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史学家发现，公元 1500 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洋贸易，特别是跨大西洋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这其中，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对于这一点，杨小凯先生曾专门写过《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的文章，通过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与西班牙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来分析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篇文章以及小凯先生对好坏资本主义的区分的思想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自1978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现阶段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面临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与西班牙
贸易带来的好处以及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用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很精确地刻画其中的精髓。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上升；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创造了供给与需求；于是，贸易随之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变大；而市场的变大，将进一步将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正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经济发展的起源。经济社会也就不断地从这种分工与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中获得成长。西欧的大西洋贸易正触发了上述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过程，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虽然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但是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阿西墨格鲁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等人的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大量经验证据。
强森等人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具备的条件。他们发现，与英国相比，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上不但比英国起步早，而且许多条件优于英国。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看，如果工业革命能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也应该能在西班牙发生。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西班牙。至今，原来分别为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北美与南美，北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的超级强权，而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发展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
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首先，强森等人对上述的发展提出三个重要的假说。第一，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第二，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第三，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根据以上三个假说所建立的完整论述如下：大西洋的贸易机会，若能与各国国内内在的制度转变发生良性循环，则从大西洋的贸易得到的好处会引发经济成长与工业革命。而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发展初期所拥有的政治制度，与各国在大西洋贸易后所进行的制度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他们发展出制度指数(institution index)，用以刻画三种制度特征。其一，为刻画各国或各城邦、皇室或其它特权阶级侵犯商业活动权利限制的程度；其二，为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其三，则为允许人们在有利可图的产业中自由经商的程度。他们对经验数据的回归分析证明, 除大西洋贸易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正面影响外，一国的政治制度的专制程度对分工水平和城市化有负面影响。
第三，他们也发现，英荷两国在大西洋贸易之初，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
英国在进行大西洋贸易之后，社会中出现新的富有商人。这些富商为了保护既有的财富，或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便和原有的王室以及特权阶级发生冲突。由于英国自始就有比较自由的代议政治制度，这种议会政治对制度改革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因而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例如王室的财政与国家财政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企业成立不需政府批准而自动注册，从事国际贸易不需要经过国家特许，也就是一般民众可以自由从事大西洋贸易而获取利益等等有利于经济成长的制度因此出现。
强森等人发现的大量历史证据说明，这一时期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大型贸易公司不断减少，规模大多也相对变小，而大量与王室无关，没有特权的人民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新的贸易机会造就了与王室特权无关的新商人阶级。这些新富正常交税，在国会中有代表为他们发言，因此能在政治上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使得整个新富阶级在人数与影响力上比旧有的等级特权更强。另外，社会中的新富不再是固定的等级，社会阶级有了很大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分工的演进与贸易的发展，引发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而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发生。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大西洋贸易创造出来的新富中，有许多人是拥有地产的企业家。这些地主在产权能获得保护之后，利用土地取得资金，而这些资金也就成为进一步促进投资与赚钱的资本来源。亦即，有效地保护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财产权，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地主，不仅不会成为妨碍经济成长的障碍，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
而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却得到与英国相反的结果。由于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而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没有新的商人阶级出现，社会的等级性难以跨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最终社会也就没有新的制度创新，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二、 中国的经济模仿式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对比工业革命前英国与西班牙制度差异的过程中，小凯先生提出了他关于区分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好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坏资本主义不能带来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西班牙、南美的坏资本主义，中国明、清的坏资本主义（又有人称之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就不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因此小凯先生进一步指出，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更需要适当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英国与西班牙的故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有启发性。中国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开放大西洋贸易一般地开放了太平洋贸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绝大多数也来自太平洋贸易。中国至今享有与美国极大的贸易顺差，正足以证明中国正是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经济成长的好处。
但是按照小凯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类似于500年前的西班牙，而不是英国。虽然现在的中国也在享受着通过太平洋贸易而带来的类似于当年英国在大西洋贸易中所获得的经济好处，但是，中国目前的制度结构并不能将这些获得的利益在国家内部进行平均的、平等的分配。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是建立在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之上。这种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太平洋贸易获得的好处，不但无法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反而被垄断性的官商企业以及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所独占。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TO，至今，中国政府仍然维持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限制。中国政府不允许私人任意成立企业，亦即成立企业需要政府批准，政府仍然垄断着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新闻媒体业、汽车制造业以及大部分的外贸经济活动。
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政治垄断等等现状，并不能导致分工与市场贸易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从而使得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又同时面临着如何处理“后发劣势”的问题。后发劣势跟坏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
“后发劣势”意思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清朝的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从而导致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虽然这种模式短期内相当成功，但是从苏联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坏资本主义。
因此，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对现实的分析，小凯先生认为，中国要想经济发展持续长久，就必须在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导致“后发劣势”，及时推动制度模式的转换，真真正正的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从而使太平洋贸易带动制度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
这是一篇很少涉及我个人思考内容的文章，一是对于经济学的内容了解的尚浅，二是由于平时对时政问题关心的不够。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更多的是转述了杨小凯先生有关方面的思想。通过对经济学部分知识的了解，使我看到了一个同哲学世界一样精彩丰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不论是经济学还是哲学都在对我们每日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进行着关注和解释，无论我们手中的工具之间有何差别，我们的目的都是属人的，都是希望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支点，从而减少在个人乃至群体生命展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亦是通过对部分经济学知识的学习，使我接触到了杨小凯先生这样一个让人钦佩和敬仰的思想家以及他那些闪光的思想，使我更为深刻的认识到曾经个人眼界狭小竟至难以启齿之地步而不自知，因此，我觉得小凯先生的思想成就固然值得我辈去学习和钦佩，但他于治学中的精神则更是我辈需要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