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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左大培具有“左倾”特色，因此指责人们过份“迷信”市场体制，就成为他的“本分”工作。但是总体上，中国的市场还是很不成熟的市场，因为它刚刚从计划经济形态中转化过来，还带有较浓重的计划经济痕迹。因此从整体上说，中国的市场化不是过头了，而是还不足。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见到政府的行政行为对市场的干预作用，就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传统”在今天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中所遗留下来的体现。不仅如此，今天越演越烈的官僚腐败，也与政府行政行为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插手密不可分。制度性的官僚腐败，是计划经济残余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它的存在，既表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彻底性、不完全性、不成熟性、不健全性，另一方面，更表征了这种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已经受到有权插手、控制市场的各级官僚的“非法利用”!以达到他们自己个人私利的目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这种现状，左大培似乎还未有所了解。中国在建立一个成熟健全的市场经济上，还有许多道路要走。
左大培一直想用市场投机的泡沫问题来说明市场的根本问题。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投机问题确实是个根本问题。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这种投机又与各级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一个具体的指标是：政府行为的投资对银行利率就不敏感，因为政府投资的切身责任性不强；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对政府为抑制经济过热而提高利率的措施并不敏感，就说明这个社会经济的政府行为仍然太过浓重。具体来说，政府不象个人那样，对投资收益具有十足的切身关注，对是否能够收回投资、归还借款抱时刻关切的切身责任态度，因此才出现不讲效益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明星工程。中国银行有多少呆坏帐，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是由政府办的效率低下的国企造成的？似乎还没有具体统计。但是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一个道理：向政府追要欠债越来越难，因为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切身的责任人。
因此当中央政府想用升高利率来抑制过热市场时，可能没有多大效用，至少没有象美国市场那么敏感有效。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是市场的问题，更多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冲动问题，是中央政府难以管束地方政府的问题。一个典型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受到地方政府的过多干预，甚至地方政府有意鼓励市场对房地产商品的炒作，以尽可能使房产价格抛高，好让自己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这自然使中央政府的政策、政令难以有效贯切。如果市场是纯粹的，对利率敏感，那么中央政府只需要运用利率手段，就可以调控市场了。而要建立一个可以调控的纯粹的市场，“个人所有制”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点，仍然象“政府所有”那样，调控是难以有效的。--黄焕金】
左大培批判中国的市场化迷信
左大培2005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纪录稿）
在中国，据我看，最大可能是出现股市那种两难：它涨的时候你怎么压也压不住，它跌下来，中央政府怎么想办法也没办法。——去年股市跌的时候，我在网上看，股民骂什么的都有，股民丢了钱，他谁都不管，多难听的都说。但是挡不住，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经济，现在又处在这么一个两难的境地上。这个两难的境地和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确实这种波动在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里，可以说不能避免。美国前两年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美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人“消失”的说法出来不到半年，美国的经济衰退。美国自己的研究部门承认自己衰退，你就不能说“周期消失了”。可见不能避免。只能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凯恩斯主义这一套调节的办法，国家大量地调节了，使经济在衰退的时候，波动的幅度比较小一些。只能做到这么一点。
