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科技与金融是全球化时代的两大核心竞争力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沿着自由化、信息化、全球化、经济周期同步化的轨道运行了三十多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以及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资本跨国流动更加方便、更加频繁、速度更快。金融全球化增强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也强化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过去十多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加快。国际游资不仅冲击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弱小国家的金融体系，而且冲击欧洲强国如英国、法国的货币。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了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美国吸收并利用了全世界70%左右的净储蓄，从而为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大大巩固和加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后遭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或影响，加之技术相对落后，增长相对缓慢。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科技争霸将会更加激烈，胜者肯定是那些在高科技领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宇航技术等领域领先的国家。科技和金融控制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总体实力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现代高新技术和资本控制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只翅膀，而这两个竞争力都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之上。
尊重科技和人才必须体现在制度建设方面
把科技和金融提高到核心竞争力的高度，是因为它们对于全球竞争的意义重大。要提升中国的科技和金融竞争力，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要重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必须落实在制度上。《邓小平文选》多处提到重用人才，如第2卷第70页：“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中国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人才问题。例如：人才，是开发核心知识产权，创民族名牌产品的关键因素；人才，是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我在“制度跟进到了最关键的时期”（http://zhengyoulin.aihuau.com 2005-1-26）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已经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就象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大小孩。已经人长树大，还穿着三岁时的娃娃衣服。好的制度把逃犯、投机者、异教徒和难民造就成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人和选民。坏的制度把良民改造成受贿者、卷款逃犯、白痴和难民。华夏大地要加快制度跟进。否则，各种危机会一步步逼近。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好的制度让人弃恶从良，坏的制度逼良为娼。网友跟进的帖子支持我的观点：在有好制度的情况下，即使内心缺德的人也不敢轻易作恶。于是至少在行为层面，有德的人会越来越多，缺德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在没有好制度的情况下，不仅缺德作恶的人会肆无忌惮，而且有德的人往往还要为德吃亏。
美国人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今天的命运来源于美国的宪法和宪政环境。不管对你对美国是讨厌还是喜欢，必须承认的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国家。科技、教育等等几乎各方面都领先其它国家的美国，也在引进他国的人才，并使得这些人才在美国得到成功。美国的强项就在于制度创新。发展经济学证明人类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最简单的是资源投入型，经济要素投入多，回报就比较大，东亚许多国家现在基本上是这种发展模式。高级一点的就是技术创新型，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获得垄断利润，美、欧、日以及中国技术创新的能力都很强。最高级的是制度创新型，可以使各种经济资源用倍数效应的形式产生结果，美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是跟美国社会的开放特性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一句话，当今中国，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制度建设必须迎头赶上
笔者认为，在强调数量增长的氛围之下，数量指标被过分地强调和突出了，人们忽视了一些软性的东西如制度建设等。制度建设“滞后”已经开始阻碍中国经济向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一位归国学者在他的观感中写道：看到了很多喜人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还都是在硬件上，而对于人的尊重，对于软件的投入还太少，浮躁之风很盛。在合资汽车企业中，外方只是投入所谓的技术和管理，可外方分得的利润是中方的三倍。这就是我们缺乏软件投入，缺乏对人才的尊重所付出的代价。
我觉得他的判断切中了要害。目前，部分国人非常热衷于做中国GDP在全世界的位子和所谓的“崛起的东方大国”之类的表面文章。相反，外国人对中国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倒是看得非常清楚。西方批评中国说：中国搞欺骗，中国盗版别人的软件、剽窃人家的设计、利用不公平的汇率向世界倾销东西、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等等。埃里克·勒布歇在《世界报》的文章中指出：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尚不及美国的1/6（实际只有三十分之一，笔者注。），这也是日本1950年时的起点水平。庞大的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其提供贷款的银行积累了大量坏账。中国能源极度缺乏，同时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有论者还突出强调了中国金融面临的困局：中国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异乎寻常！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25％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除了这些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也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腐败现象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生态环境崩溃、大量平民失去基本社会保障、大规模失业等等。
专制和专权的传统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死敌，而中国已经出现了学术行政化和金融为少数私人利益集团服务的倾向，这是阻碍中国社会整体向前进步的两大绊脚石。历来专制统治所推崇的优良传统无非就是皇权和专制。袁伟时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非制度性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里面有很多瑰宝。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架构基础上。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是受到压制的。
中国必须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尊重自由，尊重人权，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坚决彻底反对腐败，等等。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在国际社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也能够藉此吸引全世界优秀人才。
最大限度地鼓励自由想象和自由创造
早在1895年，严复就提出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国学习西方那么久，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学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被中国人素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里？他总结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后，亚马蒂亚8226;森讲的是同样的观点，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8226;森指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袁伟时先生举了沙俄和旧中国的例子：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没有什么力量牵制朝廷，沙皇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自由，它兴盛不起来。虽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发达，十八世纪就创建了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莫斯科大学，给世界贡献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因为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再来看苏联的历史经验。苏联七十一年，表面上很发达，但是最后垮下来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过是纸老虎！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础是财产权，在苏联这个财产权是剥夺了的；同时公民的各种自由是需要有政权保证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证。苏联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制度。
中国为什么穷，为什么经济不发达，为什么不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大国，首先由于没有经济自由。而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多元所有制形式的冲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暧昧、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的失范等）根本原因。前两天看来一个由凤凰卫视播出的一个节目，说的是陕北地区通过下文件的方式（部分）没收私人投资的油井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发生在21世纪的神州大地。当事人还被通缉，四处躲藏，律师被抓，还不让家人见面。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那就是事实。可见，经济自由离人民还比较遥远。这是权力在作怪，权力必须得到监督和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得出的普遍结论。
改革必须坚持以制度创新统揽全局
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非常彻底的改革，它始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和人事等领域。例如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建立退休制度、党政分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干部能上能下，以及“一国两制”。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邓小平主张“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他不是把制度当成“一种手段”，而是强调“政治程序的制度化”。把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及其他民主权利，有步骤地用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这就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和持久。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是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以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统揽全局，起到了事半功倍和立竿见影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