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决定的动态分析-爱华网

本文试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一文前半部分关于国民收入决定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一文中，作为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消费，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可支配收入、居民的收支预期、该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见该文关于消费和储蓄决定的分析）。总需求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投资则取决于投资者的利益和风险预期（见该文关于投资决定的分析）。

这里的可支配收入的得来，是因为在生产中提供了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生产出了产品，产品出卖得到了销售收入，收入分配给了要素提供者。要素提供者收入中纳税之后剩余的部分，就是其可支配收入。所以，是先有生产，后有收入。

现在，设我们进行的是两部门经济的分析，经济中只有居民和企业，没有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这样，要素提供者获得的收入无须纳税，则可支配收入就是总收入。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宏观经济运行是如下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过程：

“因社会上存在着需求而进行生产——销售产品取得收入——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分配的结果形成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总支出（总需求）——这个总支出（总需求）决定第二次（第二期）生产的规模和销售收入——再一次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分配的结果形成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总支出（总需求）——这个总支出（总需求）决定下一次（下一期）生产的规模和销售收入——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这是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一文的前半部分关于宏观经济循环的概括，请仔细阅读原文）。

这里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可进一步细化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取得收入后，把它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最后形成由储蓄和投资两部分构成的总支出。虽说“储蓄转化为投资”，但投资并不一定和储蓄相等。因为储蓄取决于收入和取得收入者对收入中的储蓄/消费比例的安排，而投资则取决于对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的预期，所以，投资和储蓄在量上不大可能正好相等。如果投资小于储蓄，则说明储蓄的资金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有资金滞存（在《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一文中为“流动性滞存”、“货币滞存”）。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说明可能出现了两种情况：⑴、不仅本期储蓄的资金全部转化为投资，而且还动用了前期未使用的储蓄（滞存货币）用于投资。⑵、不仅储蓄的资金全部转化为投资，而且中央银行还新增了一部分货币发行用于投资；这是通过投资者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商业银行再向中央银行申请贷款来实现的。自然，如果投资和储蓄碰巧在量上相等，则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

若把消费看成是仅由前期生产而来的收入决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的利益和风险的预期，则国民收入（或GDP）的决定可用差分方程（差分方程表示因变量和前期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设本期消费为C1，上期收入为Y0，则

C1=a+b×Y0

式中，a为自发性消费（收入为零时的消费水平，即维持生命的最低消费水平，通常设定为常数），b为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1元收入所引起的消费增加量，即△C/△Y，通常设定0＜b＜1）。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市场而生产，市场需求的规模决定了生产的规模和产品供给，买者的总支出决定了卖者的总收入。因此，设本期生产（或本次生产）能得到的销售收入为Y1，则在两部门经济中，

Y1=C1+I= a+b×Y0+I

即本期生产的规模和能取得的销售收入是由本期消费（由上期收入决定，即C1=a+b×Y0）与本期投资（I）之和决定的。

设下期生产（或下次生产）的销售收入为Y2，b、I不变，则在两部门经济中，

Y2=C2+I= a+b×Y1+I

依此类推。

现试举一简单的数字例子。

假设Y0=100，C= a+b×Y =10+0.8×Y，I=20，且各期的b与I相同，则：

Y1=C1+I= a+b×Y0+I =10+0.8×100+20=110

Y2=C2+I= a+b×Y1+I=10+0.8×110+20=118

Y3= C3+I= a+b×Y2+I=10+0.8×118+20=124.4

……

如此一轮一轮不停地逐期扩张下去。因为b不变，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储蓄S也在增加（储蓄函数为：S= -a+(1-b)×Y，由消费函数推导而来），当储蓄增加到与投资相等时，既S=I时，总支出与上一期的总收入相等，生产不再扩张，扩张过程停止，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按储蓄函数S= -a+(1-b) ×Y计算，知此时的总收入即均衡收入（Ye）为150。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下列说法：若S＞I，则经济收缩；若S＜I，则经济扩张；若S=I，则经济规模不变。原因是：若S＞I，则说明由C与I构成的总支出小于上一期的总收入，经济就会进入多轮的收缩过程，S逐渐向I靠近，直到S与I相等时为止；若S＜I，则说明由C与I构成的总支出大于上一期的总收入，经济就会进入多轮的扩张过程，S逐渐向I靠近，直到S与I相等时为止；若S=I，则说明由C与I构成的总支出等于上一期的总收入，经济规模自然不会改变。

