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一段时日媒体关于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问题的报道，让我想中国企业家成长存在一个制度两难，而对中国制度有着深远影响的、有着话语霸权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对企业家的成长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今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派出联合调查组对格林柯尔涉嫌违规挪用其控股的科龙电器资金，收购美菱电器、襄阳轴承以及亚星客车三家上市公司的展开调查，到7月29日在京奔走公关的顾雏军首都机场被捕。至此，顾雏军出局了，他的“家电王国”梦破碎了！
曾被主流经济学家认定的并被媒体舆论追捧为企业家、以企业家的辉煌名号在市场中腾云驾雾的顾雏军之流已被绳之以法，进了早该进的地方，（据《每日经济新闻》说：随着顾雏军的被捕，近来著名的三大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案：创维黄宏生案、金正万平案、科龙顾雏军案，终都走上了被惩罚的道路。）这彰显出中国法律的威严。本来，企业的盛衰兴亡，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除了利益攸关的股东们，其他人不必给予过多关注。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包括ST襄轴、亚星客车、美菱电器、科龙电器四家上市公司）不一样，他们曾经是一起全国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主角：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作了一次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称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7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由此引爆了意义深远的“郎顾之争”。
在被媒体称作主流经济学家 “集体失语”了两个多月后，“郎顾之争”达到高潮，主流经济学家于2004年10月21日排出“豪华阵容”（大家可参见2004年10月21日浙商网）对顾雏军表示支持。他们在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核心文件是顾雏军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联合发布一份题为《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这份报告将科龙20年来的发展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考察，认为“今天的科龙既是国家发展大环境、企业家的作用、独特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更是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缩影”。报告还指出，科龙2000年、2001年的危机有战略失误、核心管理层的更迭等因素，“但从历史的轨迹来看，体制层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并认为科龙在格林柯尔接手后迅速扭亏为盈是因为经过“战略性整顿”，主要是压缩成本和新产品开发。此举可谓顾雏军对郎咸平炮轰的直接驳斥。
根据这份文件，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顾雏军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如果顾雏军是错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也就错了。主流经济学家将此与中国改革方向挂在一起，但国企改革的方向有没有问题也只有历史能够证明，周恩来总理以其惊人的睿智曾说过，“现在给法国大革命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改革注定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可以解释一切、指导一切。就连小平总设计师当年也只敢说“摸石头过河”，小平的伟大在于提出了“摸石头过河”这一正确的做法，但也没有保证摸到的都是正确的石头。
但何以就有那么多身居显位、对社会很有影响力的官员经济学者力挺这个顾雏军，把他的并购行为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等同起来呢？！这些问题不能不令大家深刻的反思！我们的“企业家”为什么在公众面前缺乏起码的诚信，对社会缺少起码的责任感呢？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的作为又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近日，有媒体报道：它们的记者试图再次联系当年为顾雏军大唱赞歌的专家们时，有关专家却退避三舍，难觅其踪了！）
有人说在中国这些企业家们太缺乏“企业家精神”。说到“企业家精神”，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制度环境（复旦的张军说过企业家精神，与制度有关），任何企业家都非天生是伟大的、高尚的、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这需要一系列制度的约束，才能使得他们在自己利益的驱动下行动，又在客观上对社会负责任。但张军认为，制度太完善，不利于企业家的兴起。因制度太完善，企业家就没有“企业”（enterprise——即“冒险起家”）的机会。企业家，就是些会“钻”制度空子的人。因而，企业家，只有在制度的夹缝中，或在制度不到的地方，才能“企业”起来。张军这里所说的制度，大概是指计划经济和中国转型时期的种种法规。（参见张军，《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二十多年的改革，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可以说我们的改革设计者们缴尽脑汁，什么招数都尝试了，但就是在企业家精神这个层面，尚未真正成为我们的共识。企业需要一个好的企业家已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反过来呢？企业家首先是要有施展自己的企业的。复旦的张军认为“企业家是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才成为企业家的”。这一观点没错，但在中国要以此来解释“企业的企业家”就勉为其难了，因为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才成为企业家的多是私营的小企业，是入不了那些标榜为主流经济学家、主流媒体的法眼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像对待自己的企业来管理运作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呢？我想是的，当然这需要拿开政府“这只手”并设计好的激励制度。
这样中国的企业家生成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要求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或者是缝隙才会有“企业”（enterprise）的机会而产生所谓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因缺乏制度约束又使这些企业家难以形成“企业家精神”来，而无企业家精神的能称得上是企业家吗？
难怪前些年人常说：中国没有企业家，只有政治官员。当时可以理解是因为中国是从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过来的。有人说企业家精神是内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如没有市场运行，何来企业家精神？
从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算起，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13年了，加入WTO已经三四年了，可为何还是难以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呢？
诺思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是从西方世界中兴起的。那么现代企业家精神，也是随着西方世界兴起而兴起的。这样从逻辑上说，我们只有接受西方世界的文明才能诞生出真正的具有“精神”的企业家来吗？肯定回答这个问题的中国人不多吧！
可现实世界里，为何就有那么多留洋的官员、经济学者力挺那些绝不具有西方世界认可的“企业家精神”的顾雏军之流的企业家呢？大家看看这些经济学家的兼职也许就会明了。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我国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的共有274家，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背后各有老板。许多经济学家都充当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企业家之所以愿意与那些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联盟，就是因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那些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鼓与呼，而这些经济学家考虑到私利因素，甚至发表有违常识的观点。
