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学界涌起一股对市场和政府作用重新认识，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发力量和私人产权的新思潮，并逐渐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本文统称这股思潮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①]，本文的目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渊源及其主要流派
自由主义一词，正象民主、宪政等公认的褒义词一样，观点迥异的各方都喜欢拿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因而其含义也经历多次变化。当它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形成思潮时，经济上的主要主张是，支持自由放任主义，要求减少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支持自由贸易。20世纪尤其是美国193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的经济学家（二战后一度占据主流地位）赞成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支持企业国有化和限制个人契约自由，他们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将仍然持有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观念的少数派（如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称为保守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私有产权和市场自发力量的的人慢慢又占了上风，这些人也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以表示对19世纪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研究者多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者，但却被赞成政府干预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本文称其为新自由主义，是按18、19世纪“自由主义”一词词源上的意义（个人独立决策和减少政府干预）来使用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统称，其中包括许多学派，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主要观点显然都一致反对政府的过分干预（没有人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和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印证和补充。大致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以下几类：（1）对市场机制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政府的宏观经济干预无效性的研究：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2）强调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及西方世界致富原因的研究：产权学派、新经济史学和新制度学派（很大程度上三者是相互交叉和融合的）；（3）以怀疑性眼光对政府干预动机和决策过程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和对国家干涉主义代价的研究。（4）其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说。
二、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无效论：对市场机制的重新认识
市场效率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
迄今为止，人们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方面，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而这并不完全来自于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结果的比较（当然这种比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更多的来自于经济学理论对此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当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价格机制的功能，能够将日常生活中各人在价格引导下、受自身私利驱动所作的独立分散的决策（排除暴力和欺诈的可能），最终协调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自发秩序的形成）的时候，他并不能给予严格的理论论证，很大程度上只是经验的总结和日常生活的直觉。到了19世纪后半叶，列昂·瓦尔拉斯提出了这种理论的一个数学形式，经济学获得了第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所谓一般，是说它是包括一切商品和市场要素的市场，所谓均衡，是指它解释了每一市场上需求的和供给的数量怎样相等。但是瓦尔拉斯的数学方程式并没能说明该方程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解，即是否存在某一个物价集使一切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或者说关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证明。20世纪30年代，亚伯拉罕·沃德的研究曾给予这些疑问以肯定的答复，但是他的证明作了一些不真实的假设，没有得到认可。20世纪50年代肯尼思·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德的经典论文《一个竞争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利用拓扑数学中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一般均衡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后来德布鲁又成功地放松了许多假定条件（如引进政府部门、税收和公共物品），并对均衡的唯一性以及与竞争均衡相联系的规范特征进行了分析。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得到了理论上的证明，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的信心。
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能够在理论上说明，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经济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在现实中是否能实现稳定或者说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干预（完全的自由放任显然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存在），理论界却有一段认识分歧与发展的过程。