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亚当8226;斯密的“能力分工”到马歇尔的“差异分工”，再到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探讨企业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生产函数一一个内部没有“摩擦”的“黑箱”。这种“古典环境”与经济现实存在明显的反差。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成为现代企业主流理论。尽管它们打开了企业的黑匣子，然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诸多现象。80年代，迈克尔8226;波特以产业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竞争战略理论，成为战略理论的主流，然而在微观上指导企业的生产活动仍然乏力。 企业是什么？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哪里？企业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成为企业理论和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 90年代，一批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研究人员提出必须重新认识和分析企业。他们把研究的视角投向了企业拥有的特殊能力：企业竞争力及其核心竞争力。通过对许多大公司的研究分析得出：企业竞争能力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竞争力理论在90年代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异军突起，很快风靡全球。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测度方式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20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一、当代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各种学说 （一）创新说 熊彼特在1934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 ，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 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 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in groups or swarms，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久暂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大的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当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有其根本缺陷，那就是它抹杀了生产关系及其变动，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上面所谈到的诸如“资本主义”、“资本”、“企业家利润”、“利息”等等范畴，就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当然也就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说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换言之，这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两分法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创新在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谓的创新不仅指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进，比如新的促销方法、新的组织方式。一个企业在竞争对手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首先采用创新观念，很可能由此而改变双方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进入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在创新时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过分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国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而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厂商创新压力较小，创新的意愿也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更大的贡献则是其钻石理论。 （二）钻石体系说 波特的“钻石体系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因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机会变数与政府等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罗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菱形理论”。 波特认为，充沛的天然资源是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同时，他也承认，国家缺乏某些生产因素时，这种不利现象也可能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国内市场需求。在波特看来，国内市场大小与国家竞争优势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如果能激发企业竞争，抢先发展高级与精致的产品，领先国际市场声势，本国市场即使规模不大，照样可以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支援性与相关产业的表现。产业能够体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转换成其他国家无法仿效，也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第四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企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基本单位，企业体也是民族性的展现。民族性格不同，企业经营与竞争的形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机会变数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机会的来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最后一项可变因素是政府。过分的干预和极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以产业政策等方式适度的介入。 波特认为，由产业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产业兴衰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此基础上，波特把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的活力，他尤其关注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家能为企业提供诸如此类的良好环境，产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国家也将连带受益，国力也会增加。为此，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内各部门间若能连结为一链状机能，将提升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本身竞争力。在波特看来，并非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 至于波特教授的“钻石模型”之合理性，可以详见本人翻译的一篇文献。 （三）制度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8226;诺斯强调了制度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他对那种把产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于偶然技术革命的说法不以为然。而认为应把目光转向一个社会如何从封建制度以及产权系统的漫长孕育过程中脱胎走向现代化阶段。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所谓正当的经济活动）。由此而来的结论是，社会发展和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的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 新经济史学家也指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托马斯，1989）制度因素可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或制约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人类的选择行为，从而使制度的变化具有改变收入分配和资源使用效率及激励创新的潜在可能性。 政治、经济制度的稳定与否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若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则难以交易，或成本过高而使交易不可能发生，如90年代初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企业。同样制度长期没有创新也给交易带来高昂的成本，影响企业竞争力，如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国有企业。 