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①。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和杜尔哥在建立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影响。
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作为重农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魁奈的自然法则观念，同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儒家的“天行健”观念一样，都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②。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③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④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①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②
在一定意义上，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游历法国期间，与魁奈和杜尔哥有着多次接触。斯密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产生对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的。与魁奈和杜尔哥的讨论对斯密构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写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①转引自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368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P28
③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375
④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P11
①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P94—95
② 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交流》，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P148
注意：该文于2007年元月19日刊发于《经济学消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