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信奉现实中的一般均衡，典型的如所谓的“萨伊定律”即“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不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或者无法销售的产品，市场价格能够出清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大萧条发生之后由凯恩斯开创的，汉森、萨缪尔森等人改造的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就业不能保证，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常态（也会出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情况），因此需要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行需求单方面的管理，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后来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在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通过政府的降低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如政府创办公共工程手段创造就业等）形成财政赤字创造需求，同时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应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形成预算盈余来压缩需求，同时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菲利浦斯曲线[②]的提出，更是为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调控提供了选择的工具，即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一个反方向的关系，政府可以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与更少的失业率、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与更多的失业率之间进行选择。由于失业率与国民收入增长存在反向关系（或者说就业率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对固定的正向关系即奥肯定理），因此高通货膨胀率是与低失业率、高就业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联系在一起的。从此，凯恩斯主义者们给予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借口，各国政府也因此以及其他种种理论和现实的原因，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货币主义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反对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由于货币主义的批判，特别是由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局面并存[③]，很大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宣告终结。货币主义认为，在政府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动荡远远低于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程度，政府的任何干预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动荡；政府的真正作用不是试图在短期内影响市场，而是首先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的、有规律地增加，货币总量的稳定将带来价格的稳定，价格制度本身先稳定、进而各经济主体的预期稳定，最终经济体制将因此变得更为稳定。
货币主义的理论主要有（1）在更严密的形式下复活了古老的货币数量论，认为凯恩斯主义忽视了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重新评价。弗里德曼发现货币需求事实上很稳定，由于时滞（观察时滞、决策时滞、效应时滞）的存在，政府货币供给的变化很难跟得上经济循环周期，市场经济随经济周期波动但凭自身可以自动恢复充分就业。因此通货膨胀纯粹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萧条大部分应归因于政府错误的的货币政策[④]。因此货币政策应尽可能简化，应该用固定的规则来代替官方的相机抉择政策，只要保证货币供给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率（在美国为3-5%），宏观经济就可以大体维持在充分就业状态。（2）提出永久收入和生命周期概念，改造了消费理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无效。凯恩斯曾认为企业家在作投资决策时会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个人的投机态度来行事，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忽略了消费者在作出决定时，同样会对个人职业前景、价格波动、个人收入和购买力的未来轮廓进行预测，甚至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排除了对预期的任何考虑（简化的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则将预期现象扩大到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中去，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短期内可以影响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但不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是由永久收入（消费者预期在一生中个人由于职业变化、家庭情况、财富状况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而非各年度收入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几个月的收入变化，不会影响到人们对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人们不会根据眼前收入变化的偶然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是根据永久收入来行事。政府的需求管理措施，比如说减税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将被消费者认为是家庭的暂时收入，绝大部分将会被储蓄起来而不会用于消费，总需求不会因此而扩大；若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消费者认为政府支出增加意味着个人未来收入的减少（未来期的税收将提高），当前就会减少个人消费，总需求也不会扩大。所以，需求管理措施归于无效。（3）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认为菲利浦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在长期并不存在。自然失业率是在没有货币因素的干扰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因此也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失业的原因是缺乏技能或受就业结构的限制而无法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竞争市场上，工资可以上下自由浮动，一切愿意按市价出卖劳动的人都能就业，凡失业者都是对当前工资水平不满意的自愿失业者。如果政府运用菲利浦斯曲线干预目前的失业状况，采取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厂商因产品价格上涨盈利增加而提高工人工资（吸引更多的人就业），而工人没有预见价格上涨，误以为货币工资的提高意味着实际工资提高，就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增加，失业减少；但从长期看，工人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变化调整预期（被称为适应性预期），发现扣除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增长，于是又恢复自愿失业（或由于要求增加工资引起雇主的解雇）。在这种情况下，总的物价水平已经上升，但失业率却没有减少；如果试图再降低失业率，则必须在已经上升的物价基础上，再提高物价水平，短期内仍然有效，失业率下降，长期内仍归无效，自然失业率恢复，通货膨胀总水平却不断上升。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理论，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中失业率与越来越高的物价上涨率联系在一起、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现象，也说明了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在长期内是无效的，并引起工资和物价的累积上升。