国防大学的卢周来称，在最近几次经济学界大争论中，某些经济学家讲出了一些有违常识的话。有些话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对他们说的话就没什么想不通的了。
经济学家在利益驱使下的种种行为，将给社会进步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想如果现在对经济学家的公众形象、社会价值作一调查，其结果肯定会令经济学界震惊！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寄予太多的厚望，千万不要失去民心！
魏杰要辞去德隆系新疆屯河的独立董事成了大新闻，并引发了一场“经济学家还有没有良心？”的争论。原因就是因为魏杰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股市中吴敬琏经常仗义执言，抨击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他代表了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也有人指出，吴敬琏是中金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中金国际有摩根斯坦利的背景，因此吴发表对市场不利的言论，是打压股市为跨国资本服务。对此，吴敬琏曾以“中金国际的控股方是中国建设银行”进行反击，这种反击是无力的。吴敬琏作为中金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是中金国际的雇员。身为中金国际的雇员，发表有利于中金国际的言论是份内的事，有什么错？因为吴敬琏之所以受到攻击和中金国际由谁控股没关系。吴敬琏受攻击主要是因为他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身份。
这让人想到经济学家到底是一种学术荣誉还是一种生存职业？如果是一种像首席财务官、首席执行官等公司其他岗位一样的职业称谓，我们就不应该指责他的言与行，但问题是社会公众认为经济学家是有独立精神、社会良知的学术荣誉，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经济外部效应，那些在媒体上为某一或某些利益集体鼓而呼，甚至讲些有违经济学常理、常识的话的经济学家们内心里绝不是想着自己是这个公司的职员或者是董事，他就是认为自己是大腕经济学家，是公众人物，我的话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公共政策！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家也是人，有私利，但经济学家的角色本质是研究经济运行的，其研究成果只有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才会影响公共政策，其道德底线应该在“私利”与“共利”的比较中倾向后者，如果他不能抵制外在的利益所诱惑，不能恪守一定的道德价值，其行为也就不能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只能给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危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这句话切中肯綮。
经济学是以公平的交换为前提的，在市场运行中，生产者（企业）与消费者是交换的双方，经济学家是观察研究交换双方的第三方，绝不能为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代言。一旦成为交换双方之一的代言人，难免在其研究、言论中夹杂功利色彩，有失公允，难以取信于民。但是经济学家作为公共人物，必须在经济决策的发言中保持中正公允的立场，才不至于成为某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刘国光">刘国光先生说：“研究经济学要有立场”，“正直的经济学家应有良心”。朴实的语言说出了经济学家的价值。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8226;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
经济学家，尤其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对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在一个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言人，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却是我们刻意回避的问题。由于当前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属于“政府经济学家”，他们比较容易把经济学观点牵移到政策运用层面上，从而变成为各自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事实也说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纷争，就与这种经济学家趋利性价值观有关。
基于人性的因素，提高经济学家本身的道德价值，使其为整体社会公众服务，显然要靠社会整体的道德文明、价值取向的不断提高。当前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面对经济学家趋利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当前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济学家的言论，很可能是为一己私利的“私话”，而不是所谓的推动社会进步“公话”。这就是说，对经济学家们的言论，社会公共政策的决策者，不能奉为圭臬，而应该保持理性的认识。只有这样，那些趋利型经济学家，就不能以“政府经济学家”的面目示之，其言论观点也就只能类似于某企业内部员工个人的发展建议。
当然，我们的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家，只是不需要那些将私利作为公利的经济学家。如何让那些掌握话语权较大的经济学家变成为追求公利服务的经济学家，政府还有较大的作为空间。我想，要让我们的经济学家真正“讲良心”、“讲道德”，就要在尊重和保证经济学家自身利益的同时，加强对他们有效的约束与制衡。一方面，对那些着眼于私利为个别利益集团服务的边缘或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要控制观点的表达空间，不让其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让主张正义的经济学家有进言献策的民主渠道，使其学术观点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社会公共人物，要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必须中正公允，把屁股坐端正了，不能被利益诱惑。一个经济学家在拿了人家的钱，天经地义的要为人家提供服务的，但他媒体面前开口讲话时，首先要亮明自己是受雇于人的身份；我们的媒体记者也千万不要一对知名经济学家崇敬的心情采编新闻稿件了。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切莫再冠其为什么经济学家，应只说他是某公司的什么职位的职员或是董事，因为他不再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分而言与行！
最近，张建平在他的著作《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不赞同为厂商服务的管理学专家们归队为“经济学家”，希望他们能明智地自动摘帽放弃经济学家的名望，因为作为管理学专家为厂商服务只不过是一个“交换”，不论厂商出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人谴责管理学家的职业道德和良心问题，而作为经济学家如果站到了作为交换双方之一方的厂商一边，就势必要被疑问其良知和道德了。这两年围绕顾雏军的问题，经济学家们的言行引起学界与媒体的争议原因就在于此吧！
一个市场环境中，我们都期望有一个由政府安排的外在严密的监管制度来保证和约束企业家的成长，但是我们遗忘了具有公允良知的经济学家阶层也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之一，并且这是一种比僵化教条的成文制度要有优势的动态制度力量；因为制度的设计者纵然聪慧过人、尽极所能，也只能设计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制度来，当时看来是完备的制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会出现一些可被自私自利的小人有机可乘之处。而经济学家因掌握专业知识，他们能在动态中敏锐地洞察到企业家经济行为的实质而作出及时的披露，从而对企业家行为形成约束。我们常看到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动辄在报章上撰文训斥某企业的违规和不负责任，这种如影随形的监督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求真的经济学家阶层，没有一个具有学术良知、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阶层，就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来。
笔者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经济学家身份认证公示制度，包括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那些人够得上一个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就职于什么单位，各有哪些兼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