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富士康将逐渐从目前纯粹的“制造导向”模式，过渡到“技术导向”模式，进而转变为“贸易导向”的运营模式。只是这个全球最大代工厂的掌舵者，自己也还在路途上摇摆。 从联合投资卫星宽带网络运营到进军新兴市场、从建立连锁家电销售商场的“渠道为王”战略到“睿侠”液晶电视的试水，富士康不折不挠地进行着多元化业务转型的尝试。 自跳楼事件之后，“代工之王”富士康的一举一动都牢牢被锁定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随后的北迁和不断传出的机器人取代人工的新闻，无一不在预示着这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在代工的路上越发难以为继。近日，有关“苹果向代工厂富士康退回超过500万台iPhone5要求返工”的消息再次将富士康推向了风口浪尖。 根据报道，富士康需要为每台iPhone5支付人民币200元左右的返工费用，涉及总额超过10亿元。尽管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有关人士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直接否认了返工的消息，但同时表示，因涉及客户资料，还在考虑是否公布具体情况。 郭台铭并非不知道代工之路越走越窄，富士康近年来一直谋求产业布局的“突围”，但从富士康“求变”的过程来看，它以往赖以依靠的“速度”显然不太可能让其在新的领域复制辉煌，反倒是四处出击显得决策欠考虑。 现在，富士康正在与自己赛跑，在代工之路彻底无利可图之前，郭台铭能否找到一个“新大陆”，前景不容乐观。 “代工”等于“血汗工厂” 富士康背着恶名越走越累 成立于1974年的富士康，通过扩大生产服务和垂直整合上下游供应链实现收入增长。2005年，富士康震惊了全世界，集团总收益一举超过万亿台币，远超伟创力（仅次于富士康的世界第二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之一）。 富士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其收益，而是曾经处于全球行业榜首却没有影响公司增长的放缓。直到2009年，富士康都保持了30%的年收入增长目标；2009年之后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目标增长幅度才被调整至15%。 但富士康奇迹的背后，与郭台铭用18年时间精心打造了深圳龙华的“大本营”息息相关。鼎盛时期，富士康曾是龙华地区的“城中之城”，员工40多万，占富士康全球员工的1/2。 然而“11连跳”之后，深圳与北京两级政府部门都组成了调查团进入富士康进行调查，“血汗工厂”帽子已经难摘。 于是很多人将近年富士康北迁河南、天津等地归结于“11连跳”带来的社会影响，但其实从2007年起，深圳市政府对富士康的态度就有了微妙的变化。其时深圳开始“腾笼换鸟”，力求以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代替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富士康集团在深圳落地时用足了“免抵退”的税收优惠，2007年享受政策的富士康企业多达11户，申报出口退税额10亿元、免抵调库30亿元。其中富鸿锦作为富士康在深圳的运营主体，2009年纳税不到6个亿，仅占深圳当年地税的0.7%，相对其占用的深圳的巨额资源，富士康已经沦为了当地政府眼中的鸡肋。 富士康北迁的过程还算顺利，毕竟这块金字招牌对内陆省份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相比1992年登陆深圳时只有300名员工的规模，18年后的富士康如同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了一个膀大腰圆的成人。郭台铭在为富士康选址的过程中被各级政府官员视为上宾，传言不仅有省级官员在春节陪同包饺子、吃年饭，还有某中部城市将郭的语录印刷成书，当地官员人手一册。“富士康项目引进领导小组”在几个地区都由当地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亲自挂帅。 事实证明，郭台铭选择的富士康新址，无非都是如下条件：土地、劳动力价格低廉，交通便利。在富士康北迁的新布局里，无奈的成分更多一些，从目前的新闻来看，并不涉及新的产业布局，而只是在越来越苛刻的代工条件之下的业务延续。去年郑州富士康的工人骚乱，除了因为要求员工国庆节加班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苹果把iPhone 5的制造要求一再提高，没有得到足够培训的工人无法接受。 北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层的流失，一些成熟的管理人员因为不愿离开深圳北上，在富士康被慢慢边缘化，甚至选择离开。他们的缺位，以及新的不成熟的工人，富士康装配线上出现质量问题并不算太意外。 现在“500万台iPhone 5返工”的消息，则让富士康的企业形象再度受到损害。如果说之前的恶名还在企业人力管理方面，那么现在危机可能正在向产品质量方面蔓延。如果这则新闻最后被证实，对富士康的打击将不言而喻，毕竟产品质量才是富士康口碑的根基。 苹果去年年底放出希望将部分生产线“搬”回美国的消息对富士康来说，更像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意味着代工的路越来越窄。 郭台铭并非不知道代工之路越走越窄，富士康近年来一直谋求产业布局的“突围”，但从富士康“求变”的过程来看，它以往赖以依靠的“速度”显然不太可能让其在新的领域复制辉煌，反倒是四处出击显得决策欠考虑。 哪里热往哪里扎 鲤鱼跳龙门却跳进火坑 富士康也在试图求变。
