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直接否定重本抑末论 秦汉以后，重本抑末理论就成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思想认为农业是富国强兵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保证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必须打击或抑制工商业活动。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有相矛盾的一面，但也有相统一的一面。所以，封建重本抑末思想并不真正适合封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其片面性，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否定和批判。西汉的理财家桑弘羊就非常强调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认为人民养生送死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①所以应该使“农商交易，以利本末。”②从而使“农不困乏，本末并利。”③东汉思想家王符也对农本工商末论进行了否定。他认为农业固然是本业，但不能笼统地把工商业都看成末业，工商业中是既有本，也有末。他说：“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④对“致用”之工，“通货”之商，国家应像重农一样予以重视，而不应该进行抑制。魏晋时期的思想家傅玄也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认为商业能够“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因此“其业不可废。”⑤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阐明工商业活动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抑末的对象只能是“竟作机巧”，“竟通珍异”，“竟通珍异”⑥的富商大贾和逃避农业生产的小商小贩。对一般工商业者，国家则应“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⑦很明显，这是对重本抑末论的一种修正。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也认为商业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门，他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则宜有商贾以资之。”⑧他认为商业的发展“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⑨这实际上也是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一种批判。我们看到，叶适以前的思想家对重本抑末论持有异议的不乏其人，但却无人对此进行公开否定。所以，他们是重商论者，但同时仍然是重本抑末论者。如桑弘羊就说，他的官商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本抑末”⑩。王符一方面主张农工商各有本末，一方面却又认为“明君莅国，必崇本而抑末。”傅玄也主张“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李觏也强调富国必须“先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王安石既讲制商贾“恶其衰”，又讲国家要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摆脱重本抑末思想。叶适则不同，他在历史上第一个直接否定和批判了封建正统重本抑末原则。首先，他否定了那种认为重本抑末是古代圣王之政的传统观点。他说：“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所以，封建正统思想将重本抑末作为古已有之的圣人之道加以宣扬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他认为士、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几个主要部门，这几个部门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交相作用的，只有它们都得到发展，经济才能繁荣，天下才能大治，“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扶持一个行业，打击另一个行业，只能破坏四民之间的关系，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三，他认为如果为了厚本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去抑末，虽不正确，但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世统治者以抑末为名，夺工商之利为封建国家所有，这是以官商来取代私商，而不是抑商。“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但后世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因此，叶适得出结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二、反对打击富商大贾
商品经济越发达，家累千金、万金的商富大贾就必然越多，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以往对重本抑末论持有异议的思想家们都重视商业，主张发展商品经济。但对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富商大贾，他们却抱着敌视态度。他们一方面反对抑商，一方面又主张打击富商大贾兼并势力，从而使他们的反抑商思想，实际上仍包含着强烈的抑商内容。例如，持重商观点的桑弘羊就声称他坚持盐铁专卖和实行均输平准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排富商大贾”，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打击商人“兼并之徒”，“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王符也认为那些为官僚贵族奢侈生活服务的富商大贾“损民贫国”，“今商竟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以惑民取财，虽于淫商有得，然国计愈失矣。”他主张国家“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实际上主张对富商大贾的淫伪擅利行为予以打击。傅玄在肯定商业的重要功能的同时，对当时“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的现象进行了评击，认为只有抑制这些“专市之贾”、“倾世之商”，才能使国家不陷于“末流滥溢而本源竭”的危险境地。李觏也将“通轻重之权”作为重要的富国之策，主张实行平准、平籴、赊贷等轻重政策。对那些“操市井之权”，“专行以致民命”的富商大贾予以限制，以使“蓄贾无所专利”，达到“钳并兼”的目的。王安石认为应保持商业“不盛不衰”，同时又主张国家“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防止“富商大贾因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这一思想，在他推行的均输法和市易法中均有所体现。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叶适主张维护富商大贾的利益，坚决反对各种打击富商大贾的主张和做法，这就使得其反抑商思想更具彻底性。历代思想家主张打击富商大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这样可以把原来由富商大贾攫取的赢利转归国家所有，充实国家财政。叶适从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求财、好利是人的本性，“就利远害，是众人之同心。”百姓追求财利，“朝营暮逐，各竟其力，各私其求，虽危而终不惧。”“其途可通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所以封建国家对百姓的求利活动应予以支持和保护，而不应去阻碍和破坏，“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更是不能容许的。历代思想家打击富商大贾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控制权必须由国家掌握，而不应让富商大贾把持。叶适对这种观点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古代，例如西周时期，“天下号为齐民”，“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但到了后世，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对立，国家已不能完全掌握整个商品流通过程，“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若打击富商大贾，企图重新夺回对商品流通过程的控制权，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只能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历代思想家主张打击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势力的又一个出发点，是企图“破富人以扶贫弱”，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叶适对这种观点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所以，“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所以，“抑兼并富人”的主张和做法是不足取的。如果国家强行实施这种政策，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和动乱。“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治者也。”三、主张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 重农抑商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推行。他们不仅从经济利益上对商人进行打击、剥夺，而且还从政治上对商人进行压制，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商鞅从重农抑商的目的出发，提出“粟爵粟任”政策，具体做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国家按照百姓缴纳余粮的多少，授以官爵。他还规定，除农战外，杜绝一切获得官爵的道路。而能够获得较高官爵的，只是那些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所以这一政策，实质上是把国家政权统治地位只向地主阶级一个阶级开放，一条提高地主阶级政治地位，而降低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政治措施。汉王朝则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公开压制商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汉高祖在其统治之初，便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抑商法令虽有所松弛，但仍不准商人及其子弟“仕宦为吏”。晁错为了改变当时“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局面，提出了“贵粟”的办法，即以粟为赏罚，地主和农民可以入粟买官或除罪。这样就可以使“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这和商鞅的“粟爵粟任”政策一样，是为了提高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从而达到贵农贱商的目的。傅玄虽然强调商贾“其业不可废”，但同时又认为“其人可甚贱”西晋统治者对商人也采取极端歧视的态度，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公然对商人进行人身侮辱。直到北宋时期，李觏还在鼓吹晁错的入粟拜爵论。可见，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一直是历代重农抑商的一项基本措施。相反，叶适则从其反抑商的观点出发，在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废除歧视商人的政策，要求提高商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这是其反抑商思想超过前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叶适对于管仲提出的使四民分业定居、父业子承的观点表示赞同，也认为应该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但他进一步指出，工商之子虽然恒为工商，但对于其中的俊杰之士，应该与士农子弟一样对待，使他们也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至于丞灬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这就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了历史上那种不许商人及其子孙仕宦为官的歧视商人的政策，为商人进身于统治者的行列敞开了大门。另外，他还提出商人可以入资拜爵的主张。叶适建议招募江南地区盐、茶、米业的大商人，出资招募农民屯垦江淮一带的田地，无事为农，寇来为兵。对出资招民屯垦的富商大贾，国家要按出资多寡予以官爵。前代思想家们提出的入“粟”拜爵主张，是提高地主阶级政治地位的措施；而叶适的入“资”拜爵主张，则是提高商人阶级政治地位的措施。叶适的反抑商思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富商大贾是工商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孕育和产生的基础。而叶适的上述主张，有利于工商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和产生，因此在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他对抑商思想的尖锐批判，对于破除封建正统重本抑末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促进南宋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向新阶段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是其反抑商思想在历史上值得肯定的地方。同时，研究叶适的反抑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肃清封建抑商思想的影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很有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