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斯科特《国家的视角》①读前读后
第一次在书店看到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是在一次周五例会后。当时脑子里还萦绕着会上讲的科研项目申请的事宜。看到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再联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的《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②中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的论述，加上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国家的反叛与生存》③留下的深刻印象，想当然以为其内容大概是讲国家资助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项目由于制度的缺陷而失败。打开目录，很简洁，四个部分，十章。感觉是该书的内容离经济学的距离很远，而且有些混乱。城市、语言、现代主义、集体化、米提斯……粗粗翻阅，有些失望，同我印象中《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叙述顺畅，文字凝练，观点直接而富有强烈冲击力相比，该书似乎观点模糊、叙述混乱、文字晦涩，内容杂陈。后来因为写一篇关于“农民理性”的文字，一再翻阅《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又一再想起《国家的视角》。书中的两个概念还有印象，“清晰化”、“极端现代主义”。最终还是担心与一本好书失之交臂，再次站到书店的书架前。《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精练给我的印象太深，“字字珠玑”，这是我的感慨。我不想因为我对作者意图的不理解而破坏这种美好的印象。我显然犯了斯科特指出的极端现代主义的某些认识论错误，如“弱周边视角”。
假如再过十年，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该书的内容大多忘记了，甚至书名。但书中关于科学林业的寓言不会忘记。当把森林不是看作森林而仅仅是财政来源的情况下，森林被简单化为商业木材，这里有意义的仅仅是数量。进一步的简单化，要求森林的清晰化，以便于管理、计量和估价。于是，复合森林被单一森林取代：单一树种、单一树龄、整齐排列。杂木、落叶、枯枝被清除。单一森林像一个仪仗队，它整齐、整洁、具有几何的美学形式。但是，它缺乏生命力。土壤肥力的维持和培育被破坏、病虫的肆掠、无力经受暴风雨的打击。土地营养的破坏在森林的第二代会显现出来，产量将下降20—30%。这是清晰化的一个后果。美但不美好，有效率但不持久。这一隐喻包含了太多的意义：自负、短视、形式化、单一目标、地方知识……
清晰化和简单化也就是作为社会工程规划者和实施者的国家的视角。清晰化的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控制。度量衡的统一、语言的统一、人民的定居，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清晰、简单、从而容易控制的世界。在经济学上，清晰的世界是一个较少交易费用的世界。所以，产权应该是清晰的，私有产权因有着较高的清晰度而受到青睐。这里，科学林业的寓意是深刻的。既然森林的唯一意义是经济价值，清晰而简单的森林是成本最低的森林，也就是最符合管理者意志和要求的森林。林业管理者有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土地上。在这里，地图的隐喻也很有意义。对于利用地图的人来说，他不需要了解一个地方所有的知识，——即使有益也面临大脑及其他现实因素的限制——简明扼要的地图比充满复杂的地方知识的地图更有实用价值。清晰化和简单化的社会工程，即使有着丰富的进步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如度量衡、语言——但对国家来说，只是便于控制及实现其其他经济和非经济目的的手段。清晰化工程的第一步是规划。服从于目的的需要，必须对现实社会进行严格的抽象，正如将森林抽象为木材，将地理环境抽象为地图一样。这里，对人的抽象使之不再是完整的活生生的有个体生命价值的人，而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移动的棋子。抽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忽略和蔑视。人民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成为计划者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于是有了乌托邦式的“……主义”，“……理想”。按诺斯的说法，国家在制度变迁中作为制度供给者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克服“搭便车”问题。即使我们将国家幻想为一个仁慈的长者，国家眼中的人民其实也只是可操纵的棋子。意识形态不仅清理出一个清晰的有着简洁形式的棋盘，也清理出一个清晰的行走的路径。——棋子是不会反抗的。这是一种虚妄。——同样作为人的规划者将自己的理性提高到超越大众的程度。自由的批发者一意孤行地以为控制了物质的世界也就控制了精神的世界，岂知思想自由的权力是无法控制的。我们姑且承认这种愿望的良好，自命为“父亲”者没有自己龌龊的私利。但是，强加于人的任何借口也是卢森堡意义上的 “道德”基础的缺乏。
清晰化意味着国家需要一个简单的世界，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简单而粗暴的抽象，甚至对人民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忽视和轻蔑。这种绝对化的判断不否认清晰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晰化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问题是，如何看待清晰化形成路径。是一个自发的，哈耶克意义上的“秩序的扩展”的过程还是一个理性的设计的过程。人类不可能停留在蒙昧时代，清晰化是人类走向成熟的阶梯。但是，清晰化是可以设计的吗？人的理性是否有边界？如果有，边界在哪里？既然对相对简单的森林的清晰化控制都出现了失败，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类世界的控制又能走向哪里？设计的清晰也是美的，但不美好；清晰化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能借清晰的名义抹杀生命的真实存在；清晰化是可以实现的，但不能过高估计设计并实现清晰的能力。实际上，正如清晰的科学林业生命力下降一样，清晰化面临现实的解释性难题。于是，规划者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这就是理性主义。