由此我们也可以准确理解“储蓄和投资相等”这句话的含义。由我们前述分析可知，只有当储蓄和投资相等时，国民收入水平才达到稳定不变的状态，经济才达到均衡。因此，储蓄和投资相等是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在三部门经济中， S+T为广义的储蓄， I+G为广义的投资，因此，三部门经济均衡条件，即S+T=I+G只是广义上的储蓄和投资相等。在四部门经济中，S+T为广义的储蓄，I+G+(X-M)为广义的投资，因此，四部门经济均衡条件，即S+T=I+G+(X-M)只是广义上的储蓄和投资相等。概括地说，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就是漏出量等于注入量）。在通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过程中，如上所述，由于储蓄取决于前一期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b（储蓄函数为：S= -a+(1-b)×Y），而投资则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可能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的预期，因此，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不相等的可能性则是很大的，即使相等，也是碰巧相等。而储蓄和投资不相等，则会引起经济的累积的扩张或收缩过程，最后使得储蓄和投资相等，经济规模和收入达到稳定状态。所以，储蓄和投资相等，只能理解为经济达到均衡时的相等，只能理解为经济均衡的条件。

这种动态分析方法也有助于理解投资乘数的概念和原理。

仍按上例，均衡时，Y0=100，由C =10+0.8×Y得：C1=90，S1=10。均衡时储蓄与投资相等，所以，I=10。现在投资增加为20，投资增量为10，即投资大于储蓄，I-S=10，经济进入多轮扩张过程。当S=I=20时，达到了新的均衡状态，新的均衡收入为150。投资增加10，使均衡收入增加50，投资乘数（△Y/△I）为5（这与一般宏观经济学教材上用公式△Y/△I=1/(1-b)来计算乘数的结果是一样的）。反过来，在均衡收入为100时，如果投资由10减为5，投资小于储蓄，经济就进入多轮收缩过程，直至S=I=5时达到均衡状态，新的均衡收入为75。均衡收入减少量是投资减少量的5倍。这样分析，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乘数的概念和原理了。

在上例中，当人们更加节俭，比如b变为0.6时，由Y0=100和C =10+0.6×Y得：C1=70，S1=30。若投资为20，则储蓄大于投资，经济进入累积的收缩过程，储蓄随收入而减少。当S=I=20时，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新的均衡收入为75，小于最初的100。这就是“节俭悖论”，既节俭反而使人们的收入减少。

由储蓄和投资不相等而导致的经济的收缩或扩张过程，最后导致何种结果，还要联系一国的资源（包括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技术条件）约束来考察。一般来说，当经济的扩张过程遇上资源约束，产品的总供给量难以增加，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经济的收缩过程，在经济中已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则有减轻通货膨胀程度甚至消除通货膨胀（变动量足够大时）的功效。

这里的动态分析，其实在一般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也可以找到。在一般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有两个图：一个是以45°线为总收入线的总收入曲线和总支出曲线（C+I线）相交图，一个是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相交图。在储蓄和投资不相等的任何收入水平上，市场经济本身都会自动进入一轮一轮的收缩或扩张过程，投资在各期（各轮）保持不变，储蓄和消费随收入变化而变化，当储蓄和投资相等，两线相交时，达到均衡状态，收入水平得到确定。

均衡时，收入达到稳定状态，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就是说，本期收入和上期收入相等，均为Ye。因此，可用下式求得均衡收入：

