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韩巍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第8章里警告我们：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们相信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科学主义”正日益成为主宰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管理的惟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取向。当我们试图把社会、组织以及人类活动都尽可能还原为“（自然）科学”的那种确定性“关联”的时候，似乎忽略了马斯洛的一个忠告：别忘了，我们都是人！ 关于和谐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聚焦于“和”的研究，即组织“合作秩序”的研究，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演化主义”的认识论，重点围绕真实的“多样性的组织构造和运作机理”开展研究（这是最有应用价值的部分，因为它能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如何进行直面现实的中国管理研究——回答中国人不仅能组织起来，而且有很多可推广的模版）。其次，和谐管理应该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认真回答，在其演化主义认识论下很重要的两个问题：①战略到底是什么？②企业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最后，和谐管理和其他系统的管理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和谐管理研究的永不放弃的批判性思考。
《和谐管理——一个正在综合的管理知识景观》（收录在《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该文获得2006年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和谐管理研究“理论研究一等奖”）其中涉及战略的讨论，有些新意，但行文的确不够严谨。两个重点是：①管理知识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个谱系（类型学划分），我更强调它的“启发性”和“弱规则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关联”的“强规则性”或“定律”（也就是有必要重新估量——管理思想、管理经验、管理知识到底谁的贡献更大的问题）；②管理实践的本质属性是“一系列猜想”和“不完备的实验”，而管理知识是为这种实验提供微弱确定性的技术路线的（应该仔细考虑这两个本质属性的相互规约，并有理论上的交代）。写文章如果结论先行，事件、要素、变量的关系往往以一种结构化、图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直觉”在其中的作用比较大，作者比较少地感受到“探索未知”的兴奋和快乐。这看起来是反“科学主义”的。aihuau.com我想重点谈“从哲学角度看和谐管理理论研究”，我们大陆管理学术界对“科学主义”（至少是实证主义）的迷恋，在西方同行那里至少从1980年代以后就成为质疑、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尽管那些研究也更多地表现为“非主流”。简单地说，和谐管理理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还没有完成和西方的管理理论研究及其不断反思的全面接轨，而她要成为一个大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前提要件，我以为就是从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全面地探索。我把这三个方面，简单地归纳为“从OEM看和谐管理理论研究”（我声明，我没有参考任何人的想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O是指Ontology（本体论），E是指Epistemology（认识论），M是指 Methodology（方法论）。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已经在这几个方面基于他们的知识传统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而和谐管理如果不仅仅要成为一个解释中国组织管理问题的有用的、好的理论，也试图去加入到国际管理理论论坛上的话，或许要有这样的准备。好在即使在国际范围内，这种探讨更多是非主流的，所以也蕴含着很大的拓展空间。具体讲，就是要回答下述问题：①管理（实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②管理知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和管理实践的关系是什么）？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获得管理知识？ 就和谐管理今天的理论建构而言，好像不算太荒谬，可能的前景是：一个谱系式的东西；其推论就是必须有一种从所谓“科学”到“直觉”的“实在”和“认识”上并存的态势，并以同样共存的方法工具（数学和洞见）去逼近我们对组织现象的理解，而决不应该仅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如果讲一个有点儿矫枉过正的观点，就是靠今天这种幼稚的“科学主义”风气所控制的所谓高端“理论”研究，我们有可能离开管理实践的本源更远，而仅仅痴迷于所谓的纯知识—形式化建构。当然，要实现这种转变—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顶尖商学院中，允许其学生使用数学以外的经验研究方法，研究组织现象并能够获得博士学位，比如很多人类学的书籍看起来就比数学对管理的启发更大。当然，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中国人要想不用数学写出可以发表在ssci期刊上的文章，的确很难，但这只涉及“技术的合用性或研究的边际收益”而与“事实”无涉！李怀祖教授在他的《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里，把管理学科放在比社会科学更远离科学而接近直觉的地方。尽管他没有详细地说明，我深信那是一个正确的洞见。但如果我们对此做一点深入的探究，就不能回避管理学研究当中的一个关键而且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OEM的问题。很显然，和谐管理值得在这个方向上做出努力！当然，这需要一些受过严格当代哲学训练的研究者的加入。受汪丁丁老师的启发，我也很迷恋一个说法：直面现象，或者叫直面现实。不客气地讲，我们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最熟悉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叫做“管理学院/商学院/经管学院”的组织，但是我们见过关于这个组织的任何真实构造和运行机理的学术研究吗？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几乎没有在企业中有过什么经验，没有和真正的管理者有过多少接触，更不用说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沟通了解，怎么就能通过“隔山打牛”的方式，用统计学去“完型（gestalt）”我们对于复杂组织的“认识”呢？如果我们对自己熟悉的现实心照不宣，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浮光掠影，如果我们不能使自己的探索成为组织目标达成的真正的推动力，很难想象我们管理研究当中的那些“伟大”的发现到底是一种对常识的 “再包装”，还是作为一个所谓学者对自己身份性认知所必须坚持的“信仰”—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那么，直面现实的方法论可能或应该是怎样的？我这里讲一个故事、是个关于“信任”的问题。去年在上海，偶遇两个同门，她们正忙onmouseover=displayAd(2);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2);>薪酬体系设计，我听得入迷。不过，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年薪只有十几万的人，可以做几个亿资金的期铜生意？我们或许要探究这种“信任机制”的研究方法问题。原来，那个小老板讲出来当年大老板，如何在期货市场上为他个人解套的故事（真实—历史的重构），我相信这段经历可以解释其行为变化的至少70～80%。这可以叫做报恩型信任机制，没有什么新奇，中国古代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它给我的启发是：我们要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再现”或“重构”组织真实情况的方法—只有尽量还原那个历史，才能解释并部分地预见未来（尽管可能是弱规则意义上的），而不管这种方法的具体样式为何，一定离不开“人与人”基于某种信赖的“深切而坦诚的交往”。最后，一个最“疯狂”的想法涉及和谐管理理论研究的“意义”问题。和谐管理研究有可能也有义务尝试去回答一个很大的具有典型“外部性”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显然，中国正在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且环环紧扣的链条。如何拆散这条锁链？是改变思想，是规范行为？是反思文化，是构建制度？是呼唤道德，是强化法治，或是兼而有之？是靠普罗大众，靠社会精英，靠政府官僚，还是靠今天的大学？我无从知晓。但我却愿意相信，惟有正在或终将面对“自由市场经济”规约的“企业”（必须选择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割裂），最有可能担当这一使命，所以如果和谐管理研究中围绕组织“和”的探索，可以找到一种或几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合作秩序”的话，那么她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文化的“成功”转型。如果我们能够调动起“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管理实践者”，甚至“新闻工作者”一道，如果我们能不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语义学”，甚至“宗教”来开展管理研究，才更有可能把和谐管理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