郭台铭举行多次内部会议动员，富士康将逐渐从目前纯粹的“制造导向”模式，过渡到“技术导向”模式，进而转变为“贸易导向”的运营模式。只是这个全球最大代工厂的掌舵者，自己也还在路途上摇摆。 今年1月，富士康自主品牌的“睿侠”60英寸液晶电视，以8999元的价格正式登陆大陆市场，通过天猫商城正式发布。这只是富士康谋求转型的又一个试水产品。从联合投资卫星宽带网络运营到进军新兴市场、从建立连锁家电销售商场的“渠道为王”战略到“睿侠”液晶电视的试水，富士康不折不挠地进行着多元化业务转型的尝试。 但富士康的“渠道梦”正在破灭，今年2月27日，由于面临国内大型消费电子卖场的激烈竞争，富士康与德国零售巨头麦德龙（Metro AG）联合宣布，在华合资企业“万得城中国”关闭在华7家门店，万得城全面退出中国。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的7家万得城门店在2012年前9个月仅实现销售收入1亿欧元，但全年预计亏损4000万欧元。而为上述门店的投入，则已经达到2亿欧元。 刚刚过去的4月，上海锦江国际中心上那个巨大的“万得城”Logo彻底消失，上海本地人将“万得城”的颓败归结为风水问题，因为它“大门朝西，对着成都南路，是个散财位”，据说伊势丹百货开在这里的第一家店也是以关门告终——这对笃信风水的郭台铭来说颇有点小讽刺。 但真实情况是，“万得城”高估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始终没有处理好与供应商的关系，过长的回款周期和严格的退货规定让供应商不满，后期对店长的放权又导致商品积压。这两条原因让理念先进的“万得城”始终无法突破本土家电连锁企业的包围。 “万得城”只是富士康最先溃败的一路。2010年，郭台铭为进军零售业布下5路大军：在一线城市布局与麦德龙合作的电器城万得城；主攻专业IT卖场的赛博数码广场；力图覆盖三线乃至“六线”城镇的万马奔腾电器超市；借助大型商场超市扩张的敢创数码；B2C电子商务网站飞虎乐购。现在，除了万得城已经撤出中国外，另外4股力量都在苟延残喘，郭台铭的零售帝国梦或许需要醒一醒了。 除了渠道梦，富士康在产业布局上也一直在四处出击，通过事业部调整与拓展，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甚至跨向其他行业。 比如IDSBG创新数位系统事业群。该事业群前身为iDPBG旗下DSPG产品次群，自2010年6月起独立运作拓展经营新路。主要从事时尚平板计算机、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准系统及服务器等多类产品的研发、制造和组装。 在去年的高交会上，富士康还展示了其贯通医疗、消防、安保、智能家庭等领域的全产业链技术。 除了跨行业的延伸，在液晶面板、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富士康向上游进军的步伐也在逐步推进。富士康子公司台湾奇美电子的子公司奇力光电已经与佛山南海区政府签订LED外延芯片项目协议。富士康LED照明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富士康布局LED产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LED元器件的自给自足，大幅降低上游原材料产品成本。不过，现在富士康的LED芯片主要还是来自日亚。 富士康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和物联网上的布局，则更多是为拓展一个全新的内销市场。从2011年开始，富士康先后与江淮、吉利等自主品牌车企达成合作意向，在锂电方面进行合作进军新能源汽车，一度被认为向比亚迪的王传福宣战。与此同步的是，富士康在山西和江苏也大举进入光伏产业，当时一位富士康内部人士称：“富士康在光伏电池的布局，是为了形成一条从硅片、电池片到组件的光伏产业链。” 但富士康似乎成为了反向的投资风向标，如今，这两大领域都成了哀鸿遍野之地。美国汽车产业已经宣判了纯电汽车的死刑，光伏产业的神话已经变成了泡沫。 一位美国电子科技企业的高管曾说，正是“富士康速度”，让它的中国工人有饭吃，但现在来看，郭台铭追求的快速决策在富士康“突围”的过程中显然负面因素要多一些。过低的决策成本和一言堂式的权威管理，让富士康看着像一只无头苍蝇。富士康四处出击的结果很可能是，它想做一条跃过龙门的鲤鱼，却稀里糊涂跳进了火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