Ye=C+I=a+b×Ye+I，解之得：Ye=(a+I) / (1-b)

又因为均衡时储蓄和投资相等，所以也可用以下方法求得均衡收入：

由S=I，得：-a+(1-b)×Ye=I，解之得：Ye=(a+I) / (1-b)，结论相同。

我们的解法是建立在动态递推分析的基础上，所以易于理解。但在一般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由于缺少这一动态分析环节，直接以均衡点推导出结论，所以往往使一些惯于寻根究底的初学者感到困惑。

然而，b与I并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或者说，b与I并不是在各期都相等。b与I不变这个假设是“易于处理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在b与I可变的情况下，只能用上述动态分析方法逐期递推地求解各期收入了。在实际经济中，当由于某种原因（由外部冲击、制度或环境改变、政府政策变化、收入分配和人们的预期发生变化等，导致投资突然增加或突然减少、人们更加偏好储蓄或更加偏好消费等）出现储蓄和投资不相等、经济失衡时，经济会自动进入多轮扩张或多轮收缩过程，最后实现储蓄和投资相等，在新的收入水平上达到均衡，但这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时滞）。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另外的变化或冲击，可能会减弱、抵消或强化这一变化的影响，这在动态的逐期分析中就表现为b或I的变化的影响。

由于储蓄和投资的相对数量关系决定了宏观经济的走向，所以，政府往往通过引导储蓄和投资来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由公式S= -a+(1-b)×Y知，储蓄量取决于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b的变化取决于居民的收支预期和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对消费的影响，前人也有所论述，如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等。在这里是把它们与收入并列并结合在一起，作为消费决定的三个同等重要的因素来看待。

把居民收支预期和社会收入分配作为消费决定的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意味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仅仅着眼于总量调节（税收总量、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货币量调控、利率调节等总量手段），还应在调节收入分配、减轻不确定性、引导居民预期上下功夫，这也意味着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可通过制度和体制变革，来影响收入分配和预期，减轻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消费。

由于投资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的利益和风险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与制度、法律、政策、人文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制度、法律、政策等手段都可以为政府所用。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制度环境，修订并确保法律规则的实施，运用税收、利率、价格控制等手段来引导投资者的预期，达到增加或减少投资的目的。

2003-2004年，中国出现了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问题，那是一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过热。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引起消费的同样快速增长。由于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较强、居民的收支预期不良、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的存在，引起了就全社会来看的消费倾向不足，社会总收入中消费比例（消费率）偏低，储蓄比例偏高，使得由投资增加带来的收入中，只有极小的比例用于消费，由此形成了投资与消费“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状况。资金在“投资——收入——储蓄——投资”的环流中自我循环，最终会因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上涨而出现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或因消费增长赶不上产能增长，出现产能过剩。边际消费倾向较小，则投资乘数也小，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扩张效应受到了影响。

因投资过热主要由行政因素而起，且主要表现为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中央政府采取了经济、行政手段兼用的办法来进行调控，且收到了明显效果。这表明此次宏观调控在时机选择、使用的手段及力度上都是适当的。但这种“起也行政，收也行政”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是明显的。从长期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从体制、法律、政策等方面着手，修订和重塑游戏规则：⑴、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的任务是为经济活动的进行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法律、人文和生态环境，是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是通过影响市场参数、提供市场信息来引导经济活动，而不是直接参与、干预市场经济活动。⑵、以实现公平、提高效率为基本原则，调整和优化各行为主体间的责（责任）、权（权力）、利（利益）配置，实现责、权、利在各行为主体内部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均衡，并以透明度原则（阳光原则）、可问责制和相应的奖惩机制来保证这一机制的实现，避免由责权利配置扭曲带来的不公正、无效率、不确定性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梳理收入分配渠道，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改善居民的收支预期。通过这些方法为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正常的、以健康的市场经济方式进行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

分析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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