理性预期学派[⑤]
理性预期的概念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穆斯提出。以罗伯特·卢卡斯、托玛斯·萨金特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之前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基础上，利用理性预期方法，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主要理论有：（1）改造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假定前提，建立理性预期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假定的分析前提，即个人总是在寻求最优化（经济人假定）以及市场总是趋向供求平衡（除非有法律的限制和政府政策的阻碍）。理性预期学派给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赋予更精密的内涵，认为个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可以理性地预期未来，经济人将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并考虑到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理性预期的结果是有效的，预期误差的方差小于其它的预期方法；经济当事人对于事物判断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客观概率分布；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预期，或者每个人预期正确无误，但他们预期的误差平均是零（人们主观期望平均等于变量的实际数值）。因此，政府合规则宏观调控政策能被社会公众以平均零误差地理性预期到，并采取相应的规避行为，不会产生效果。对于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趋向供求平衡的假定，理性预期表示赞同，并在完全浮动价格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认为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商品价格可自由浮动使供求平衡、市场出清，因此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均衡，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2）对菲利浦斯曲线的认识在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当政府根据菲利浦斯曲线操作时，公众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会利用现成资料（包括阅读经济学家建议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大致准确地预测到政府的扩大总需求政策将带来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并因此降低实际工资率（虽不一定准确，但预期误差是随机的、偶然的），从而拒绝随政府扩大需求政策的出台、名义工资上涨而就业，政府增加就业的企图在短期内就无效。只有意外的货币供应量增加，才使实际通货膨胀率偏离理性预期的通胀率，公众被名义工资率上涨所惑而就业，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就平均而言，人们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是正确的，总产量、就业量和失业水平将处于自然水平。（3）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太片面，忽视了供给一方，以为总供给可以随着总需求的扩张而无限扩大的假定不现实，或者说只是特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生产过剩、失业众多情况下有可能）。在自然失业率情况下，总供给也是固定的，总需求扩张造成价格不断上涨，人们会形成理性预期，要求工资相应提高，这样生产成本增加，因此总需求管理政策只会使价格上升而不影响实际产出量。任何可预测的货币政策都只会影响到名义数量（价格、名义利率），而不会影响到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实际数量。只有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比公众预期的要快或慢，才对实际经济活动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随机的、偶然的。频繁采用这种不可预测的干预形式，不仅无效，而且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随机冲击，破坏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削弱市场活动参与者的正确预期能力，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是（1）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为政策目标，反对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扩张来人为地刺激产量和就业的增加（2）崇尚市场自由运行，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能够保证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协调稳定发展，充分有效利用各种资源，克服经济危机。（3）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反对实行愚民政策，政府用随机不规则的政策手段来欺骗公众暂时能达到某种政策目标（使就业超过自然水平），但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波动和社会动荡不安。
三、 私有产权的重要性：企业效率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二战后西方国家不但扩大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还通过接收或新建形成了大量的国有企业，特别是法国密特郎社会党政府上台后，更是将大量私人企业国有化。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仅仅将企业视为利润最大化的技术函数的假定，运用经济人的假定，通过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的研究，说明了企业的行动是企业内各利益主体效用最大化行为的合成，得出私有产权制度对企业效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而在政策上反对政府将大量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政策，维护私有产权制度，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兴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提供了理论依据。
交易费用与产权
