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赵玉琳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辛勤撰写的《中国市场经济学概论》一书近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件幸事，是可喜可贺的。现在，大专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还是两门课，还在使用两套教材，它们都客观地存在着，而且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相互间却处于分离状态，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它主要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今日经济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它反映了经济关系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我们现在强调劳动致富，劳动光荣都是从劳动价值论引发出来的，但是它比较抽象，对于经济现象的说明远不是具体的，它与具体应用还有一定距离。西方经济学说明了经济现象，并用数学模型反映了现实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实用性。但是，它却远没有说明事物的本质，这与它们产生之初的使命有关，也和西方经济学家认识肤浅有关。如果把它们两者综合起来，发挥各自的长处则能够深刻而具体地说明现实，赵教授撰写《中国市场经济学概论》就做了这样的探索。古典经济学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他们关注财富的增长，关注生产的发展，他们肩负推动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使命，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当中就有积累了，积累和劳动者的现实利益相矛盾，但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者和资本家有矛盾，但是又具有共同的利益，那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还隐藏在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到了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稀缺资源的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劳动者则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了一无所有者，单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破坏了生产力，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严重的对抗状态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济危机是在1825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走到了上升阶段的顶点。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经历了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但是他在1823年就逝世了。就是说，李嘉图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他比较彻底地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资本主义就步入下降阶段了。马克思就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下降阶段，马克思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力价值范畴，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唤起劳动人民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这对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候生产力水平大大地提高了，物质财富相对充裕而且越来越社会化了，劳动要素成了生产的重要条件，物质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者互相需要，建立起了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整个社会从阶级冲突向阶级和谐的方向转变了。在过去，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在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两种社会制度由对峙状态转变成了“双赢”关系。劳动价值论在创立之初，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服务的，但是它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相矛盾，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矛盾性，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斯密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他的价值论当中又包含了庸俗成分。后来，李嘉图继承了其中的正确因素，而庸俗经济学家则发展了他的庸俗因素。以后，这两方面就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马克思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关系的本质内容，但是马克思创立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当时是为推翻资本主义服务的，它说明了经济生活的本质关系，但是在说明经济现象方面却非常简单，有的只是略略提到而已。庸俗经济学继承、发展了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成分，经过马歇尔和萨谬尔森的综合，现在已经建立起了庞大而又精细的理论体系，具有实用性，但是它们排斥劳动价值论，对经济现象缺乏本质性的认识，在一定阶段含有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目的，它们是保守的。两种理论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在今日社会中阶级对立已经消失，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或者维护一个阶级的统治已经不再成为必要，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成为今日世界的共同认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和以财富论（或供求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将会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发挥作用，两者的综合将是必然的。赵教授撰写《中国市场经济学概论》一书就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论体系”与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论体系”综合起来，并在这种综合的基础上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系列原理和范畴，确定了七部分内容构成的完整体系，并说明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顺序，它们依次是：导论；价格形成理论；价格分配理论；微观经济理论；经济结构理论；宏观经济理论；政府职能理论。赵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样就决定了它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建立理论体系，这样也就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学与西方市场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赵教授同时认为，这一理论既适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也适用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些论述读来使人感到清新而不陈腐，务实而不浮华，观点未必完全正确，结构也未必完全合理，但是这是探索之作，这是创新之作，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应当赞许的。当然，该书也存在不足。该书认为价值论和财富论（或供求论）是辩证统一关系，并试图把它们综合起来用以说明现实经济范畴。这是该书的创新和可贵之处，同时也是遭遇困难和挫折的地方。工资、利息是基本的也是关键的经济范畴。