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例如“亚洲四小龙”，在发展阶段转变时适时将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出口导向政策，其结果是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并使其经济表现优于拉丁美洲。政府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是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市场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存在着结构性、功能性和制度性市场失效门题，为了纠正市场失效，政府应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收入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增长，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职能，就是解决市场失效门题。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该是谨慎的，而不是滥用。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出现政府本身的失效即政府失效，而政府失效会导致市场的扭曲及资源的低效配置，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危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思，1994）“除非某种干预政策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否则这种政策将不会加速经济总体增长……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贸易和产业政策应该针对发生市场失灵的特定活动。”（克鲁格曼、澳伯斯法尔德，1998）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以此作为评判政策成败的首要标准。国际竞争力政策应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份。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曼库尔8226;奥尔森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进而，一国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与一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奥尔森指出：当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不前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决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一般来说，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经济状况最佳的国家获得了很多的资本，或某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迫大量地去储蓄，更不是源于这些国家人均享有极多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在奥尔森看来，市场制度在一开始总不是完善的，只要其基本的框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妨碍经济成长。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来发展。他认为，只有在那些稳定的、充满信任感的和发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繁荣市场所需要的权利从长期来看才有依靠。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杨小凯的运用诺斯的“制度说”来分析为什么当初的工业革命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而在英国发生，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将大有裨益： 以诺斯（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1500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8226;史密斯（Adam Smith）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画其中的精髓。 亚当8226;史密斯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8226;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8226;史密斯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自1500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在16至19世纪从事大西洋贸易获利的国家，以亚当8226;史密斯的思想足以刻画经济增长的精髓。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而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逊（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宾森（James Robinson）等人，在他们的新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他们认为16至19世纪西欧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是长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片段现象，但如能研究16至19世纪大西洋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藉此管窥经济增长理论的样貌，或能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完整经济发展理论所应具备的原理原则。 杰克逊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他们发现，西班牙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优于英国。 第一，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大西洋长距离航海探险，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这两国是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先行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甚至垄断了整个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葡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他们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所以西葡比英国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第三，约翰逊等人引用新马克思主义的边缘理论，认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以剥削（殖民地）为手段，越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国家，该帝国的国力应该越强。不过，英国与西班牙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有显著的不同。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以自治为主。基本上，英国让各殖民地成立议会自治，各殖民地拥有各自的宪法并有自主的税收权利。只有当英国本身遭遇战事，英国才会透过各殖民地均有代表的英国国会，以决议的方式要求各殖民地缴交特别税费。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大部分被送回祖国。所以，依照边缘理论的说法，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帝国主义发展，应该使工业革命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甚至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开发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约翰逊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约翰逊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个假说是，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institutional changes）。第三个假说是，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约翰逊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搜集历史资料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城市化程度以及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两项指标作为贸易发展下分工高低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收集了15至20世纪的东欧、西欧与南欧的城市化数据。他们的经验研究发现：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均有长足的发展，而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市，例如东欧、中欧或地中海的城邦，如意大利的城市等，则发展迟缓。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画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画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他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这些指数可以作为交易效率的代理变量（proxy）。