市场经济利用价格来作为配置资源的信号，但是价格机制的运行却是根据有关经济当事人之间、自愿交换和合约履行的规则和制度作出，而这些规则和制度的运行，是需要代价的。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说：“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产生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原因在于要发现相对价格是什么…在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协商和签定合同的费用也必须考虑进去。”简单地说，为完成一笔交易，在签约前发生地搜寻产品、价格等信息的费用，签约中的谈判费用，签约后的监督和执行费用，这些费用都是围绕交易发生的交易费用。如果“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让某种权力（企业家）来支配资源，部分市场费用（交易费用）可以节省”，从这个意义说，企业产生于对市场的替代，即在企业内部，用命令机制节省（原本在市场发生的）众多资源组合和投入生产时的交易费用。当然，企业内部的命令机制也是有成本的，因此企业扩张以替代市场，扩张的边界将停止于内部命令机制的边际成本等于外部市场机制的边际交易费用。
市场交换的实质，不是交换物品和服务，而是交换拥有物品和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称之为产权；而市场显然就是交换产权的财产所有者的集合。要使价格机制运转起来，交易人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财产）有明晰和专一的（排他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如果不是的话，买卖双方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将非常高，乃至高到使交易的进行不再有利。对产权的不同规定（正式的法律制度和为习俗所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就是不同的产权制度；而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围绕交易发生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对财产的保护费用也是不同的。财产的个人所有权，可以帮助所有者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最终有利于交易的达成（自愿的交易，将给交易各方带来收益），因此财产的个人所有权是竞争性市场的基础。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保障，显然是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没有产权制度的社会（也因此不需要保护产权的政府），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财产（如土地），需要自己亲自出面维护（除非该财产不存在稀缺状况），为此花费的时间和代价（成本）将是巨大的，为财产交易发生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如果建立政府并界定产权，由政府履行和保障产权，保证财产交易协议的履行，因此发生的政府运行成本，一定小于没有政府和产权时发生的成本。在现实生活中，除了个人产权外，还有公共产权（包括以全国性或地方性政府名义掌握的产权）和集体产权、社团产权[⑥]等等。一个产权制度是否有效，就看其是否可以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对财产的保护费用，促进资源的配置效率。
产权安排与企业效率
私有产权、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政府产权，哪一种产权安排可以实现效率？科斯定理说，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效率结果与产权安排无关，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配置效率。但是当交易费用存在时，产权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物品，私有化不是社会最佳的制度选择；而消费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私人产品，私有产权制度下交易费用才可能会最低，因而是效率最佳的产权安排。因为产权一旦归私人，私人就可排他地使用和获益，也就会关心自己的产权不受他人侵犯，并推动界定私人产权和保障产权制度的形成。那么，企业的产权结构该如何安排才能实现企业的效率？产权经济学家们的答案是，只有私有产权才行。
企业是资源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的一个组织，该组织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解决计量生产力的投入和报酬相匹配的问题，否则会形成偷懒和搭便车的行为。但是这种计量问题是难以通过直接观察和计算来解决的，必须建立一种可监督的结构，让某些人专门从事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工作绩效（精力、热情、工作态度、产出等），那么如何防止这些监督者偷懒？答案是通过监工的专业化、职业化，再加上享有剩余索取权。其实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剩余索取权，也就是监督者可以获得扣除其他资源所有者获得的固定报酬（主要是工资）之后的剩余收入的权利，因为监督者越努力，生产越有效率，监督者获得的剩余收入就越多，也因此越有努力的积极性，如此造成良性循环。在个人业主制企业，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监督者，就是企业产权所有者个人本人，这也是激励性最强的产权安排，因为监督者（所有者）的所有努力，都可以表现为剩余收入。在合伙制企业下，由合伙者多人分享剩余索取权。在股份公司，是股东分享剩余索取权，而真正能够、愿意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是持控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所以说，企业效率来自于企业内部的产权安排为私人产权。有人认为当前大量的现代企业中，掌握大权的职业经理阶层，一般没有股份或者股份很少，即所谓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似乎企业产权不需要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只要职业经理能干，也能实现企业效率。根据产权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型工商企业中，一半以上仍然是私人（自然人）控股，非自然人控制的企业是不普遍的。所谓的两权分离，忽略了所有者仍然具有选择职业经理、决定他们的报酬制度的特权和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因此所有者仍然牢牢控制和监督着企业；也只有控股的私人股东（所有者），才有充分的积极性去控制和监督企业的其他要素所有者的活动，并实现企业效率。
公有产权安排下的企业（主要是政府为产权所有者的企业），难以保证实现企业效率。一方面，作为企业产权所有者，政府只能通过它的雇员前去监督企业的其它各方参与者；而政府雇员，不可能象私人那样出于关心自己利益的目的来积极监督企业，因为没有私人利益的最终刺激，就缺乏有效的机制来评价和激励政府雇员对企业的监督行为。另一方面，公有企业没有被接管的风险，其经理人员也没有市场的竞争，因此经理人员受到的压力不大；政府官员又缺乏必要的知识、能力和动力选择好的企业经理、对企业重大决策行使最后决定权等等，最终频频发生决策失误。因此，企业的产权安排如果是公有的，很难保证效率。
私有产权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只有西方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束缚，实现相对丰裕？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的有效率的组织，就是在安排和确立产权方面建立一套制度，为个人努力提供强有力的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所得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这样的产权制度只能是私人产权制度，因为私人产权如果没有确立或得不到妥善保护，私人无法或很少从他的努力中得到收益，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某种活动（虽然对社会可能有利），或者说，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以上因素并不能促使经济增长简单地发生。那么，西方世界的私有产权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呢？诺斯认为，导致这一制度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并不是必不可免的，在西方关键因素是人口的变动。
