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任务。报告全面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及其意义，也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学界却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1]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问题的提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已经写入我国的宪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自始就是并不存在的。我国经济学家面临的只是如何更好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的问题，而不是所谓“中国经济学的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现状
在关于所谓“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有一种见解，认为在中国，经济学一直是一门“舶来”的科学。而传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不过是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不错，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是到了近代才从西方传入我国的。但是，与此同时，传入的就不仅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是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再是一门单纯“舶来”的学说，而是变成了植根于中国这片沃土的活生生的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今天，它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它们都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贡献。因此，前述见解不过是一种鄙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为不足道的见解，是一种妄自菲薄的见解。
在此，我认为应当分清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是否存在、是否正确、它的主导地位是否需要用别的什么学说来替代，以及是否需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来对它加以“综合”、“补充”或“修正”问题；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需要丰富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三、关于时代问题的看法
例如，有的学者在谈到本世纪下半叶起包括整个21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的“质的规定”时，就仅仅指出了“总的来说，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种前进”，而未作进一步的明确[2]。我个人则认为：整个20世纪和下一世纪，都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和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究竟‘过渡’到哪里去呢？但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敢提出这个问题。”[3]
在今天，如果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不敢再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趋势，同样是不彻底的。我们今天不但需要时代的经济学，同样也需要时代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使多了一点像对“孙女”那样的“偏爱”[4]，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
四、关于“市场经济一般”的提法
现在，在我国经济学界有一种时行的作法，就是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与所谓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例如，有的作者就提出：“现在是从20世纪人类惨痛的失败经历和幸运的高速发展中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把经历过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这一变革后的市场经济称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就是市场经济一般在当代的形式。……作为市场经济一般在当代的表现，当代市场经济一般，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其激励人们的创造精神，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吸纳当代科技成果，凝聚各种经济资源，推动经济普遍增长，促进地区开放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等等作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承认。”“这是20世纪全人类经历百年兴衰演变得出的最宝贵的，也是最基本的，首要的，也是最具广泛共识性的结论。”[5]
这哪里还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哪里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可言？不仅如此，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各种“非常革命的作用”，也统统记到“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的帐上了。难道人们真的可以相信：只要把刷子“归纳”到哺乳类动物中，刷子就会长出乳腺来？
实际上，不论“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还是“市场经济一般”，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一些人所讲的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我们所要建立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次，他们这里所依据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6]
与此相联系，就是对于“计划经济”的极端的态度。例如说什么“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错了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还是商品经济”[7]等等。甚至在有的媒体上，竟然出现了所谓“我们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一类极其错误的说法。
其实，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不等于”，是说“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这与“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和“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说“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我认为，这也完全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的。因为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只能回答他们这一时代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
最后，既然有了“市场经济一般”或“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这个理论上的支撑点，那么，“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成了似乎必须大声疾呼的了。因为据说，西方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特别是“研究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如何优化”的。“因此西方经济学又可以叫做市场经济学”。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据说“虽然也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但它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并且对于市场经济的论述也“没有当代西方经济学论述得那样精密的精致，而且它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研究的”。因此，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就是：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以外建立一个“概念体系都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学”[8]。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的回答，似乎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了。
五、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呢？我认为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联系和区别。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以及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包括古典的、也包括庸俗的）批判而创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事实”，它的规律是客观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上，运用不同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所说其实是同样的事实，甚至有时也会说出同样的话，这是毫不奇怪的。区别就在这个“立场 、观点和方法”上。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它们仅仅是两个不同的学派，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它们可以“兼收并蓄”、相互“融合”。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谁兼并谁”、“谁收蓄谁”的问题。尤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纳入所谓“现代经济学”（其实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轨”（其实是斜轨）。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和科学的；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物和辩证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狭隘的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体系（德文System，我国原译为‘制度’，此处按德文改译——笔者）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9]
至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特点则在于：一是它的庸俗性，即其肤浅性；二是它的辩护性，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三是它的调和性，就是调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要“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10]。
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是互相对立的。试图把二者的关系说成是可以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关系，是不能成立的。
二是关于西方经济学名称。
首先我认为，对于流行于当代西方各国并且占据统治地位的各种经济学说，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当为其正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80年代以来，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为“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心有余悸，害怕叫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会妨碍对它的研究和借鉴。但是，不叫这个名称，反而引出了更多的麻烦。恢复它的本来的名称，并不会妨碍对于它的借鉴和运用。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其诞生的时候，所能面对的只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今天我们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样离不开批判地分析和借鉴资产阶级经济学。
其次，在高等学校里，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的“西方经济学”，我认为可以把它改为“国外经济学”。但是，应当改变该门课程及其教材现行的教法和写法。尤其是必须彻底改变照搬西方国家中“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和体系做法。改革以后的“国外经济学”，可以作为高校经济学类本科高年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也可以作为经济学类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在课程的教法和教材的写法上，既要有客观的介绍，又要有（非有不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或评价。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致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七、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
那么，在作了上述的界定之后，对于范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能否将其简单地定义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或优化配置）的学说呢？我认为也是不可以的。
这首先是由“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决定的。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不可能只反映其“市场经济”这一方面的内容，而不反映其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
其次，这也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的。
再次，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并非都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著作，就是如此。
因此，我认为，即使从“市场经济”或“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出发，舍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并且由此出发而“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的主张，也是并不可取的。
（原载陈德华、宋光华、许兴亚、尹效华编：“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理论·改革·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 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 同上书，第11页。
[3]《列宁选集》第2卷，第6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2页。
[5] 同上书，第32－33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32－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39页。
[8] 同上书，第2页。
[9]《资本论》第1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