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事实上，继杨小凯之后，贝克尔(Becker)等人于1992年曾发表一篇文章，他们认为杨小凯等人的文章是在他们之前所做的一个尝试，但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杨的结论与贝克尔的有很大不同。贝克尔的模型承接了自阿罗(Arrow)以来的知识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思想。在他看来，劳动分工不象斯密所论断的那样，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主要受到“协调成本”相当于交易成本的影响。企业性质及其动态结构演变受市场约束还是受制度限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能否和怎样推动现代公司制改革的关键。同时，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对推动中小企业购并的宏观经济绩效如何进行评价。新经济史学家诺斯曾反复强调：“除非现有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就不会简单地发生。”由此，他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联系发展所启动”的命题。与此相应，布罗代尔也曾经论证19世纪工业革命时劳动分工的发育：“现代工厂的快速纺纱和使用传统方法织布之间的长期脱节，显然打乱了旧的劳动分工。”随着自动织机的推广，家庭织布作坊消失，新的劳动分工使工人迁往城市。这里，布罗代尔有一段话非常重要，以至非原文不能反应其全部意义：“经济增长的每一进步都要涉及劳动分工，分工是派生过程，一种后随现象，它远远落后在增长的后面。几乎可以说，是被增长拉着前进。但分工的越来越细归根到底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极好指标尺度。”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十分重要的结论：首先，企业的出现是对市场不确定性替代的产物。不确定性越大，交易成本越高的市场，越需要企业制度创新。其次，企业制度的创新可以导致劳动分工的内生化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从根本上说，在交易手段逐渐成熟，人们相互交易联系日趋加强的现代社会中，基于规模经济的劳动分工与初始市场范围无关，而与生产者经济增长的要求紧密相联。受其拉动，迂回生产的方式又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导致互为联系的复杂经济组织的出现，并最终在“内涵的市场规模”（Intensive market extent）扩张下[1]，推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可见，至少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制度效率不高，才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
企业购并的关键是产权。经济学中讲的产权，是指一种协调人类交易行为和资源分配的社会工具。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没有也不必界定产权，因为一个人不需要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去换属于别人的东西。但在多人的世界中，产权界定是人们在从事交易时，知道自己如何受益和受损，以及交易双方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没有产权界定，社会资源就会普遍陷入“公共地”的悲剧[2]。但是即使界定了产权的归属，如果没有制度，社会依然无法克服产权离散的低效率状态。所以，任何产权结构都必须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等制度规则来加以表达。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的建立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诺斯，1981）。有了这些定义以后，所谓企业产权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变及其动态效率，实质上就是为了利用合作生产的优势，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的激励（德姆塞茨，1967年）。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在产权得到界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面临三种选择：1)用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出售商品；2)出售他的全部生产要素；3)引入契约安排方式，把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委托给代理人，以获得一定的收入。而且，无论产权的使用最终归属何方，只要通过当事人的自由协商，都可以达到最佳的收益结果。不过这里企业的产生仅与第三种产权选择存在联系（张五常，1983）。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产权制度及其结构演变，首先不是机械主义设计的结果，而是不同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为克服市场障碍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其次，企业产权制度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组织合作生产的成本必须明显小于市场交易成本。否则，企业产权制度也不会向更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向变迁。最后，作为企业合作生产的现实市场条件，是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不同风险偏好者的分布，风险态度决定了人们对不同资本获利方式的选择，由此产生了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4]
我们从最初的状态开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人们采取的是以家庭内部分工为主的合作生产方式。所谓将外部不确定性的内在化激励，主要来源于家庭内部分工的协调及其产生的经济收益。以后，可能由于家庭内部分工产生的收益差别，使组织专业化的生产企业有可能克服市场交易费用过高的障碍。于是，为满足地方狭小市场的小型企业开始出现。这里，企业是不同要素所有者通过合约形成的相关要素集合，它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团队工作”（Team Work）。[5]团队工作的扩展，又会导致不同生产者与不同消费者的分离，不贸易就不能生存，逐渐成了人们的生活信条。同时，随着专业化和贸易活动的深化，超越市场条件的生产由于内部或外部竞争者的不断增强而发生变化。那些简单地在家乡独执牛耳的经营者，会逐渐进入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过去稳定的需求因竞争而变得波动，市场交易成本增加，设备闲置。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企业摆脱困境的方法无非是：1)开展价格战，消灭对手，但这也可能会同时毁灭自己。2)“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最简单的途径是竞争各方签订合谋协议。但这样也存在“囚徒困境”，签约各方都必须冒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因此也就有了3)，“大家合在一起，象一个人那样活下去”。