中世纪的欧洲，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产权，封建法律下几个人（国王、领主和农奴）对同一块土地都有权利。领主和农奴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承担义务的公约制（领主提供保护和司法，农奴提供义务劳动），订立契约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无政府状况给经济和社会的运转带来的高昂的交易费用，但是领主无权为自己的利益修改契约条款，习俗惯例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大约在十三世纪，由于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相对固定（最好的土地已全被占用），劳动密集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土地密集产品下降，劳动相对不值钱，而土地变得更值钱，这就促使领主和农奴去寻找对土地更加专有的利用形式。领主们倾向于取消农奴的义务劳动，把土地租给他们，收取定额现金（农奴也因此变成农民），这样农民就占有了自己全部的劳动力，个人对劳动力的产权形成了。到十四世纪，由于大饥荒和黑死病，半个世纪内欧洲人口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口下降导致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手不足，为了保住自己的农民和吸引其他农民，贵族们被迫延长土地租期，以至于终身租约最终出现并流行起来。终身租约实际上变成了可以世代相传和继承的租约。到14世纪后半期人口重新增长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瓦解，无法恢复。16世纪的严重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和地租上升，劳动力的“货币价值”下跌，贵族们感到在自己的领地上雇佣劳动替代农奴劳动更有利可图。从此，土地的现代产权形式如直接经营、租佃、土地收益分成制都出现了，土地的私有产权真正诞生了。十三世纪是贸易和商业扩张的时代，银行业和商业制度也得到了改善。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的制度安排创立并推广开来，并发展出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产权。
劳动力的个人产权、土地和无形资产的私有产权产生后，必须有可靠的制度加以保护，以使得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为产权所有者提供激励。显然只有政府的权威才能确定和实施产权制度，而且费用要比其他团体的交易费用低得多。那么政府为什么要保障产权制度？对产权制度的不同保护将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政府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的组织，14世纪起为了维持政府的存在，君主必须得到远远多于传统封建收入的财政收入；而承认土地私有产权，准予土地转让，可以确保君主不丧失现有的封建岁入，对无形资产产权和贸易的保护，也可以带来大量的税收。但是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要求，并不一定带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产权保护制度，因此并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产权制度安排。从历史看，英国议会分享了君主对征税权的控制，有利于保障私有产权制度，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私人收益率，刺激了生产要素（人和资本）的流动和潜在生产力的发挥，从而获得了经济增长；而法国三级会议将征税权让给了君主，私人产权制度没有得到保护，君主制定的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权，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了生产性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
四、政府的真面目：对政府干预目的和能力的怀疑
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几乎决定了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交换，不存在政府（或仅仅看作是只负责安全的守夜人）；凯恩斯之后提倡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中（也应该包括凯恩斯之前的庇古），将政府简单地假定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者。两者对政府的看法都有失偏颇，前者否认了政府可以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后者将政府想象得太美好。以詹姆斯·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并不具备仁慈和正确的天赋，在政府内工作的人，与市场上受个人利益驱动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既不会更正确，也不会更仁慈；政府的结构和运行规则是人类制造的，并不一定比其它任何社会组织的规则和结构更加正确无误。因此，公共选择学派运用市场分析中的经济人假定来分析政府行为和政治现象，从而为探索民主社会演变的动力过程开辟了新道路，为奠定对公共经济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看法的基础作出了贡献。
政府的真面目
政府并不能象一个富有理性的人那样，表现得前后行动一致，或者比构成政府的个人还有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政治舞台就象经济学中的市场，个人在其中交换利益、看法，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反应，个人的自利行为也因此合成为政府的政治行为（提供一定数量的广义的公共产品）。在这里，关键是如何将个人的偏好转化为政府的决策。在民主制度下，这种转化的机制或程序显然主要是选举制度。在直接民主制度（全民投票）下，多种方案直接竞争投票者的选票：如果采用一致通过原则，那么很难产生结果；用多数票通过原则，在投票者的偏好为单峰型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均衡的结果，其结果是处于（可排序的）偏好处于中位的投票者所中意的方案获胜。在间接民主制度下，不同的政治候选人竞争着选民的选票，只有最符合中位选民偏好的政治家可以获得选举的胜利，代替选民从事政治决策。公共选择理论由此也证明了为什么政治候选人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都接近于中位选民的偏好）而不走极端，两党制政治为什么能够稳定等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单峰型（或者可理性地排序的）的偏好并不能保证，这就导致很多时候不能产生均衡的投票结果，被称之为投票决策困境。能不能找到一种决策规则，可以避免种种决策困境？或者说，在民主社会里，能否找到一种投票程序，它所产生的结果不受投票顺序的影响，同时又尊重每一个人的偏好，能将所有个人的具有完备性、传递性的偏好转换为一种社会偏好，作出前后一致的决策呢？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从逻辑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建立一种与每个公民的偏好都一致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可能的。这就保证了民主社会的利益多元性和互不相同的方案之间的竞争，排除了独裁的可能（如果存在单一的社会福利函数，独裁也可以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行为是各方利益主体效用最大化行为合力的结果。大致上有三方力量在其中活动：（1）选民和特殊利益集团 理论上说，选民一般会投票给提出最接近自己偏好的方案的候选人，但是对单个选民来说，自己的选票对最终结果的产生影响甚微，而参与投票和了解候选人的信息需要成本，因此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不去投票或者不去了解候选人的政治纲领（保持理性的无知）。