他们发现，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进展，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各个城邦对财产权的保护，对特权阶级权力的限制以及自由经商的权利等均明显地增加，而那些不进行大西洋贸易的城邦则变化有限。 同时，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权力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的议会政治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经济成长的影响后，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有了很不一样的图像。这个图像是以英国为背景而非以西班牙为背景。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即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这些制度的出现以英国大革命打破都铎王朝贸易特许垄断权为先导，其中詹姆士二世复辟时期又打破革命后共和国执政克伦威尔的政治垄断，恢复议会制。但詹姆士二世企图恢复王室各种垄断特权，又被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有英国王位继承权），发动光荣革命，既避免了第二次大革命可能导致的新政治独裁，以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避免了王室的各种垄断特权的复辟。 约翰逊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富可敌国。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8226;史密斯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在当时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加上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有税收权，这使得王室从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益加助长王室权力与专制地位，造成社会中不可跨越的等级越加坚强。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社会不能善用大西洋贸易获得的好处，因此，社会中出现一种不能被逾越的等级，社会的流动性反而更僵固，贫富差距亦越悬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约翰逊等人的发现有以下几个含意。第一，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欧经济发展的历程，理解大西洋贸易在其中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其如何引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成长。第二，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出现在限制专制王权的议会国家，这些国家内没有皇室的特权，没有固定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流动性高，并且保护私人从事商业的各项权利等等。也就是说，英国与西班牙在制度上的差异正反映在商业活动是否开放，而商业活动的开放与否则影响了社会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阶级。第三，他们的发现与诺斯、托马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发现制度的确在经济成长中扮演关键角色。 上述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但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因为成立企业无法自动注册，所以一些政府官员就有寻租机会，可能造就了表面上是民营企业的股份公司，本质上仍为官商企业的特许利益等级，最终造成社会流动性遭受阻碍等情形。 因此，如欲中国经济发展长久延续，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进一步打破政府对商业以及贸易活动的垄断，限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以及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相符的政府体制等等，好让中国能像500年前的英国，让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造就中国的长治久安。二、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其它观点 （一）WEF和IMD的观点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阐发了自己的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内容。所以在他们看来，国际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受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和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的综合。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家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两机构都是从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等角度来评价各国竞争力。 （二）综合国力论 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汉斯8226;摩根索认为国家竞争力不仅以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志，而且体现于一国蕴涵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认为，国际纷争的背后，无不掩藏着争夺国家间的权力这一本质。 日本人则把综合国力分为三个侧面：一是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财政实力和对外活动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和防御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外交能力。其测算综合国力是采用社会调查法，亦称德尔菲法。这是一种直观判断预测方法，它是按“国力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三个侧面指标化进行调查，再按调查结果评分统计，最后取平均值即为国力值。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其综合国力方程为：综合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克莱因的综合国力方程把决定综合国力的众多要素大大简化了，其战略目标、国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统一的估价标准，因而克莱因评分往往带着各评分人主观臆断的偏见。同时，克莱因公式是静态的，即没有从时间流程变化来估算综合国力，无法评价同一国家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状态。 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轰动世界的《国力方程》一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物理学上科学简化基本变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为基础的科学方式，选择类似于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计算国力及其基本要素（如人口、钢、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与潜力。公式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时期的国家力量指数；(Ms)t和(Me)t分别表示t时期的钢和能源指数。后来，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强国》一书中，重新修正了他原来的某些预测。根据中国从1950到1975年间25年的人口增长、钢铁生产和能源消费等方面数据都比美国和西欧发展要快的事实，富克斯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三）政府政策论 政府政策论认为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是国家竞争力之本。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日、韩等国家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但是，这种论点有明显偏颇之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准也不断提升。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日本，传真机、机器人和先进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日本的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汽车业，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对象。首先打入美国市场的本田汽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到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重重阻挠几乎被迫歇业；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飞机工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至今也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有的行业虽然在政府的保护下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机床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乏善可陈。