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以上海、江苏、浙江组合而成的“长三角” 地区，其占地面积仅是国土面积的2.1%，这个小小地方，不仅创造出了全国22%的GDP数字这一奇迹，也占据着近1/3的外贸出口总额和近1/4的财政收入，而且投入中国的外资也有一半集中于此……迅速崛起的“长三角”，成功取代了以前的“珠三角”，成为了领跑中国经济的新火车头。然而，当人们乐观地勾勒出“长三角”的经济图谱，并试图让它成为中国其它地区经济发展参考蓝本的时候，却发现火车头的动力已经不足，一些重要的参照数据开始“喘息”——据统计，“长三角”近几年的相关经济指标不仅不能保持原有的发展势头，反而开始出现回落。如今，人们最感关注的是：在较为先进的技术装备以及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这些“王牌”的支撑下，是什么卡住了“长三角”这条经济巨龙的脖子？□本刊记者 宋萧龙头舞动 “长江边的中国”试图崛起如果长江是龙，“长三角”就是龙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上，正式宣布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重点。这个由当时的最高决策层集体画下的“圈”，其影响力波及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紧接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南海边画下的那个“圈”。无可否认，在现实中国，决定任何一件经济大事的首要元素，就是所谓政策面——强烈的政策倾斜，一举启动了“长三角”猛然发力的进程。加上独特的区位优势、传统的技术基地优势和出口贸易优势，源源不断的外资驻入更使“长三角”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这也很快让“长三角”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能够成功促使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快速发展，成为国际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火车头。 aihuau.com业内人士曾一度认为，这个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模式，特别是随着国有、集体、私营、外商独资与中外合资、股份制等混合经济的全方位发展，这里的经济指标对全国的贡献份额不断增大。以GDP统计数据衡量，2000年—2004年长三角占全国GDP的比例是逐年攀升的，到2004年已达2877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的21.1%，达到了一个1/5强的高峰值；到2005年总量上升，但所占比重开始回落，达33859亿元，占18.6%；2006年达39526亿元，占全国的18.9%，趋于平稳。总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长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说明了这里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化指数快速提升。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在中国，“长三角”有着最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对于拥有政治中心的北方，“长三角”在经济和商业文化上更为开放和前瞻；相对于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的腹地则更为宽广，它可以说是以整个长江流域为腹地的；今天，透过内地武汉城市群（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圈（长江上游）崛起的连锁反应图景，已经依稀可以看到“长江边的中国”整体崛起的影子。然而，眼前的这条龙要舞动盛世中国，似乎还尚欠火候。“长三角”这个曾经神气活现的经济龙头，已然受制于种种发展中的暗礁和涡流。时势变局 前进步伐开始大幅放缓让我们从一个普通的企业个案开始。上世纪的90年代初，在浙江的一个小县城里，一家缝纫小作坊诞生了。三年后，小作坊变成了一家在当地较有声誉的服装加工厂——友奇服装，当年的小作坊老板王友奇也当上了老总。借助“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契机，友奇服装加工厂开始超常规快速发展。王友奇至今还沉浸在这段快乐的“发家史”中，他告诉记者：“到1999年，我们已不再局限于服装的加工生产过程，而是延伸到了服装设计等领域，友奇服装的固定资产也直逼千万大关，这不仅使我们成为当地知名的企业，也渐渐引起不少同行的关注。”新世纪伊始之初，友奇服装公司似乎也已立足于一个事业的新起点。也在这时，王友奇打算把生意做到国外去。然而，在开拓国际市场这一条道路上，友奇服装公司的发展不再是艳阳高照，相反，这一路开始变得风雨交加——由于善于模仿曾经是浙江一些企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种模仿到了极端就是义乌的批发市场，什么名牌都有仿冒的”，王友奇说，“大家都知根知底，一个人搞了什么新产品、新设备技术，第二天发现大家都这样干了。这样的结果是谁都不创新，都靠压价竞争。”这正是友奇服装为什么在继续发展这条道路上会举步维艰的原因。结果到了今天，除了友奇服装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远去外，一大批同类服装公司的发展之路也越走越窄，可谓两败俱伤。在王友奇的话中，我们看到的是“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城市经济结构趋同的缩影。这种模仿的惯性，正困扰着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集群经济的升级，不少企业也正因为缺乏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发展的道路上中道夭折。而且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持续衰退，市场竞争的演化加剧，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局等，“长三角”的许多民企老板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普遍的反映是，货不好卖了，地拿不到了，钱贷不到了，项目更上不了了，一种郁闷的气息正在弥漫开来。“企业还没投产，产品价格就往下掉，开工量只有产能的33%。我们现在连办公用房都盖不起来了。”江苏省吴江明港公司水泥厂厂长姚真峥愁眉不展。姚真峥所在的公司投资4500万元建造了年产60万吨的水泥厂，厂刚建成，水泥行情就开始下滑，企业只好在施工时搭建的两层简易房里办公。“市场变了，效益不好呀。”姚真峥一声叹息。 在“长三角”的经济图谱中，感叹的不只是姚老板一人，效益不好的也远不止于水泥行业。数据显示，自2005年上半年起，“长三角”16城市的GDP增幅同比回落了4.5个百分点，比2004年全年回落3.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三省市的五项重要经济指标也同样处在下滑态势：工业增长速度陷入“瓶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外资增速下降、信贷和外贸出口增速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就这样，领跑中国经济近10年的“长三角”，首次大幅放缓了前进的步伐。一时间，从媒体到政府，从学界到业界，都纷纷在讨论：“长三角”到底怎么了？繁荣背后 难逃自身发展瓶颈的制约事实表明，一直以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长三角”，已难逃发展瓶颈的制约。