按照赵教授的逻辑，应当把价值论和供求论综合起来说明它们，但是在具体说明工资和利息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该书援引了斯密、马克思对工资和利润的说明，同时还援引了效用价值论者的说法，说“工资是劳动的市场价格”，“工资的形成取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费用”，“工资既形成于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形成于劳动的效用”，“利润是商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额”，“利润是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斯密语）“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语），等等。但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何计量？“劳动的效用”有无客观的计量标准？比如，李总工程师创造的价值是多少？该书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说明客观的计量标准，并且能够确切地计量，从而能够解决具体操作的问题。把“价值论”和“供求论”综合起来的目的就在于既能说明这些范畴的本质内容，又能说明它们的实现形式，从而在客观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解决具体操作的问题，这样的综合就是有意义的。相反，如果不能解决具体操作的问题，即使是反映了社会本质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能否解决具体操作的问题是综合两种理论成败的关键。斯密关于工资的定义是可操作的，马克思关于工资的定义是可操作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工资的定义也是可操作的，但是，综合了它们之后却无法操作了，这样的综合有什么意义呢？在赵教授的引证当中，关于“工资是劳动的市场价格”的说法还是正确的。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是由什么决定的？他引证的那些说法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应当说，他所引证的基本上都是斯密、马克思根据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时期的实际概括出来的，而今日社会和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们那些说法既未确切说明今日社会工资和利润的内容实质，也没有确切说明这种内容的实现形式。那么，今日社会的工资和利息的实质是什么，它们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采取了怎样的实现形式？对于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按照我的看法，如果从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格论相统一的角度出发就应当说明今日社会的劳动是有具有价值的，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是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应当以劳动的价值为基础，应当在供求关系中形成；今日社会投资并取得利息的都是劳动者，利息本质上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者领取利息不过是领取了自己的劳动收入而已，资金带来收入只是取得利息的表面现象，取得劳动收入才是取得利息的本质内容。当然，这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对工资、利息等范畴做出全新的概括，只有这样才能从价值论和供求论相统一的角度说明工资、利息等范畴，从而才能真正把价值论和供求论统一起来。但是，赵教授在另一场合却说，“生产要素本身没有价值”，这样他自己就堵塞了在这方面深入认识的道路，这样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从而也就不可能从价值论和供求论相统一的角度说明工资和利息，从而也就无法使价值论和供求论统一起来了。当然，上述评价都是笔者个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具有客观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提出这些问题只是供赵教授参考，期望他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此需要强调，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在现阶段，“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同时，“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6页）所以，坚持劳动价值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阶段还是商品经济，个人劳动还不能直接计量，劳动和资源还要靠市场配置，每个商品生产者都会遇到商品的实现问题。这是一个“惊险的跳跃”，（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4页）其间充满了风险，极富戏剧性，给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物质生产的必然性，“生产过程支配个人而个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8页）商品经济自然会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西方经济学排斥劳动价值论就会更加助长拜物教观念。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认识财富的源泉，才能促使人们诚实劳动，从拜物教观念中解脱出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追求人类解放，赢得了影响人类社会千年思想家的美誉，受到了劳动人们的普遍尊敬。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是研究了阶级关系，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在指导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就显得比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西方经济学则注重财富增长，注意经济运行，并从这个角度研究了经济学的各个范畴，特别是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企业理论，价格理论等方面都日益完善，内容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今天的实际需要也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理论。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复，我们应当而且也能够借鉴人类文化当中的优秀成果，来完善我们的理论。这样，把两者综合起来就成了必然趋势。
在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现在还处于对立状态，这是两大阶级对立关系和两种制度对立关系的延续。但是，阶级对立和制度对立已经成为过去，经济全球化和“双赢”关系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历史需要经济学从对立走向综合，这样的需要必然会催生综合经济学的诞生。我们应当具有这样的敏锐眼光，应当珍视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经济学的综合，西方学者也是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他们现在还有种种局限，还缺乏这样的意识。我们向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类命运的传统，所以我们就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我们现在是能够做得到的，而且有人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功。樊纲先生撰写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算是一个尝试，但是他只是把三大理论做了“板块式”的综合，内容实质还处于分离状态，没有达到真正的综合。理论的综合要从内容实质和表现形式的统一开始，赵教授的研究成果算是有了一个开端吧，尽管其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有了开端就有了方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而且难度极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不断的总结和探索，也许要经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共同研究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