但是我们中国头几年那么狂热的市场迷信，实际上是主张——很多人甚至鼓吹——中国政府对经济不要干预。典型的是98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他为了反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紧缩以后中国经济在那个时期比较萧条，下岗失业的人挺多的。朱镕基确实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很快采取了措施。他之前的重点是防过热、防膨胀，往下压需求；但是压下去以后又发现不对，总需求又起不来了，当然就得赶快转变政策，扩大总需求。这有一个政策上的急剧转变，这个转变按照樊纲的看法，应该是晚了半年。——这个不能怪任何人，谁能拿捏得那么准啊？晚半年能认识到就不错了。后来朱镕基还是认识到了，就实行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就是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总需求严重不足，有东西没人买，政府就出来想办法急剧地扩大总需求。包括举办国有企业，包括政府收购银行，包括政府搞各种各样的公共工程。朱镕基说：我就实行罗斯福新政；所以他搞了大量的国债项目。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学界，我身边的熟人中，有一大批人讲：这是政府干预，中国政府不改老毛病，还是在搞财政扩张、干预经济，政府降低效率，等等。——可见我们中国对市场化的迷信，早已比美国人严重得多了。
当然朱镕基那时候可以不听他们的，就继续干下去，那算是适当缓解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一次衰退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很大。很多群众为什么对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那么高呢？跟上一次的衰退、大批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有很大的关系。——我再说一遍：下岗失业不完全是宏观问题造成的，还有很多人错误地推行私有化政策等等，都有责任。但是当时宏观形势比较萧条，肯定是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次经济过热，就是房地产的泡沫，简单分析起来，也还是和我们中国人的市场化迷信有很大关系。确实，这次过热不是政府拉起来的。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超高速增长。过去从来没想到过，认为达到8%已经不错了；2003年第一季度一下子达到10%，一下子跳了2个百分点。——美国的经济由萧条到繁荣也就跳了3个百分点。大家都大吃一惊：怎么能这么旺盛？最初大家还都找原因呢，最后才分析清楚了，就是这个建筑行业。我说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当然跟政府有关系，各级地方政府在那里搞“政绩工程”；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急剧上升。而且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急剧上升势必拉动钢材、水泥、铝的短缺，价格暴涨，价格一涨涨50%。价格暴涨之后，“良性循环”开始了，大批的人往水泥、钢材投资，所以到2004年第一季度，钢铁业投资翻了一番。——但是这个繁荣太厉害了，大起大落，中国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大起大落，现在又是。很多变化都没有想到。
为什么？为什么房地产这么热？我查了查数据，最后发现：是银行的问题。我们国家过去银行的贷款只贷给企业，1998年中国的银行才开办了消费信贷业务。而消费信贷主要就是针对汽车和房子，其余的基本上不给你贷款。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中国的消费信贷、对汽车和房子的贷款还是零呢，现在已经在贷款的总余额里占10%了。也就是说超高速增长。就在我们说的2003年的时候，增长得特别快。贷款余额——就是银行的账上写的贷了多少，——2002年底2003年初是1万亿，到2003年底是1万5千亿，一年就增加了50%。而这一年增加的贷款总数，占中国整个贷款的20%到30%。——增加得特别快。——银行开始贷款了，所以大批的人都开始买房了。
但就是这么大批的买，也没有把那些开发商的房子都买尽，每年照旧有20%的当年盖的房子卖不出去。也就是说，他盖房子的金额，总比他卖出房子的金额，要高出20%。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拿钱来买房子，人家房地产商的信心就足啊，他坚定地相信：我下一步还可以继续开发、继续盖，肯定卖得出去。所以即使是剩房子，很多人都说空置率20%，已经是泡沫了，不能再继续干，但是房地产商说“没事”，说：我们这儿继续盖，买房的人就增加，我们这边正好供得上。一年多出20%，不要紧。——积极的很。——我就说，银行的房子贷款很大程度上拉动了房地产业。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贷款？第一，这是国家的政策，国家同意他们这么做。第二，你去问银行，银行都说：我们这是迫不得已啊，不贷怎么办？我现在有大量的存款，国家为了搞宏观调控，搞货币政策，让我的资金增加；我现在有资金，我的资金贷不出去呀！