“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的背景下，‘长三角’依靠过去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如今的‘长三角’地区发展已面临资源瓶颈、土地瓶颈、产业升级瓶颈的严重约束，亟待进行产业重构和区域的调整。”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专家、环资学院院长曾刚一语道破天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支撑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一条节约型发展之路。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频频遭遇“地荒”、“电荒”等，充分说明这种建立在资源驱动之下的高增长最终难以为继。请看：其一，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中，最集中的体现是土地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如今，在整个“长三角”，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仅为约2亿元/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国际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的1．25%。业内人士郁鸿胜指出，在“长三角”，年产出100亿元的开发区有100多个，这样的产出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土地资源的“滥用”为支撑的。根据计算，按照目前的土地批租速度，13年后，“长三角”将无地可用。没有了土地要素的支持，“长三角”所指望的“国际制造业转移机遇”无疑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二，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缺电”，其中江浙两地更为严重。大面积的缺电使得区域内众多企业经受了“开五停二”或“开四停三”的减产之痛。资源的紧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环境，有些外商对到“长三角”投资开始持观望、等待态度。另外也有部分“长三角”区域内的企业由于难以承受缺电之痛，开始向外搬迁。在出现“缺地”和“缺电”资源紧缺中，另一困惑也开始撕扯着“长三角”的神经：环境污染是整个“长三角”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其进一步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 “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任务艰巨，生态环境退化，灾害频生，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事实上，“长三角”也并不是没有在节约能源、降低排放方面进行投入。在有关部门组织的“发展循环经济”中，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标本项目”。可是就在这些项目接连上马的过程中，“长三角”的排放和能耗并没有明显下降。关键问题在于，在发展过程中，“长三角”还没有真正培育起鼓励资源节约的市场环境。不仅如此，产业“同构化”现象在“长三角”又一次悄然出现。目前，创意产业园、物流园区、港口码头、商品市场、中央商务区等现代服务产业在“长三角”各地纷纷上马，不少园区定位相似，招商乏力，相互间缺少统筹协调和互动。对比“长三角”工业化勃兴时期，“16城市中11城市选汽车、8城市选石化、12城市选电信”的历史，“长三角”各地如今在谋划产业升级过程中，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思路和做法上，似乎又一次“不谋而合”。 同时，“长三角”在吸引外资上虽然总量较大，但外资产业层次不高、水平较低，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分析，“长三角”地区经历长期快速发展之后，伴随着资源消耗的惯性增长、成本的刚性上升和同质化竞争中的效益递减，瓶颈开始凸现，经济发展速度回落成为必然。减速、盘整、调整方向，寻找创新驱动之下的质量效益型新增长方式，已经成为“长三角”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不二选择。 深度剖析“经济蓝本”的教训与警示“‘长三角’的问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多年来的两种崇拜心理：GDP崇拜和FDI崇拜。”经济学家严正明说。 GDP（国内生产总值）本来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术语和概念，其科学性不容置疑。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GDP在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后变味了，以至于某些地方出现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怪现象，这里面的数字，当然指的就是GDP。而就FDI（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当地方领导感觉到GDP的重要性时，对吸引外商投资的热情自然就非常高涨，随着GDP崇拜一起水涨船高——在“长三角”地区，前些年曾经此起彼伏地上演着吸引外资的竞争和较量，时至今日，不少地方仍乐此不疲。 当然，GDP崇拜和FDI崇拜不是“长三角”地方领导的专利，这种心理在全国有普遍性。但是，由于“长三角”地区的特殊条件，所以，该地区的吸引外资的速度和数量，一直远远高出国内其他地区。 投资500万元以上者可享受“超国民待遇”，拥有交通违规免于处罚等特权；以极低的土地出让价吸引外资，有时甚至是“零地价”……这些都是各地官员在“参观学习”时曾学到的“重要内容”。在浙江北部的一个县，政府还将各种外资来源定向分派给县里的各个部门，如民政局负责吸引韩资，农业局负责吸引美资等等。蜂拥而至的外资，快速创造了“长三角”经济的辉煌。但辉煌的背后，却埋下了严重的隐患。现在，“长三角”已经初尝“外资依赖”的苦涩滋味：“政策洼地”固然可以吸引一定的投资，但其负面效应之强大不容忽视。 其一，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著名环保专家梁从诫先生曾经表示，中国在为全世界的消费者生产产品，同时也变成了世界垃圾场，成了“世界的泔水桶”——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试问，“长三角”地区星罗棋布的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多少是供给中国消费者的？其次，所谓的“世界工厂”，很多并不是中国的工厂。当中国的专家学者高呼自主创新的时候，这些外资工厂即使创新了，是谁的创新，是中国人的吗？会给中国人吗？其三，在整个的产业链条中，中国从业者赚取的是最微薄的加工费，用他们的血汗堆出的财富金山，实际上绝大部分已成为国际资本的囊中之物。 而且，这样的政策导向还严重压制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企的发展。“外资有税收、土地方面的优惠，是‘大太太生的’；国资有银行贷款的便利，是‘姨太太生的’；只有我们民资，什么优惠政策都没有，什么该缴纳的却一样少不了，简直是‘丫环生的’。如今却叫我们‘发挥潜力，自主创新’，可我们拿什么去‘发挥’呢？”。这是浙江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牢骚，尽管有些偏激，却也道出了外资“政策洼地”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之烈。