现实中选举制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除了选民的政治理想和所受到的公民教育等原因外，关键的是作为积极选民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人数少（各人分享的利益多），纪律约束性强，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他们会积极去了解候选人、宣传他们的纲领、参与投票，或者去影响已经当选的官员，制定有利于自己集团的法律。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危害社会利益，实际上也不存在所谓的一致的社会利益，关键在于应该开放机会，让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都能有表达的机会，相互竞争、妥协以形成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2）政治家 政治家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目标是当选，需要竞争选民的选票。只有采取符合中位选民偏好的立场，政治家才能赢得最多的选票。当选的政治家为了再次当选，在公共支出方面倾向于扩大规模，以取悦更多的利益集团，在公共收入方面倾向于用发行公债代替税收，既不增加选民负担（至少在发行时）又可以弥补因扩大开支而造成的赤字。（3）公务员 公务员是政府中的常任官员，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凭借着信息方面的优势，公务员效用最大化行为表现在追求本部门规模不断的扩大。这样既可以显示出工作业绩，又可以从中取得个人利益（晋升机会、工资、权力等等）。公务员还倾向于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特别是制造垄断和管制的机会，从而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寻租）。总之，选民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政治家追求当选而利用公债扩大开支项目，公务员为了自身利益扩大本部门规模和增加公共管制，最终会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于浪费效率低和对社会干预程度的加深。这与现实中政府的规模、财政赤字和公债不断扩大，政府部门缺乏效率的现象是吻合的。
政府干预的代价
由于政府内各行为主体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具体负责的公务员又缺乏竞争和对成本的关心，因此政府的活动并不能象应该的那样或理论上能做到的那样有效，这就是政府失效。政府的干预往往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在同等条件下，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效率上也往往低于市场的解决办法。公共选择学者们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一系列立法的后果，计算了政府干预的给社会造成的代价[⑦]。
这些立法的主要领域和代价是：（1）对市场的管制 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从1967年至1974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使美国的私人企业承受的负担增加了50%。航空运输业，1970年的估计是，实行价格管制比没有管制价格要高出32%至47%。公路运输业，1964年的估计是，不受管制的运输者比受管制的平均成本低41%到58%。国家管制甚至拥有产权的公共交通公司，在私人汽车竞争面前总是节节败退。（2）政府垄断行业 美国政府垄断的邮政服务，比起私营邮递服务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提供的服务质量更低，收费更高，因此私营邮递公司的营业额不断增长，而政府邮政在下降。美国电力生产的三分之二属于公共部门（主要是地方政府），研究证明对电力工业实行政府垄断毫无用处，生产费用高于私有电力企业。电信部门情况也如此，政府垄断没有竞争，使效率十分低下。（3）福利政策 最低工资政策事实上增加了失业，反贫困斗争的结果是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及各大城市财政几乎破产），而收入再分配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几乎没有效果（再分配往往不是在最富者和最穷者之间进行，而是在中间阶层之间进行），社会保险对美国生活优裕的人比对低收入者更有好处（高薪者就业晚，平均寿命长，因此缴费时间短而领取退休津贴的时间长）。
政策主张
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对政府行为和政府失效的研究，得出的政策主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重新创造市场，减少政府干预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是在立宪层次上制止政府权力的增长。所谓重新创造市场，就是尽可能在政府部门创造竞争，包括允许若干（而不是一个）政府机构对同一项工作提出相互竞争的预算，允许将节约的预算资金部分归己以发挥部门或个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经常的、尽可能地由私有企业来承包公共事业（私营的消防服务、监狱管理、垃圾收集等事业已经有成功的例子）。研究者还设计了如教育券、污染许可证等方法，来创造市场，增强竞争，替代原先的福利政策或管制措施。
在立宪层次上制止政府权力的增长，主要有：（1）在宪法中坚持平衡预算，反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预算赤字，从根本上限制政府的权力。由于布坎南等人的推动，平衡预算的宪法修正案被提出，该修正案要求“总支出不得超过总收入，总收入的增长不能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实际支出不得超过预算规定的支出额”。（2）在宪法层次上对税收和财政支出实行程序和数量限制。程序限制主要有：对财政法案，要求在会议中全体一致（至少是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而不是过半数）通过，否则就是财政剥削；以宪法的形式规定税收负担和财政支出的受益范围应该遍及各阶层，这样增加税收的热情会大减；在财政决策中每一笔支出都必须有相应的税收为其筹资（以降低立法机关过度支出的倾向），否则不予表决。数量限制是指规定财政支出和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宪法的形式限制课税的税基和对特定税率的直接立宪限制。（3）从立宪角度主张货币供给要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要相对稳定而不是随机变动，要按与实际产出增长率大致相等的速度增加，并且这一立宪原则要广泛宣传并有法律保障。
五、其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