大家都知道，80年代的时候，都在走后门找银行贷款。现在社会上也有人，包括很多民营企业家说：我想贷款贷不着，银行不贷给我。确实银行有资金，但是银行说：我不贷给你，这样的骗子太多了。你空口说白话，套出一个亿，答应给我3%的利息；头两天你可能还给我点儿利息，过两天你人没了，连本金都没了。我那一个亿，本来三年能收回三百万，可如今本金都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敢借给你吗？——这就是国际上的信用的问题。信用很重要。借给你钱的时候你得有足够的资本。你有两个亿的资产摆在那儿，比如用你的房子在那里抵着，我敢借给你一个亿。比如民营企业家，就说是那些大款，你有值两个亿的房子，我敢借给你一个亿。你不还，很清楚，你抵在我这里的房子拿给我。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你得有“资本金”，没有资本金，银行都不敢贷给你。中国很多企业家——到现在都是——空口说白话的人。他说他有一个亿，你要真去查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些人不一定比你有钱，别看他们在福布斯上的排行怎么怎么高。——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了，我又不是什么公司；但我明白，就是说他们的公司都是负资产。他们的负债比他们的资产还多呢！都是借人家的钱在玩儿。你要光看他的资产，他有好几亿，比如他有5个亿的资产，但是他负债有6个亿。所以他不如我，我资产肯定比负债多，我几乎不借债，我拥有的每一分钱都是正资产，而他的是负资产。——不止我，他根本不如你们在座的这些听众。因为在座的都是老实人，报社编辑之类的，据我所知都没有负资产现象。家里有间小楼屋，不管值多少钱，都是正资产，银行的几万块钱存款，也都是正资产。——所以很多企业银行都不敢贷款，国有企业也不敢贷，因为国有企业大量倒闭，也给银行带来大量坏账。那么贷给谁最好呢？贷给房地产最好。因为我买了一房子，我在银行搞按揭，这个按揭就是拿我的房子在抵押。所以银行不担心：你看，我贷给他一百万，他真有一百万的东西，这一百万就是他的房子。将来不怕他不还钱，因为这个按揭条例上都有，他要不还钱可以把房子收回来。所以银行这么积极地、拼命地给房地产贷款，因为房地产有保障。
但是我警告他们：这种事情对个别银行、个别的业务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所有的银行都这么做就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的银行给了这么多人这么多钱，所有这些人拿这些钱买了房子，——可关键是他们是还不起钱的人。银行挺有把握：没事，他不还钱我把房子收回来，我再卖出去，我不就把钱收回来了么。可是真到了那么一天，比如全中国有一千万人借钱买了房子，还不起钱了，就算银行能把这一千万的房子一下子都收回来，可这时候再卖出去，是什么价格？绝对是卖房子的比买房子的人多，房价往下掉，——香港的中产阶级负资产就是这么出来的。原本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一大堆借钱的人都成了负资产了，银行也是一片坏账。——这就是个别银行干是对的，个别银行贷款，房市上多个十栋楼、八栋楼，不可能把房价打下来，但如果是系统性、集团性地大规模发生这种事的话，那么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香港出现的房市暴跌必将重演。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追根溯源地去看，这一轮房地产拉起来的过热，也是有客观原因的：中国有大量的银行，有大量的资金贷不出去。他们主动找地方贷，于是终于找到了房地产这么一个好地方，带起了这么一轮过热。
那么这个问题奇不奇怪？是不是一个特殊性事件？我说不是。中国有两次有名的经济过热，一次是在1984年，一直到1988，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这轮过热最后就发展到“价格闯关”时的急剧通货膨胀。后果当然我们都知道，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大了群众的不满，这就和89年的“六·四”联系在了一起。我记得当时骂李鹏也是：李鹏一上台，就通货膨胀，——跟董建华一样。但这事不是李鹏的责任，他也是摊上了。——可老百姓不管，他就骂你：是你搞得物价一年涨20%。还有一次就是1993年。
特别是1984年那次，就是因为银行系统出现了问题。当时说：银行要改革了，要变成商业银行了。——过去是国家的几个银行都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帐都不分清的，——现在要分清了。当时有一个政策是：你现在手里有多少资产，就算你有多少资产。那么银行都想做大，赶快地往外贷款，拉着地方的人、让人家借钱；因为人家借钱了银行的资产就增加了。这一下子就失控了。中央也采取了紧急的措施，甚至拍电报，说“紧急停止”。——那时行政命令的手段还很强，但确实还是起作用的。——这一“紧急停止”，才煞住车。但是还是导致了通货膨胀。因为银行都往外贷款，货币必然增加得非常快，通货膨胀的形势已经形成。——84年那次就是银行系统出了问题。如今我们过了20年，还是照样，还是银行系统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