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多少制度成本需要对冲？
中国人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心愿。因此，我们就看到了无数的家长，为了儿女的成长而默默奉献，他们累弯了腰，熬白了头，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感叹：养个孩子真是越来越难了。笔者从媒体上得知如下两则新闻：
2005年8月12日，重庆南川水口村四社，江西财经大学职业学院大二学生周密家。刚收的玉米棒子小山似地堆在堂屋，54岁的周母夏体合在遗像框里静静地看着这个20年未曾修缮的家。猪圈里，为周密缴学费养的七头肥猪已卖，用于周母丧事。周密说，自从她考进大学，为挣足学费，母亲没日没夜拼命干活，第一年靠借钱才凑齐学费。今年新学年又需8000多元，但现还差5000多元。“为我读书，母亲耗尽了心血。”在周母的悼词中，有这样的文字：一个女人，10多年来，每天仅睡5个小时，白天种5个人的地（六七亩），晚上要喂六七头猪，在地里一晒就是一整天…… 周密的家庭是中国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境的一个缩影。为了承担子女上大学的费用，相当多的农民因高昂的学费而致贫。（参见：《重庆晚报》“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
无独有偶，仅仅过了一个月，又有一位父亲为了儿子的学费，献出了47岁的生命。
2005年9月18日凌晨30分，谢光福实在撑不住了，刚到家门口，突然昏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为了供上大二的儿子谢中华，重庆市綦江石角镇白云观千秋村47岁的农民谢光福每天劳作18小时以上。儿子谢中华怎么也没想到，中秋月圆夜，回家看见的是父亲冰冷的尸体。谢中华的母亲况维芝说，为了儿子每月400元的学费，谢光福每天劳作18个小时以上。他经常说：“我头昏，心里慌。我很累，但必须给孩子找生活费。”门诊医生认为，谢光福的死应该是劳累过度、加上天气又热引起的。千秋村共2058人，自恢复高考以来，20余年了，千秋村就出过两个大学生。一个是谢中华，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同年考上军校的刘洋。（参见：《重庆晨报》2005年09月19日）
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不是有学生贷款吗？不是有助学金、奖学金吗？为什么不去申请贷款和奖学金呢？
我们知道，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两位值得尊敬的学生家长是在用自己的勤劳对冲教育制度的成本。可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陈志武，2004）
周密的母亲和谢中华的父亲都是中国农民中勤劳的典范，他们一天劳作18个小时！然而，他们居然无法为自己的子女筹齐微薄的生活费，最后，还把自己给累死了。让我们回头再看陈志武教授的分析结论，他说：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陈志武，2004）也就是说，中国人忙得一塌糊涂，可是，还是很穷。因为我们的许多忙是在对冲低效率的制度给我们带来的负荷，因为制度效率低，注定了一部分人必须受穷，而且是忙碌不堪地受穷。
制度！对，就是这个制度。教育产业化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教育投入、消费观变化，使得抚养子女的成本绝对数以数倍甚至是数十倍地增长，抚养费用在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比例增长。其中，教育方面的支出则是呈现几何级数增加。
综合起来看，中国人需要用勤劳对冲的制度成本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官僚体系庞大臃肿而且不作为、效率低下；教育投入不足；社会歧视；金融腐败和低效率等等。
制度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种种负担，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没有这个创新，仅仅是凭借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对冲这个成本的。而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对于政府来说，要低收入的农民通过勤劳来对冲高昂的教育制度成本，那是残酷的，也是失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