启蒙主义留下的两项遗产，一是个人自由，二是理性主义。在规划者的眼里，这两者是结合的，自由仅仅意味着规划者的自由，借助于理性主义，规划者的自由建立在充分自负的基础上。上帝不再是中心，成为中心的是的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独裁是绝对的自由。极端现代主义，其自负建立在对“理性”的“拥有”上。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借口，一面旗帜。在勒布库西耶的城市规划中，没有人，只有建筑；没有活生生的人，只有理性的抽象的的人；没有人民的意志，规划者的意志就是一切。因此，城市的规划，最重要的不是适合居住，不是广泛的居住意义，而是，几何、美学、整洁、干净、直角、巨大的而虚无的广场……私人空间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它既不美，也不符合管理和控制的需要；为了效率，街道应该整洁，道路应该笔直，街角应该取消，私人空间应该让位于国家空间。如果说居住者还有什么愿望的话，他自己无法表述，也不需要他自己表述，规划者的意志代表了科学的理性的从而是追求或认同科学价值的人民的意志。即使建筑的美学意义，在于笛卡儿意义上的几何的美，还有卫生和空气流动。人民的实用的美学追求如邻里关系如多样性是落后粗陋从而没有意义的。于是有了巴西利亚，于是有了昌迪加尔。“理性主义”给予的盲目的自信使规划者进一步无所畏惧，权力拥有者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水泥和街道，也可以强加于大脑。在极端现代主义的视野中，整洁的城市可以塑造整洁的的居民。清晰的城市带来的是清晰的居民的清晰的生活方式。控制成为低成本的工程。但是，生活本身不是直线，生活依托的城市空间也不可能是直线。生活从而生命的意义是丰富的，它存在于日常的琐碎和繁杂中，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布的微观政治学观察和对极端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有意义的。
集体化也许不是单纯的为了实现控制的清晰化和简单化，如果可以算成是客观的话，共和国初期的雄心勃勃有其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国家和民族的背景因素。如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是，从最初的自愿自发组织到后来的国家推动甚至强制化，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强行推广也确实存在。集体化也确实具有控制粮食供应，集中经济剩余于重工业生产的意图。历史地考察当时的现实环境，我们能够为当初的举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有效的和无效的——找到解释。但是，国家行动的盲目性至少反映了——国家的自负：国家确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意图。失败和成功同样意味深长。集体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失败的。以集体生产为日益膨胀的城市提供粮食的目标没有很好实现，“生产粮食比生产原子弹还困难”。然而，集体化得以长期维持，其原因既不在于国家的强制，更不在于其效率。关键是，有一个规划之外的私人经济的存在。这个比重很小的私人经济成为集体化条件下最有效率的经济补充部分，因此，即使一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能将它彻底消灭。（在这里，我对斯科特对集体化的否定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缺乏应对市场的能力，而且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集体化对于风险的规避，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前苏联的教训证明，社会是复杂的，尤其是传统农村社会，他不是一个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也不是极端现代主义头脑中的干净的桌布。它的复杂性在于其广度和深度，这是计划者不愿意正视又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为了清晰化及有效的统治，农民的分散居住是不可取的。它增加了征税的成本，统计的困难，增加了作为外来人的政府的进入的难度。分散的农村会成为对抗政府的堡垒。暴政可能将分散的居民聚集为整体的仇恨而镇压将面临高昂的成本。至少，在审美上，杂乱的分布，凌乱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缺乏美学价值的。定居计划都有着美好的“愿望”，如建立共同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的建立、疾病的防治等等。在乌贾玛计划制定者看来，只有定居才能解决传统农业的生存问题，才能运用现代化技术，获得与自然竞争的胜利。即使我们承认乌贾玛计划的美好愿望，但这一计划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人的存在，忽视了有生命意义和价值沉淀的农民的存在。农民生命的价值是依附于其土地的，离开熟悉的土地意味着放弃其建立在独特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生存技能。自然，定居计划的控制意图是明显的，离开传统村庄的农民失去的不仅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失去了历史积淀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对生存线边沿的人民具有不可或缺的安全网意义，但这种社会关系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它可能成为对抗国家的武器。一举多得的定居计划实际上有效割断了农民间的社会关系，农民被分解为一盘沙子，再整合到一个可以有效控制的容器里。控制的意图还表现在定居点的设计上，似乎是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翻版，几何形式的美感是定居点住宅设计的追求。沿着公路一条直线排开，像一节节车厢。农民的私人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了，监督和控制变得更加方便和可行。美学价值背后是更高的政治价值。
极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虚妄在清晰化农业中到达了极至。实验室科学是惟一的科学。地方知识，长期积淀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由于不能在实验科学基础上得到解释，即使成功也可以归结为偶然从而不可靠。表面上似乎也是美学追求在起支配作用，但是，美不实用，实用的是利益。对官员和专家等外来者来说，他们所具有的通用知识在地方知识面前显得抽象而苍白，但承认地方知识实际上等于放弃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权威”。在这里，我们看到知识和技术的霸权。也许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可以结合。在杂交玉米的推广中，由于种子经常退化从而需要经常向种子供应商购买，于是，传统农民的自由受到了限制，接受控制成为生产从而生存的前提。
清晰化和简单化是国家看待社会和社会工程的一个视角。同时，作者也提供了一个我们看待国家及其行为的一个视角——控制。问题不在于控制本身，而在于作为控制的理念基础的极端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过于自信导致的是盲目、短视、弱周边视角。社会是复杂的，这决定了简单化清晰化的社会认识不能为国家行为提供足够的决策信息。关键是，作为社会工程项目对象或参与者的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有着真实生命价值追求的活生生的人。否定他的理性就是否定规划者本身及其规划。“致命的自负”，这是哈耶克的警告。国家，甚至一切控制者需要与其控制对象——如果控制可以理解的话——公平相处，国家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更需要米提斯。
读罢此书，我的思路逐渐清晰了。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②[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国家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④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