以上介绍的是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影响比较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从地域范围说，主要集中在美国。在美国，还存在其他一些持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如以加里·贝克尔为首的新消费者理论和供给学派等。以拉弗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主要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对市场过度干预的需求管理政策，反对社会福利制度，要求降低对企业和个人所征收的税收，减少社会福利，取消对企业加以限制的种种规章制度，从而恢复企业的生产活力和个人劳动积极性，从供给的一方面着手扩大供给能力，用市场力量实现经济均衡，消除停滞膨胀。这一学派的影响目前已经很小，本文不再介绍，只介绍以加里·贝克尔为首的新消费者理论。另外，在美国之外，持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还有伦敦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以及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也因此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和德国的弗莱堡大学被称为二战后四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以瓦尔特·欧根为创始人的弗莱堡学派，在二战前后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之时，独持异议，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崇尚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赞成保障私人产权和契约自由。该学派的理论为德国二战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该学派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在德国境内，本文不再介绍。奥地利学派和伦敦学派两个学派的领袖都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⑧]，实际上自1931年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加盟到伦敦经济学院之后，两个学派已合为一体，因此本文只简单介绍哈耶克的经济思想。
新消费者理论
传统经济学把消费者看作是被动的选择机器，他根据自己拥有的货币量以及能满足自己欲望的商品的价格来进行一系列的决策，忽视了需求和欲望的内在形成机制，不去探求在收入形成或收入变化的方式与该需求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相关关系。加里·贝克尔的新消费者理论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用它们来生产供自己消费的“满足”；作为进行生产的经济人，除了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等投入品外，还必须使用另一种稀缺资源：时间；当消费者对不同资源进行最佳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满足时，必须考虑不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尤其是对时间所赋予的价值（个人的时间价值就是个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工资价值）；个人的货币收支和个人的时间收支加在一起，就是消费者为满足个人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生产率提高将导致个人所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与其它资源相比，时间的价值提高了，消费者就会用需要时间较少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满足。奠基在时间价值上、把消费者看作生产者的新消费者理论，解释了一系列人类行为：现代消费者的装备越来越齐全，主要是来自于对价值提高的时间的节约；消费方式的改变，并不是偏好的改变，而是考虑到时间的新价值，或者说消费者的需求结构没有变，改变的是满足需求的方法（由于时间价值提高，不得不用节约时间的、因而是更低的费用来满足需求）；劳动供给的增加如妇女就业率提高，是由于实际工资提高、赋闲或家务劳动的成本提高所致；个人接受多少教育，取决于个人对教育投资的费用和收益分析，费用包括货币成本、时间价值和心理成本，还要考虑市场利率；作为生产机构的家庭，进行人口生产时也仔细衡量过成本收益，孩子被看作是一种资本投资，家庭平均人口减少和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家庭相对成本增加造成的；家庭是夫妻双方通过的一项长期契约，以节约交易费用并避免被剥夺共同产出品的危险；利他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用一部分资源进行个人活动和社会活动，使别人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尊重”，因此要建立一个利他主义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改变人，而是改变人周围的费用结构；习俗和传统得到人们的赞同也是消费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习俗和传统会节约人们决策前收集信息所花的费用，年轻人比年老的人喜欢变化，是因为越年轻，进行新投资的收益性越高；广告并不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只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节省消费者的时间，影响不同投入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结构等等。
总之，加里·贝克尔等人运用新消费者理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大量的人类行为，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行为，还有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行为，甚至对犯罪、歧视等现象都作出了经济学的分析（被戏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新消费者理论告诉人们，人的偏好实际上是不变的，诸如利他主义等行为和价值，与有理性、会计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基本观念没有冲突，造成资源浪费的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政府增加的限制措施改变了消费者决策时的相对价格结构。应该说，新消费者理论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以个人分散决策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信心，也提高了经济学分析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哈耶克的经济思想
哈耶克被公认为是以一人之身兼领数派、以一己之能跨越数科的大学者。所谓兼领数派，是指他先组建了奥地利学派（与米塞斯合作），后加入到伦敦学派，此后又游学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进而对芝加哥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产生影响；所谓跨越数科，是指他除经济学外，还广泛涉足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并颇有建树。哈耶克对四个学派的影响以及对数个学科的研究，都围绕着维护自由主义信条，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早期反对者，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产生过影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相对于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宗师。
