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增加的变量就是学习，古代的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现在经济证明，同样的人，知识不同，学习能力不同，学习曲线不同，经济增长的表现就会差别很大□周其仁中国经济在世界已经有了一席之地，我们这个席位还是相当靠前的，今年应该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强。这样一个成就当然不会使我们自满。我们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与世界经济第一强的美国相比，人口是他的4倍。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因为这个成绩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至少从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水平，在世界舞台上有这么靠前的一席之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的舞台上。
误解中国国际上流行的看法是中国人厉害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这影响了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实际上，这个看法里面包括很多的误解，经不起推敲。198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更便宜，中国的农民穷、技术人员收入低、干部收入低，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Made In China。如果说劳动力便宜，成本竞争有优势就有发展的优势，非洲的劳动力低、工人工资低，但是非洲生产的产品在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所以我说这个解释有错误，我们知道，有优势的要素需要有组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某种角度看人的工资很低，但是我们制度的成本很贵。贵到很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事情不但不能做，还不能想。很多事情不准想，很多不会做。aihuau.com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今天这个成绩，不单单是专家讲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中国真正的秘密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以及发展生产力组织形式，还有经济政策、法规相配合，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这个事情现在倒过去想，恍如隔世。诸如招聘工人，在20多年前属于不可以想象、很难想象的事情。因为当时有很大的思想压力压在大家的头上：雇工就是剥削，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消灭剥削。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安徽芜湖一个炒瓜子的，就是傻子瓜子，雇佣工超过8个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阵容，这个傻子瓜子的事情一级一级报给小平同志，请小平同志定夺要不要炒下去，小平同志主张不要动，一动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变了，后来我们在邓小平文献中三次看见傻子瓜子。为民谋利现在流行说农民工的工资低。我同意，但是真要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很多人说工资是老板发的，工人工资低就是老板坏，作为经济学家我理解，老板发工资就是受别的老板的影响，你发得低、别人高，好的工人就到别人那里了。所以鼓励民营企业家创业，能做企业家的就试试做企业家，这对工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保障，全世界的经验是一致的。留在海外的人用美国的话讲，美国的国人所得有60%分给劳动者，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增长劳动收入的比例这个没有错，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看世界上保护民营企业的地方，工人所得就会上升较快，我们过去把所有的民营企业赶尽杀绝就是制度性歧视的年代，工人的工资有提高吗？农民有当工人的机会吗？没有。所以像这样的问题要不是思想解放、要不是改革开放，穷的人还是很穷的人，我们开放了，组织成本降低、制度成本降低，转换了中国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工人待遇。从这个层面看，如果不持续改革开放，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有关的管理、规则改变过来，中国在往后还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会与不会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一直在强调鼓励民营企业家发展，鼓励去发现价值，发现市场，却忽略了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增加的变量就是学习，古代的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现在经济证明，同样的人，知识不同，学习能力不同，学习曲线不同，经济增长的表现就会差别很大。对此，我提出几点供读者参考。第一是市场变化。我们在公司里面会觉得现在的人工费涨得快，怎么消化是一个经营管理的大事情。反过来想，所有人的人工收入增长快，过去几年大概都是30%—50%的增长幅度，倒过来就是购买力的变化。柳传志对这个问题就很敏感，这几年一直对国内市场分析，我们13亿人口，8亿农民人口购买不积极。由于国家的政策，现在的收入存在往下扩张，带来国内市场很大的变化。最近很少有人讲生产能力过剩，国内看消费，衣食住行娱全部在变，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收入变化之后不但是量的变化还是质的变化。万科的王石说要学习中国制造业企业，一件事情可以批量地做，为什么？我当时很受启发，我们现在的时间成本上升了，买一个房子自己装修，人的时间成本很低的情况下是一个合理的优势，随着时间成本变贵这个模式不合理，要有人对这个灵敏的变化作出反应。现在讲的城乡协调发展，不光是政治上的说法，也有很多的商业机会。我们的两、三亿人进城，城市土地紧张，但是农村的土地没有用好，城市地价是几千万、上亿的量级，农村却有大量的闲置土地。此前，重庆有一个“重庆农民工日”，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农民工说这个地方的房子买不起，家里的房子卖不掉，现在的浙江、成都的做法就很具启发性。帮农村建设，原来占地很大的传统生产方式集约化，土地腾出来变成拿给城市用，几方可以得利，这需要企业家来配合这个潮流，发现价值。王石讲原来定位是中国城镇住宅供应商，我前天见他的时候他说把前面的城镇拿掉，几亿农民不是需要好房子吗？不是需要合理的住宅区吗？这里面没有机会吗？所以对市场的敏感是学习的环节。第二是主角。规模大了，企业的驾驭变化变成极大的挑战，以前是外部的舆论环境不公正，使民营企业得不到好发展。我在访问青岛海尔的时候，张瑞敏讲去年的海尔销量是1000亿人民币。张瑞敏讲海尔今天是一支大游击队，离真正成功的公司还早，他请国内最知名的管理专家来治海尔的病，就是流程再造，就是把原来的方式改变，原来就是工人劳动成本低，结果掩盖了其他方面的浪费，现在的成本变动了就要做相应的变动。我们知道牛根生是搞牛奶的，带领所有的高层管理干部到丰田学习，就是要学习动员更多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第三是我们的学习曲线非常重要。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值公司，市场领域说台风大的时候猪都会飞起来，我们现在飞得过瘾，但是风会变化，变化的时节这个猪能不能安全落地，要有所准备。看到钱这么多，大家都挺高兴，这个钱多是好事情，但不会用钱就是很大的灾难，实际上很多钱是白来的，是市场的“风向”变化带来的。我们经济学有一个数据就是讲“天上飘来”的理论，这个东西来了不用客气，但要把这个钱用好就很不容易，尤其不要产生误解，认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投资能力强带来的，结果再投资的时候就有可能脱离自身的实际能力，脱离对现实局面的实际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很多的钱财也很有可能会毁掉你的公司。（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