关系实际上无法确定。
人们还认为纳税是第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要求利益报偿是狭隘自私的。因此，就有纳税能力原则的重新兴起。试图为税收合理公平分配提供更完整的解决办法。重新兴起的纳税能力原则开始表现为J·S·穆勒的均等牺牲说。J·S·穆勒的均等牺牲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兴起后，逐渐由萨克期（Emil Sax）。科恩·斯图亚特（Cohen Stuart），埃期沃杰（Edgeworth）等人发展成为均等牺牲、比例均等牺牲、边际（或最小）均等牺牲等三种形式。均等牺牲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不可计量。均等牺牲的税收公平现始终只停留在臆念阶段。没有实践的可行性。其他的西方经济学者从两个方面对牺牲原则进行了挑战。一方面是马佐拉（Ugo Mazzola）、维克赛尔、林达尔等人以复兴利益原则为目标，从民主政治过程寻找税收公平实现机制；另一方面便是塞利格曼等人提出的从所得税基出发阐述可以计量的按能力纳税标准。在税收公平这个线索上，瓦格纳的贡献是独特的。他摒弃了亚当·斯密与利益原则和不干预主义联系的比例征税思想。而主张通过累进所得税等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关系。实现社会层次上的税收公平。后来，这种观点与边际效用价值相溶合。成为福利经济学的重要主张在西方税收思想史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从大小领域方面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