“‘长三角’企业以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中国科技大学讯飞信息有限公司总裁刘庆峰说，“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胜过千军万马，抽走他们一大半的血汗钱。” 刘庆峰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在家电、汽车、电子等诸多行业，“长三角”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严正明据此指出：“我们并不反对吸引外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不但要了解GDP数据和FDI数据，我们更希望了解‘长三角’的中国本土企业，他们在当地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有多大，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什么样的水平，有什么样的潜力。如果这些数据是持续增加、不断攀升的，那么，即使外资流入减少了，‘长三角’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才可能是真正的龙头。” 同时，我们还必须警醒：“长三角”今天面临的问题，“珠三角”昨天曾经面对，现在也还在继续面对，而其它地区在将来也同样需要面对。说到底，“长三角”目前面临的问题，都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绕不过去的“生长痛”。由此，将这个“经济蓝本”进行解构，对其他地方的发展而言，警示和借鉴意义非同一般。未来展望 摆脱迷局之路有所突破10多年来一直领跑中国经济，“长三角”模式被奉为国内经济发展的蓝本，但如今的“长三角”面对外界的这一定义已经深感压力。人们开始说，现在“长三角”要被迫在变局中转轨。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一般经历四个阶段：要素驱动、资源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长三角”目前资源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以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竞争手段。如果说资源驱动是区域发展的必经阶段，“长三角”已经走到了这一阶段的尽头，尽快由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推进已成为“长三角”的主要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长三角”未来发展和可持续的率先发展目标的实现。新一届决策层已经明确提出，“长三角”必须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的主线。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长三角”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增强自主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米良据此指出，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率先发展，关键是要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要改变过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产业结构总体层次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资源和环境恶化、经济整体素质不高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onmouseover=displayAd(4);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4);>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坚持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才是根基。除了政策层面的转换和推进外，专家学者的具体意见也陆续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来。其中，“长三角区域合作”呼声极高——专家认为：处于“转轨”关键时刻的“长三角”，目前最大的先发优势不是经济基础的积累，而是区域合作的经验。而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对此已经作出了“大力支持，坚决促进”的公开表态，标志这一构想已经获得高层的首肯并将开始强力实施。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长三角’地区的财富积累进程，都与地方政府的作为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就财富积累和发展而竞争的体制特征，一方面成就了今天‘长三角’奇迹，另一方面，也使‘长三角’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区域壁垒、市场分割、要素利用效率低等难题。”业内人士刘志彪说。然而，横跨3个省级行政区，“长三角区域合作”一直受行政区划分割、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及区域污染等难题困扰。这些问题，依靠行政命令难以解决，而经过数年的磨合，务实的“长三角”人找到了一条更有效的利益均衡途径──按照市场机制来讨价还价。 在“讨价还价”中进行利益整合，最终达成合作共识，建立起合作的新动力。只有在这些问题上各地认清了各自的利益所在和互利的前景，才会对这一区域制度平台的建设真心实意地做出贡献。为了使“长三角”地区合作突破阻力实现更好的增长，还需要各地方政府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淡出具体的市场竞争过程，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让企业、市场、产业集群、行业协会、国际价值链等无形机制，逐步成为经济协调的主要力量；政府要利用《竞争法》等规制，冲破旧制度下的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使“长三角”地区按照形成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中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正面竞争的目标，全面实现该区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发展的效率。专家也指出，“长三角”应充分发挥高校和研究机构众多、科技力量强的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在一些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战略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开展联合科技攻关项目，努力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的自有产品和知名品牌，带动“长三角”地区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长三角区域合作”这一战略构架。的确，只有龙头的紧密结合，才能保证“长三角”成为一只真正能驾驭国际经济风云变换，能在将来腾飞九霄的巨龙之首，长江流域才有可能和谐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