显然，合在一起的行为产生于以内部组织替换市场竞争行为的激励。诺斯在考察16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认为：“采用一项对大量生产带来规模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初那些小企业要么扩大规模，要么进行合并，要么被迫破产”。那种从过去的竞争均衡到新的规模经济，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途径来完成的（1973）。当然，通过企业产权制度调整，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在化，即使在市场极不发育的经济落后区域，“家乡企业”也并不完全表现为受到竞争压力后被迫采取的行为。[6]一般来说，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原因还包括，如为获得新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为生产的多样化以规避单一产品市场风险；为控制上下游产品，保障要素供给或产品市场的稳定、以及为减少税赋等诸多因素。同时，所谓“家乡企业”在获得当地市场的稳定需求后，也会主动产生从事远程贸易的竞争要求，也有将远程贸易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或内在化的激励。企业的生产始终是为了销售。从历史上看，从事远程贸易并力图将由此产生的波动需求稳定化，是产生企业购并和导致现代企业企业制度出现的原初动力。企业从事远程贸易需要数额较大的垫付资本，风险自然也较简单地向本地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要大得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区分了经营者与投资者（股东）的责任，使投资者（股东）承担的责任降到最低。这种新的产权制度协调了经营者与投资者（股东）的利益，使企业能在特有的资源中大规模地聚集生产要素，由此推动了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辟。同时，新的产权制度也导致旧有产权制度竞争功能的相对降低。[7]所以，企业购并出现的第一要义，就在于它能将分散的生产要素集合起来形成规模，满足企业日益频繁的远程贸易和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需要，达到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将外在波动需求内在化为稳定需求的目的。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产权的主要配置功能是将受益和受损收益内在化，那么产权的形式就可以通过它们与新的或不同的受益与受损效应的形式而得到最好的理解”。我们认为，企业购并行为的出现，是企业规模经济要求与规模生产要素来源不足的产物。一方面，通过购并形式，可以将分散的小量生产要素集合为相当规模的资本；另一方面，公司制又以经营权的高度集中，有限责任和投资者资本的自由转移为手段，降低了企业为争取规模经济投入存在的交易费用。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企业购并行为的产生既取决于微观层面上不同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的意愿，也取决于特定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现代产权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对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包括：1)政府对所有制的偏好；2)社会对新的产权安排和结构的认同；3)促进产权内在化的外部环境与技术水平；4)面对新的获利机会，原有利益相关者所作出的反应等。这些，又涉及到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市场条件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政府作用问题。
政府对所有制形式的偏好以及对产权制度变迁的激励，是企业产权制度形成与创新的前提。因为首先，任何社会产权制度的形成，都需要政府作出法律上的安排，通过对产权的初始界定，保障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排它性地位；其次，当初始界定的产权与长期经济增长要求、社会利益或政府利益发生矛盾时，同样也需要政府作出制度上的调整，确认产权制度创新的方向，途径和方式，说明不同产权所有者的合作与竞争规则，建立新的竞争秩序；最后，任何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体制性成本”。如为创造新的产权制度而支付的设计费用，为降低产权交易成本而支付的协调费用，为保障产权制度有效运行的实施和监督费用等。这些成本因其具有的公共产品特征，非政府亲力亲为不能有效施行。何况，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是借助于信用资源筹集资金以扩大资本的简化程序。而在大多数社会中，这种产权交易手段的实施，本身就具有政府信用的深刻背景。诺斯认为：“国家（政府）作为第三方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既然法律发展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就能随之带来具有重要意义的规模经济。”在诺斯看来：“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1981）
以下讨论，略。
[1]内涵市场规模是与“外延的”市场规模（extensive market extent）是相比较而言的概念。前者是生产成本降低带来购买力上升，引起的市场规模扩大；后者是按人口规模和土地范围度量的规模（汪丁丁，1994）
[2]“公共地”的悲剧，指由于缺乏产权界定，人们过度利用和滥用资源的状况。
[3]不同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前者指产权的所有者；后者指虽然不是产权所有者，但他的利益与企业效率直接相关。比方政府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尽管政府不是其所有者，但非国有企业的效率直接与政府的多种社会经济目标相关。所以，非国有企业同样需要政府作出制度上的安排，以帮助或抑制它的发展。
[4]通过观察人们不难发现，有的资本所有者之所以选择有条件地将部份产权授予别人，而不采取自己经营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被授权的人比自己更关心资本收益。而在于1)他们相信后者比自己能干；2)他们不愿全部承担经营活动中的风险。
[5]团队工作也称“队生产”（Team production），指团队生产的产品不是由每一个参与合作的要素产生的简明算术和，而是追加了一个组织因素，使合作的产出中包含了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假设，团队的产出大于“单干”的产出，超出的部份是合作的净值，也称合作的“利润”。
[6]本文用“家乡企业”来描述那些以当地资源和当地市场为主要生产经营对象的短距离生产经营型企业。
[7]这里我们强调了新产权制度与旧产权制度竞争功能的相对地位。意思是产权结构变动的成本实际上是随特定资产类型的市场运行费用不同而不同的。比方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报刊出版与印刷业之间的关系来说，双方的市场运行成本主要表现为时间成本。由于日报时效要求高，市场运行成本大。因此通常在日报社的产权结构中，都内化了印刷厂的资产。相反，对于书刊的出版来说，时间相对于登载内容对其市场价值影响并不明显。所以，在书刊出版单位的产权结构中大多都没有印刷厂资产的部份。换句话说，日报出版者拥有印刷厂，而书刊出版者没有印刷厂，也是不同经营者在选择资产结构时，对企业效率与市场效率选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