哈耶克以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为方法论，提出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内容有：（1）高度推崇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哈耶克认为，资源配置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资源配置的决策依赖于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不同的信息和知识，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拥有或收集全面的信息，有效的资源配置只能通过市场机制下的分权决策、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换来获取。因此在市场机制下，各人为获取个人利益，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去分散行动相互竞争，不同商品的价格高低变化向市场参与各方传递信息、使信息在市场中扩散，同时消费者决定了生产与资源配置的主权（消费者主权），因而市场是满足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佳方式，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愿望。传统的垄断理论夸大了垄断的问题，政府为解决垄断问题而制定的反托拉斯法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垄断行业并没有消灭竞争，应防范的是政府垄断和由政府用权力支持的垄断。（2）反对政府对私人产权的剥夺 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坚定的反方，哈耶克不但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认为中央权力机关无法进行精确、合理、及时的信息收集和价值计算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哈耶克也反对兰格等人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引进竞争机制），认为企业管理者缺乏承担风险的物质基础、投资由中央决策而决策结果无人负责，必然导致低效率和浪费，由于政府控制计划和消费，个人没有经济自由，最终将破坏个人自由、导向专制。（3）自由货币理论 哈耶克提倡中性货币，货币流通量应固定不变，不去影响相对价格和利息；但是当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后，为了服从政治需要和财政支出，稳定货币量就难以做到，造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因此健全的货币制度是由私人银行根据交易的实际需要，竞争性地提供交易货币（货币发行私有化），这样才能彻底地消灭失业和通货膨胀。
六、简要的总结和方法论的说明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经济人、最大化）对消费者选择、市场机制、产权制度和和政府行为作了全面探讨，认为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将使政府对市场有规则的干预措施失效（无规则的干预将破坏市场），私有产权制度才能保证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合力实现企业效率（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当作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函数的局限）、带来经济增长，政府的行为是政府内部各利益主体效用最大化行为合力的结果（并不是天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消费者可以理性安排好自己的一切，最后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少干预市场，减少国有产权的比重，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效率和个人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的看法是对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和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继承，但更多的是突破，为自由主义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深刻变革开辟了道路，从而巩固了自由主义学说和自由主义的理论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有研究和结论，都是在一系列假定条件下成立的，最重要的显然假定人是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经济人。关于经济人假定，经济学之外的学者非议颇多，认为不符合实际。对此，经济学家的辩解是，假定和简化模型是任何科学建立的基础，理论是否正确不能用其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来判断，而是看根据该理论作出的预言能否被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伪，若不能则该理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表面上脱离现实的假设能够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是这样的理论，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而发生的经济立法自由化运动（减少国家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取得了较显著的经济成果。
[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是一个比较公认的名称，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称呼，各研究者对这一称呼下包括
哪些学派也意见不一，本文的划分只是个人的见解。
[②]菲利浦斯曲线产生于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浦斯在《经济》杂志上一篇文章指出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某种纯粹统计负相关关系（工资增长率放慢，失业率就会提高）；1960年利普塞（加拿大人把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直接联系起来，发展和推广了前者的假设。
[③]停滞膨胀的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菲利浦斯曲线所预言的替换关系不存在，另一方面又为凯恩斯主义者出了两难难题：刺激经济增长，摆脱停滞，需要扩大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增加社会总需求，会加剧通货膨胀；控制通货膨胀，需缩减财政支出货币发行，控制社会总需求，又会加剧经济停滞和危机。
[④]弗里德曼在1963年发表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证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造成的：联邦储备系统在操纵货币总量的目标方面犯了错误，把当时的衰退变成了萧条。美联储当时对货币数量的下降置若罔闻，甚至在两年多严重经济活动收缩之后仍在1931年提高再贴现率，伴随而来的是1931年8月到1932年1月六个月内十分之一的银行倒闭，商业银行的总存款下跌15%。而从1929年7月到1933年3月，美国货币数量下降三分之一，其中的三分之二发生在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制后。弗里德曼的结论是，这“足以证明当少数人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拥有巨大的权力时，他们的错误可以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⑤]理性预期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原来是其中的一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
[⑥]社团产权和集体产权的区别是，在行使权利时，前者社团成员不需要事前与其他成员商量，后者需要集体作出决定后才能以集体的名义行使。
[⑦]这些分析和计算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进行的，如前所述，80年代之后里根革命的结果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大大减轻了（正是在这些分析和计算的影响下）。
[⑧] 准确地说，哈耶克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提倡现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因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
注：一篇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