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分析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实践。人类在进入20世纪时，以西欧、北美为策源地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广为认可的社会制度。除了马克思、维尔·桑巴特和霍布森等少数批评者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经济制度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经济学也发展为狭隘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但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经济学家的看法，并从此激活了经济学家关于制度比较分析的思维细胞。此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劣及其可行性的争论,成为制度分析在30年代到90年代主要的研究对象，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导致了以“制度比较分析”作为主要思路的“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但从比较经济学早期的文献来看，主要将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种经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制度在当时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其实就等同于“主义”。[1]
二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并自主选择了本国的经济制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制度开始走向多元化。当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人们为这一理论的巨大动员力而震撼不已，也为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而叹服，更为其鼓动的巨大社会力量而震惊。就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种社会制度的风化和趋势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关于两种制度的激烈争论。以马克思经济学家为主的学者（也包括少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如科尔内）致力于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试图揭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可行和理性设计的谬误。争论中，前者的主要理论支撑来自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和批评，以及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描述和预测；后者的理论则直接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管理有方的社会”以及“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它类比地描述了追求自利的个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调控）的思想。哈耶克这样描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扩散：“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按照刻意的方式调整所有的社会事务肯定要比任由个人在他们之间发生明显杂乱的互动关系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于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治群体都主张，在实现某个目的的过程中，必须由中央政府对人们的大多数活动进行指导”。[2]他指出：“在上述信念不断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重构社会的过程所隐含的某些最为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问题做出成功的回答了。”[3]哈耶克所置疑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指：“在一般意义上，人们是否真的可以被相信具有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行来说极为重要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尽管社会主义者自己对于这种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也没有明确的认识。”[4]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试图追求的是个大致相似的目的，即实现一种不受资源私有制支配的分配制度。但对资源控制的制度又不可能通过一种把一系列相互冲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的的重要性精确排序。哈耶克指出，个人知识是以分散形式存在于不同个体大脑当中的，只有当这些知识被交流而形成共识，一种交易才可能发生。此外，只有当知识的传播扩散显性化为一种可以辨识的知识并被所有共同体成员知晓，那么秩序化社会才会成为可能，但这决不是理性设计所能达到的。哈耶克关于社会计划和政府干预不可行的论证，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而遭到忽视。直到6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他的洞见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大批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一种“主义”出现了多种经济体制类型。转轨改革的现实证明，主义的争论和比较不完全等同于制度的比较，后者具有更为广泛和一般的涵义。而制度分析在此后则开始抛弃此前基于“主义”的比较分析方法，而转向纯粹制度本体论的比较分析，通过决策方式、信息、动力机制和知识传播以及文化等因素的比较，来阐释不同制度结构型构的历史路径及其经济后果差异。
[1] 参：John Bonin, J.,1977,“‘Transition’in Comparative Econom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6,No.1,PP.1-8.
[2] 哈耶克：《社会主义的计算》，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3] 同上，第176页。
[4] 同上，第176页。