环视各国，凡是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这说明，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决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论 管理文化论认为企业是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企业管理文化论也构成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一个视角。这种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包括显性的意识形态和隐性的集体意识，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人们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其中集体领导、劳资协作、终身雇佣制、全面质量管理常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看到了企业管理文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深层作用，但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企业文化模式，在特定时期创造出竞争优势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场合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在90年代日本企业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作为回应，本田汽车最近反过来采取了美国式的个人负责制，以终身雇佣制著称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也结束了永不辞退工人的历史。 （五）劳工组织论 劳工组织论从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反动组织，是阻碍技术改进和经济成长的障碍。工会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推行，妨碍了对人力资本根据效率所做出的边际调整；工会制造了劳动力要素的二元市场结构并形成了工资刚性，阻碍了自动化技术的推行和跨工种的合作。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如果按工种、按工序比较，美国汽车业装配工人的个体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较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日本企业却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分工灵活，工序协作好。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的就业权利，防止资方削减雇工人数，就在劳资谈判时把工种分得很细，其结果是既妨碍了自动化的推行，也阻碍了工序间的合作，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丧失了劳动力。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国家竞争优势的创造源泉和因素。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经典理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竞争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后来学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对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三、国内外核心竞争力理论综述 （一）综合观点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当代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交融的最新成果 在这一交融过程中,经济学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最新成果，而战略管理研究更突出强调发展一种揭示企业内部本质的、更加实用的理论,二者的完美结合提供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然而论述以技能为基础的管理学文献所遇到的难题之一是作者们在描述这一领域的观点时所使用的一系列术语范畴。 类似的一些术语―实力、 技能 、竞争力、能力、组织知识、 无形资产——交替地被许多作者使用过. 肯尼思8226;安德鲁斯使用“独特竞争力”不仅对一个组织做什么进行描述,而目描述它做什么做得非常好.C8226;K8226;普拉海拉德和G8226;海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具有标志性的文章， 引入了“核心竞争力”一词。他们把“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技能和竞争力的集合，对企业竞争成功有贡献的“学习的杂乱堆积”。 有些作者希望重视“公司内的集体性学习”，他们选择了使用“能力”或“核心能力”来更好地表达其中的动态学习过程。 这些术语普遍所有的是对那些独一无二的能力、 知识和行为程度做出了界定，它们往往成为组织优势的潜在之源。 综合性内部能力对一个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的观点己不再新鲜 。菲利普8226;塞滋尼克写作了《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艺术》一书，他是承认诸如人员和以前的经验这些组织内重要因数的首批作家之一 。这些因数关系到在执行既定政策的成功机会。 他认为，一个组织的发展历史造成它具有“特殊的缺陷和能力”， 或者说是对构建执行期望政策的组织竞争力必然带来影响的自然出现的制度模式。塞滋尼克称这种组织的特殊特征为“独特竞争力” 。他把成功管理的艺术界定为对一个组织中任务或战略的适用性做出实际评价的一种能力。 他的结论是，影响一个组织的内部社会因素如果不是更能，至少与外部市场环境一样会同样影响到组织的成功机会。 这个结构影响了许多研究企业政策的学者。 然而，70年代初期以后， 关于独特竞争力或公司实力的研究停滞不前 。其原因是公司经理很难切实确定什么是公司的优势或弱点。 竞争力理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处于停滞不前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有影响的学者和咨询专家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战略分析方法。 在业务战略层次，以迈克尔8226;波特为代表的环境学派开发了一些分析框架， 如帮助经理人员理解外部机会和竞争威胁的五种力量分析法。 在公司层次，波士顿咨询集团与他人共同开发的资产组合规划论法，帮助公司经理们按照竞争地位和产业吸引力分析公司资产组合中往往迥然不同的业务。 资产组合管理为公司经理建立具备互补性增长和现金生成特点的业务组合提供了指南。对业务层次和公司层次战略的这些分析方法在80年代主宰了管理学的理论，但是着眼于企业内部竞争力的理论并未被完全遗忘。 随着80年代资源依赖学派的出现，这种理论积聚了越来越强的力量。 资源依赖学派注重根据企业的内部特征来分析企业为什么追求具有不同产出的各种战略。 其中心主张是，组织是可用来获得特许市场地位的区种专门化资源的积聚，是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资源依赖学派承认一个组织的历史和经历、特点和文化、优势和能力有助于它的战略，而目实际上对该战略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概念对于业务单位战略和公司层次战略都是适用的。 在业务层次，一个主要观点是竞争优势导源于企业的特有资源和能力， 而竞争对手很难模仿或购得它们。 在公司层次，资源依赖理论家把企业看作具有不同适用性的区种资源的集合 ，即企业的资源可被安置于生产不同最终产品的各种业务内。 一个成功的战略依赖于积累专门化的资源，并通过创造业务单位开发利用资源使资源与市场机会相匹配。 对于业务层次和公司层次战略而言 ，资源依赖理论家们把内部特征和能力看作比反复无常的市场上可变的需求更稳定的靠山。 这与早期的关注企业优势的理论家和关注竞争力与能力的著作有点类似。 美国学者杰伊8226;巴尼是资源依赖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 他的《从内部寻找竞争优势》一文探究了资源依赖学派的理论性概念如何帮助管理者理解业务和公司层次战略问题。 巴尼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如果具有（1）价值，（2）稀缺性，（3）难以模仿性，那么它们对于竞争就显得非常重要。 资源的价值是由可以得到的开发资源的机会决定的，这些机会有时会变化。 例如拥着个人电脑变得更加高级、更加便宜，IBM在大型计算机上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无价值。 关系到竞争的重要资源也具有稀缺性。 如果许多竞争者具备了相同或相似的能力， 那么没有哪一家企业将拥有竞争优势。 内维斯、古尔德和迪拜乐将学习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知识获得、知识共享和知识运用，但他们警告说，这些并非学习必需经过的阶段。 他们对诸如摩托罗拉、互助投资公司、法国电信和非亚特等公司的研究揭示，企业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 例如，某些企业看重从内部发展知识，而另一些企业更乐意接受来自外部的知识。知识传播在有的公司是非常正式的，而在别的公司知识却是通过网络或随意接触呈现非正式地传播。 不同的公司致力于学习的领域也不同；工程公司可能重视生产或流程的改进， 消费品公司则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改善分销或服务系统。 这些作者强调，不存在单一形式的成功的学习型组织，相反，右在许多不同的然而都有效率的学习系统。 作者同时指出了能够使各种组织增进学习的各种促进因数和方法。对组织学习系统有贡献的因素包括对度量的关心，开放的气氛，胜利感和领导的参与。 内维斯与合作者还提出了改进组织学习的各种战略。一种战略选择是通过强化或修正企业的学习定位使现有的学习系统更为有效。 