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再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
答叶祥松同志（之一）
许兴亚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并不存在所谓“逻辑上的矛盾”。“无产阶级”及其“赤贫”，是指雇佣工人的经济地位，而不是单纯从字面上理解的“有产”和“无产”的意思。“中等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决不是要去刻意培育这样一个“中等阶级”。“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提法不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也不能变。我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该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阶级
《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发表了叶祥松同志《应如何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一文（以下简称《叶文》）。文章对我在《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发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与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一文（以下简称《许文》），提出了商榷。《叶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问题；二、关于理论经济学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关于如何看待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内的“左”右两种倾向。本文首先回答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叶文》对《许文》的不当诠释
叶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与我的那篇文章商榷的。然而《叶文》在多处，特别是在其第一、三两部分中，基本上却是在曲解了我的观点后，才树立起自己批评的“靶子”的。就这些地方而论，《叶文》不是在与我争论，而是在与其虚拟出来的所谓“《许文》的基本观点”论辩。
即以《叶文》的第一部分为例。《叶文》所摘引我的那段原文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也就是‘三个代表’的立场。‘三个代表’的核心，我认为是在于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决不只是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或所谓‘中间阶级’的利益，虽然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于：在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划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所谓的‘中等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决不是要去刻意培育这样一个‘中等阶级’，也决不是要刻意地去建立一种鼓励一部分人通过搜刮和聚敛社会财富的方法，踩着社会其他成员的身躯‘向上爬’的机制。”
《叶文》对我这段话的总的概括则是：“《许文》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为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或所谓‘中间阶级’利益服务，丧失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
但事实上我不仅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这样说，而且迄今也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也像《叶文》一样认为：“我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能站在大多数劳动者的立场上建言献策”，并在那篇文章中我也反复指出了：“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都是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也都理应努力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而《叶文》却不但曲解了我的原意，而且以“经济学家”整体的名义说话，把我推到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对立面。
《叶文》在这样介绍了我的“基本观点”以后，又以“按照《许文》的观点”的方式，对我的观点做出了如下“翻译”：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而不是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或所谓‘中间阶级’的立场。”
然而我的原文却是：“……而决不只是……的利益，虽然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只代表和维护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和‘中间阶层’的利益，放弃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然而在我的文章中从头到尾却根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话。“我们”？“我们”是“谁们”呢？
“第三，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刻意在培养一个‘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是刻意去建立一种鼓励一部分人通过搜刮和聚敛社会财富的方法，踩着社会其他成员的身躯向上爬的机制。”
这就不仅把我推到了“经济学家”和“我们”的对立面，而且推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对立面。而这从我的那篇文章中更是找不到哪怕只言片语的证据和根据的。
实际上，《叶文》不过是把我国少数“经济学家”，当作了“经济学家全体”、“我们”，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代名词，而把我关于“不”应当采取的某些立场的说法，说成了对这些“主体”的指责。这怎么还可以说是“为了避免曲解《许文》基本观点”而对我的观点的“照录”？不仅如此，《叶文》还把我在“要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戒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个题目下所列举的几个“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例子，“嫁接”到了我在另一个题目下谈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已经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这段话之后，并说这就是“许教授列举的经济理论界上述‘右’的表现”。《叶文》嫁接得如此不留一点痕迹，就连我自己最初一看都有些惊讶：我是这样列举的吗？
《叶文》这一类的话还有很多，例如：
1．“《许文》的上述观点，……也不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对我国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立场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估计。”
2．“许教授认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工作者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3．“《许文》也夸大了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至于说……更是无稽之谈。”
4．“许教授认为，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主要是‘右’了，而不是‘左’了……”
5．“许教授和某些经济学家在此类问题上总是摆脱不了姓‘社’姓‘资’的困惑。”
6．“问题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界有一部分人打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否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潮”。如此等等。
《叶文》给我列的如此罪状共达12条之多。尽管如上所列第6条可以看作是针对某种所谓“值得警惕”的倾向的，但因是放在了与我商榷的这篇文章的最后，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我的那篇文章也是逃脱不了与这“股”“思潮”的干系的。然而，《叶文》是使用了“无稽之谈”的说法的。作者显然应懂得“稽”就是“考察”、“对证”和“根据”的意思。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是到了连学术规范都应该认真“规范”一下的时候了。不过这一次我确实说的是“我国经济学界”，因而也是包括了我自己和叶教授共同在内的。
不过，尽管如此，撇开这些枝节性的问题,《叶文》从正面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认为也还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关于这个问题，《叶文》对我的批评主要有“3点”。这里首先讨论一下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本身”有关的部分，即《叶文》所说的我的“2个错误”。《叶文》是这样说的：
“关于第一点，《许文》至少有2个错误：一是逻辑上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不能等同于全人类的立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除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和非劳动人民，这部分人不能排除在‘人类’之外，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代表他（她）们的。二是《许文》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个时期，赤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确越来越少了，有产阶级或像《许文》所说的‘中等阶级’却越来越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也应与时俱进，因此在现阶段，决不能忽视‘中等阶级’的利益。”
先来看所谓“逻辑上的矛盾”。其实，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就是全人类的“立场”，而绝没有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等于“全人类”。因为这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和关系,因此，当我说“甲立场就是乙立场”的时候，您是不应该责备我把“甲”当成了“乙”的。
再来看《叶文》的正面论点和论据。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叶文》的论点和论据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不能等同于全人类的立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除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无产阶级和非劳动人民，这部分人不能排除在‘人类’之外，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代表他（她）们的。”
其中的第一句话，就不仅违背了事实和逻辑，而且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的。在这些常识中，最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提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这是由无产阶级自身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没有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同的自身特殊的利益。更何况，自从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加在一起，从来就都构成人类社会成员的大多数；而且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也是由他们推动的。