另一种选择是改进各种促进性因素，如发展计量体系或鼓励更多的部门间沟通。第三种选择是尝试对学习定位和促进性因数进行变革。这将有助于经理们从改善或变革企业获得、分享和运用知识的途径中做出选择。 Y.多兹吸收了资源依赖学派发展起来的许多概念，讨论了如何对核心竞争力进行管理。多兹识别了竞争力管理中的五个关键过程；竞争力的开发过程、扩散过程、集中过程、影响过程和更新过程；列举了加速发展竞争力的有效管理手段，包括业务流程再造、质量管理、职业培训等。然而，使用这些手段也有风险。组织体重视改进或获得一种专门化竞争力会给现有权力结构带来挑战，或者会渐渐破坏自然出现的竞争力。管理人员也许还会识别不出理应受到鼓励的竞争力。类似的难题常发生于竞争力管理的每个关键过程。 在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里，开发和保护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将会使公司走在竞争的前头。而如何为实际操作中的管理人员提供实践上的指导仍将是竞争力理论学者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二） 各家观点 麦肯锡（Mckinesy）公司的凯文.科因，斯蒂芬.霍尔和帕特里夏.克里福德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以往投资和学习行为所积累的一系列互补的技能与知识的结合，他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是使一项或多项关键业务达到业界一流水平的能力。 梯斯（Teece）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许多有差别的技能、补偿资产和惯例的集合，它可以在某些业务领域为企业提供一种竞争能力，强化企业竞争优势。 梅雅和乌特巴克（M.H.Meyer, M.Utterback）认为，核心竞争力特指企业价值活动各环节所蕴涵的、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独特能力，如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等。这些能力往往直接映射为企业在产品系列创新、新产品上市推广、对广泛资源的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独特能力（个体化的且难以仿效的运作能力） 奎因、道赖和帕克特（Quinn, Doorley, Paquette，1990）认为，核心竞争力的积累与企业的持续发展、特别是企业核心产品与核心技术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由于产品与技术平台是需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才能建立的，因此，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以往的投资和学习行为中所积累的、独特的企业专长（历史性的难以仿效的知识集合） 巴顿（Dorothy Leonard Barton）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他取决于四个纬度间的强烈相互作用：技巧和知识基、技术系统、管理系统、价值观系统，而不易为其他企业所模仿。 周叔莲等认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是在一定制度的框架下，企业所拥有的、基于独特知识技术积累的一种竞争能力。他们还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能够作好什么的能力，以及为什么能够做的那么好。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与企业核心能力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一直的。 李海舰、聂辉华认为，核心能力是一种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技术或知识）的能力。整合不是简单的综合，而是以我为主，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驱动因素联为一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善于整合内部资源，更要善于整合外部资源。 张金昌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主要是由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竞争力所决定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四、 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之间的转化 企业是由一系列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当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使用这些要素完成某项工作时，企业就拥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的实质就是企业有效使用生产要素的能力。竞争力的形式极其多样，如由掌握某种重要技术专利而具有的技术方面的竞争力，由出色的市场营销经验和高效的市场分销网络形成的市场营销方面的竞争力，等等。对具体企业来说，不是每种竞争力都同样重要，如丰田公司与中间商打交道的经验和能力，就远不及它在汽车发动机方面的专长重要。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 ，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严格地说，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将技能、资产和运作机制有机融合的企业自组织能力是企业推行内部管理性战略和外部交易性战略的结果。 一项竞争力要成为核心竞争力，第一，需要具备充分的用户价值，即能够为用户提供根本性的好处或效用。如本田公司在发动机方面的专长是其核心竞争力, 因为对客户来说这是最有意义的专长，而处理与经销商关系的专长对客户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核心竞争力应该具备独特性，如果企业专长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或通过努力可以很快建立，它就很难给企业提供持久的竞争优势了。专长的独特性和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所决定。那些内化干企业整个组织体系、建立在系统学习经验基础之上的专长，比建立在个别专利或某个出色的管理者或技术骨干基础之上的专长，具有更好的独特性。第三，核心竞争力应该具备一定的延展性，应该能为企业打开多种产品市场提供支持，用企业一系列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都有促进作用。拥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意味着企业在参与依赖核心竞争力的最佳产品市场上拥有了选择权。如夏普公司的液晶显示技术，使其可以在笔记本电脑、袖珍计算器、大屏幕电视显像技术等领域都比较容易地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将其优势领域限定在一个很小范围。而如果公司没有取得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被拒之门外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市场，而是会失去一系列市场和商机。 核心竞争力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对企业长远发展超乎寻常的战略意义。 第一，它超越了具体的产品和服务， 以及企业内部所有的业务单元，将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升华为企业整体实力之间的对抗，所以核心竞争力的“寿命’比任何产品和服务都长，关注核心竞争力比局限于具体产品和业务单元的发展战略， 能更准确地反映企业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使企业避免目光短浅所导致的战略性误区。第二，核心竞争力可以增强企业在相关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其意义远远超过单一产品市场上的胜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如摩托罗拉公司建立在其无线电通讯技术专长基础之上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使其在核心业务交换机等通讯产品市场上享有持久的优势地位，在BP机、双向移动无线装置和蜂窝式电话等产品领域也遥遥领先。第三，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更多地是依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 ，而不是某项重大发明导致的重大跃进。因此，很难“压缩”或“突击”， 即使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仍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问。这一方面使竞争对手很难以模仿，因而具有较强的持久性和进入壁垒； 另一方面，由于建设核心竞争力的投资风险和时间超过业务部门的资源和耐心，这个方面的明确追求可以促使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超越部门利益的局限，更多地从企业整体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及早把握未来市场的需求，并及早投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之中。在建设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中落后的企业， 往往很难再赶上来， 很难想象有谁能从零开始，迅速赶上摩托罗拉公司在无线通讯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参考文献：1、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1934年 2、杨小凯 ，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西班牙发生”， 《南方周末》， 2003年4月24日 3、严勇、庄建， “国外核心竞争力理论综述”， 《社会科学》， 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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