不仅如此，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全人类”中，已经包括了《叶文》所说的那些“非无产阶级和非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既然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而解放全人类，其中也就已经包括了也要把这些“非劳动人民”从“资本”这种“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像《叶文》那样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代表他（她）们的”，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最后，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看，也应如此。既然我国现阶段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已经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可以反而不再继续代表它们的根本利益，而“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了呢？
关于《叶文》所说的阶级和阶层的变化
《叶文》所说的我的第二个错误，是我“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那个时期，赤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确越来越少了，有产阶级或像《许文》所说的‘中等阶级’却越来越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也应与时俱进，因此在现阶段，决不能忽视‘中等阶级’的利益。”但是，说我“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以来……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找不到任何证据或根据的。而且《叶文》不仅任意改变对方的论点，也任意改变自己的命题。本来是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突然却加上了“赤贫的”定语，但这样做同样也是于事无补的。这是因为：
首先，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和“赤贫”，自始就是从工人阶级的地位方面来讲的，而不是单纯从字面上理解的那个“有产”和“无产”的意思。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也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及其“赤贫”，所指首先都是雇佣工人的经济地位，然后才是“相对过剩人口”这个意义上的“赤贫”。然而，即使后面这个意义上的“赤贫”，也决非如《叶文》所说的那样“的确越来越少了”。人们只要看看当今各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够了。更不要说贫困本身不只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其次，《叶文》说“有产阶级”或“中等阶级”“越来越多了”，这种提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阶级决非仅仅取决于收入和分配，而是取决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尤其是，“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已经有了特定含义的。正如恩格斯在1845年所说的：“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我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假借‘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例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也曾经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提法。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在1952年以后，就早已明确指出：今后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了。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时也多次指出：“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制造一个所谓‘中产阶级’，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来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可见，《叶文》对于“中等阶级”的理解和用法，也是不妥的。
再次，《叶文》错误地看待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现象。实际上，这种趋势即使在马克思时代也已经出现和存在，并非仅是在当今世界才有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因此，“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的条件下，个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逸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 这种变化“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最后，正因为如此，所以《叶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也应与时俱进”，其提法和内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只能有一个，是不能变、也不应该变的。如果改变了，那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了。而《叶文》所强调的却是“决不能忽视‘中等阶级’的利益”。因此，这种“与时俱进”，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也是值得质疑的。
关于“民营企业家”及其代言人的立场
《叶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的。《叶文》的原话是：“关于第二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学界有少数经济学家为发展民营经济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利益鼓与呼，甚至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也无可非议，因为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民营企业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者，我国的《宪法》和《民法》也明确规定保护私人财产和合法利益，……这里绝不存在丧失立场的问题。”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我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指责过什么人存在“丧失立场的问题”。问题反倒是在于《叶文》的几个提法。
首先是关于“民营企业家”的称谓。其实，这里我之所以给它加上引号，并不意味着我排斥这一部分人，而是因为我不赞成这种称谓，并且也不赞成有些人过分地抬举他们。而目前被我国不少经济学家甚至是所谓“官员”们称作“民营经济”的，其准确的叫法应是“非公有制经济”或“私营经济”。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一切公、私经济成分，从本质上看，理应都是“民有民营”的。而且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私营经济也并不叫“民营经济”，那时的口号也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现在为什么反倒可以只把私营经济独独地称作“民营经济”？
其次是关于“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力军”的提法，这也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提法。因为私营经济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只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漫长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放手大胆地发展它、利用它，并且使之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因此“生力军”的提法，我认为是不妥的。
再次是《叶文》所谓“甚至也可以说是‘民营企业家’和‘中间阶级’的代言人”的“少数经济学家”立场问题。《叶文》在这里实际上是把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与这些经济学家同样应当采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混为一谈了。而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论他们研究和关注的专题和领域是什么，基本立场则必须是共同的。因此，即使我们的同志在为这些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排忧解难”和“鼓与呼”的时候，也千万不能忘记了：我们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这个框架内来研究和考虑这些问题的；千万也不能忘记了：在非公有经济之外，还有同样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在这些私营企业家之外，还有更加广大的人民群众。此外，即使在我国现阶段，对于私营经济的方针，也仍然是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又要积极的引导，努力使之真正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那么，这些同志又怎么可以“仅仅”站在私营经济和私人企业主的立场上呢？
至于《叶文》所说，“许教授认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工作者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云云，因为这完全是“无稽”可考的，这里就不作进一步的辩解了。
关于《叶文》所说的“负面效应”和《许文》所说的“机制”
《叶文》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三个论点，是所谓“《许文》也夸大了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些责任决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承担的，更谈不上是经济学家丧失立场而造成的”。接下来就是“至于说……更是无稽之谈”云云。由于这也都是《叶文》强加于我的，所以本来也是可以不再做出进一步回应的。但《叶文》既然提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所谓“负面效应”及其“责任”，所以也还是值得回应的。
可以看出，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不过是：我国经济学家在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中，也一定要把立足点放在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应当把改革的目标理解为“刻意地去建立一种鼓励一部分人通过搜刮和聚敛社会财富的方法，踩着社会其他成员的身躯‘向上爬’的机制”。而《叶文》则把这说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已经“产生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的产生，又仅仅是由于“一部分人利用‘双轨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法规的不健全钻了空子”，以及“政府工作的失误”等等造成的。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在指导思想上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要不要防止把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理解为“刻意造成”这样一种“机制”，反倒好像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至于说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负面效应”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问题，《许文》本来也并没有涉及。但既然《叶文》说的是“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那么，“一定的责任”就总还是要承担的。至于各个不同的经济学家应分别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承担多少，以及如何承担等，则是另外的问题了。
（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